“国故”和“现代生活”

朱自清的论文《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创作于1926年4月11日，发表于同年5月9日《文学周报》第224期。

这篇论文写作的缘起，是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读到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几乎同一时期，“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那么，朱自清的“端绪”又是什么呢？顾颉刚、杨金甫等人又是什么样的“文字”而引起他的“端绪”的呢？这便是他们论述和提倡的“国故学”方面的研究。

朱自清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中，对五四以后的传统旧学势力的复辟和现代精神的淡薄深感不安。在文章中，他不无忧虑地说：“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朱自清所说的“旧时代”，就是指他们对于“旧时代”学术的过于迷恋式的研究，对于现代生活却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在当时的情境中，应该说，朱自清的感觉是有道理的。为了科学地利用古代，改变这种钻进旧书堆中的研究，朱自清认为必须站在现代的立场上，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研究的途径，我也说了：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做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现在中国地质的研究颇有成绩，这种通常不算入国学之内，但我想若将国学一名变为广义，也未尝不可算入。这两种工作都须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现在从事的人似乎都很少。——传统的和正宗的空气压得实在太厉害了！”

关于“国学”“国故”或“国故学”的研究和讨论，朱自清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实际上在学术界已经进行了两三年的时间。为了更清晰地厘清和理解朱自清文章的观点，我们可以先大致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形。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由于胡适在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这一“国故学”或“国学”的概念几乎是“一锤定音”，被中国传统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关于“国故”和“国故学”，在时隔一两年后，再次引发了不同的争论。1924年，吴文祺在《重新估定国故学的价值》中说：“整理国故这种学问，就叫作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曹聚仁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一文中，也自信地称：“‘国故’与‘国故学’，非同物而异名也，亦可非简称‘国故学’为‘国故’也。‘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其对象之科学也。”其实，早在吴文祺和曹聚仁文章发表之前，毛子水就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中说过：“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也就是我们的‘国新’了。这个学问，应该叫‘国故学’。”“国新”也是一种新提法，用毛子水的说法，就是“国故学”。接着，毛子水又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里进一步说明：“所谓‘补苴罅漏’，纯粹是国新，所谓‘张皇幽渺’，纯粹是国故学，亦就是国新的一种。”这种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但是，吴文祺和曹聚仁再次旧话重提，引起了学术界的再次争论，而且“国学”和“国故学”又被反复阐发，可见当时对于这门学问，还是有人认识不清并存在争议的。

认识不清和存在争议，具体表现在，一个是珠石杂糅，一个是混淆视听。本来就不赞成“整理国故”的陈西滢在《西滢跋语》里坦率地表示：“我们试问，除了适之先生自己和顾颉刚、唐擘黄、钱玄同等三四位先生外，哪一个国故学者在‘磨刀霍霍’呢？哪一个不是在进汤灌药、割肉补疮呢！哪一个不是在垃圾桶里淘宝、灰土堆中搜奇呢！”如果说这种珠石杂糅、泥沙俱下的研究还算是研究的话，有些“混淆视听”的勾当就很可笑了，或者是一些落没文人故意借此“还魂”。毛子水在《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一文中专门提出这点：“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许多可笑的误会。——如老先生们以骈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等为国学，听见人家谈整理国故，他们便得意扬扬地大唱其国学复活的凯旋歌。”这就难怪让很多人反感了。

其实，所谓“国故”和“国故学”，无非就是材料和学术的区别，并不难分辨。就算胡适一锤定音，把研究这一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简称为“国学”，其道理众所周知。但是就这么简单明了的事，现在还有人来“利用”，给自己贴金。这就好比现在流行的“茶文化研究”的争论一样，很多人也把茶、饮茶、茶艺表演，和茶文化混为一谈，以为自己喝了点茶，做个茶艺表演，就是文化了。茶是没有文化的，茶只是一种物，是茶叶的简称；通过浸泡等方法制作成饮品，也可称茶。我们通常说的“喝茶”就是指茶水。茶艺表演也不是茶文化，表演只是一种喝茶的形式。什么是茶文化呢？就是对茶的研究和与茶有关的学术成果，包括对茶艺表演的研究。套用当年“国故”和“国故学”的争论，就是“茶”和“茶文化”的争论。

朱自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了这篇论文。从此后朱自清放弃新诗的写作并基本上不再进行文学创作，而是把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来看，朱自清写作这篇论文是早有准备并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自己从事国学研究的新方法（从《中国歌谣》《经典常谈》等著作中可见一斑），即国学的研究要结合现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应该说这一见解在当时还是有独特之处的。

朱自清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即在学术界和创作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叶圣陶、周予同、曹聚仁等都撰文参与讨论，曹聚仁在1926年5月23日出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故与现代生活——和佩弦先生谈谈”的文章，认为“先生所讲的现代生活就是国故”。曹聚仁是朱自清的学生，是杭州浙江一师的高才生，很早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擅长杂文、小品文的写作。1922年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创办沧笙公学，长期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1923年5月还和柳亚子等人一起成立了“新南社”，是其骨干之一，并成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成了鲁迅的“师弟”。曹聚仁后来也办杂志，主编《涛声》《芒种》等文学刊物，一生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曹聚仁旧学根底很深，也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在读到朱自清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后，对朱自清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所以撰文来“和佩弦先生谈谈”。“谈谈”一语用得极好，不生硬，不强势，有坐下来闲聊的意思。

总之，关于“国学”“国故”或“国故学”的研究和讨论，在1926年春夏的文坛，引起了一番不小的讨论。 eHEdmQApppGelJzO9VXQhQ9SNhE6rTXxvamZUqyLusEXbkK5jaQ/Rv+lizKInw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