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清华园

朱自清在《初到清华记》一文里写了在北大读书时对清华的印象：“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那时也不认识清华人，有一回北大和清华学生在青年会举行英语辩论，我也去听。清华的英语确是流利得多，他们胜了。那回的题目和内容，已忘记干净；只记得复辩时，清华那位领袖很神气，引着孔子的什么话。北大答辩时，开头就用了furiously一个字叙述这位领袖的态度。这个字也许太过，但也道着一点儿。那天清华学生是坐大汽车进城的，车便停在青年会前头；那时大汽车还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

北大求学时朱自清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大半生都和清华大学关联到一起了，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与共了。初到清华的那段时间，朱自清还是挺快乐的，十多年后还有如此清晰的记忆：

初来清华，在十四年夏天。刚从南方来北平，住在朝阳门边一个朋友家。那时教务长是张仲述先生，我们没见面。我写信给他，约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写信时也和那位朋友商量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那儿？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有点儿急，车夫走得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牲园的路；以后就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夫，“到了吧？”“没哪。这是海——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而车夫说饿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略略可解闷儿。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渐渐看见两行高柳，像穹门一般。什刹海的垂杨虽好，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深，那时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大有长驱直入的神气。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这才真到了，心里想，可是大门还够远的，不用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钟，才真真到了。坐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搭过一两次，可真够瞧的。两条腿有时候简直无放处，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诗。那时海甸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常用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朱自清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一个朋友”，就是俞平伯。俞平伯此时已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二人虽然没成为同事，也是“同城教授”了。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写出初到清华的感动和快乐，相反的，还尽是路途的遥远和各种到达的辛苦，但字里行间还是传递着一种愉悦的心情。毕竟，清华和他从事五年的中等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还是在白马湖时，朱自清写过一篇文章《“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心怀不满，他说：“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都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么不变成浑淘淘呢？”因此，当春晖中学闹了学潮，许多同事如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等纷纷离职或不再兼职时，朱自清也萌生了换一种工作的想法，他把这种想法最先告诉的人就是俞平伯。1925年1月30日朱自清写信给俞平伯：“春晖闹了风潮，我们彷徨了多日，现在总算暂告结束了，经过的情形极繁……此后事亦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一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因从前在北京实在太苦了，好东西一些不曾吃过，好地方有许多不曾去过，真是白白住了那些年，很想再去仔细领略一回。若有相当机会，尚乞为我留意！”朱自清在这封信里，把自己的想法说得明明白白了，“商务”即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出版界影响很大，馆中有他不少朋友，如郑振铎、叶圣陶等，和他们一起编书、写作，想必也是愉快的。而北京，是他的求学之地，更是有很多老师、校友和同学，和他们更容易气息相通。

机会出现在1925年8月的暑假里，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请胡适推荐教授。胡适首先推荐了他的学生俞平伯。而俞平伯出于种种考虑，暂不愿出城去清华教书，便向胡适推荐了朱自清。朱自清也是胡适的学生，当年朱自清在北大毕业，第一份工作，即浙江杭州一师的教职就是胡适推荐的。后来朱自清和叶圣陶等人在中国公学受到不公平对待后，胡适也为朱自清他们讲了话。所以胡适对朱自清的能力非常了解，就向清华推荐了朱自清。就这样，朱自清得到了来自清华的聘书。

这次朱自清的北京之行，是从1925年8月22日开始的，他先从白马湖到达上海，当晚住在振华旅馆。和每次去上海时一样，朱自清都要匆匆地奔忙，买书、买杂志、会朋友、送稿件。当晚还拜会了叶圣陶，并和叶圣陶、方光焘共饮于美丽川菜馆。叶圣陶对于朱自清“匆匆旅人的颜色”非常的熟悉，在文章《与佩弦》里写道：“你的慌忙，我以为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你的认真。说一句话，不是徒然说话，要掏出真心来说；看一个人，不是徒然访问，要带着好意同去；推而至于讲解要学者领悟，答问要针锋相对：总之，不论一言一动，既要自己感受喜悦，又要别人同沾美丽。这样，就什么都不让随便滑过，什么都得认真。认真得厉害，自然见得时间之暂忽。如何教你不要慌忙呢！”叶圣陶写《与佩弦》的诱因，就是这次取道上海的北京之行，细心的叶圣陶不止一次地看在眼里，而这一次的“匆匆”尤为让他感触，才写下这篇非常贴切的文章。不久之后的9月27日，叶圣陶的《与佩弦》一文发表在《文学周报》第192期上，让更多的朋友和读者见证了新文学初期两位青年作家的友谊。朱自清在上海匆匆两日，也验证了叶圣陶说他始终是一副“慌心的神气”——1925年8月24日夜间，朱自清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行前，在振华旅馆和叶圣陶、王伯祥、刘大白、丰子恺、方光焘等朋友依依话别，朋友们还趁着夜色送朱自清到火车站。大家都知道，这位“匆匆的旅人”，此去一定会大有作为。

正如朱自清在《初到清华记》中所说，他一到北京，便住在了俞平伯的家里。1925年8月27日，还和俞平伯一起去访问了老师周作人。朱自清住在俞平伯家期间，拜访了清华教务长张仲述之后，于9月1日才移住清华中文部教员宿舍古月堂6号。朱自清在《初到清华记》中所说的、在西园后边小饭馆的方桌子上创作的《我的南方》，就是记录他刚到清华时的心情：

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

那儿是山乡水乡！

那儿是醉乡梦乡！

五年来的徬徨，

羽毛般的飞扬！

……

其实，这时候的朱自清，是只身一人来到清华的，夫人武钟谦和几个孩子及母亲，还住在宁波上虞白马湖畔的小平房里，虽然“五年来的徬徨”，如“羽毛般的飞扬”了，白马湖畔依然是他的“醉乡梦乡”，朱自清的心，注定还会牵挂着南方，他脸上仍然是一个“匆匆的旅人的颜色”。

1925年9月9日，是清华大学暑假后开学的日子，朱自清所教授的课，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给旧学部的学生讲李杜诗，二是给大学普通部学生教国文。在紧张备课中，朱自清还于9月4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感谢老师推荐他到清华任教。可惜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朱自清没留底稿，在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中也没有收录。

到了清华任教的朱自清，虽然没有脱离他已经厌烦的教育界，但大学和中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形态，在时间上更宽裕了，在学术研究上更便利了，在创作上也有了更多思索的空间。而清华的校园环境，清华的图书馆，清华的名教授，清华的学术氛围都给朱自清带来莫大的震撼和动力。在朱自清的生命历程中，进入清华，是一次重大的自我超越，其心境和在江南五年时已完全不同，由一个在全国初具影响的青年作家向学者型著名作家过渡。

在清华任教的最初两个月里，朱自清在教学之余，除了写作那首《我的南方》，还于1925年9月26日写作了书评《吴稚晖先生文存》，这篇书评对“文存”的编者颇有微词，甚至认为编者有轻率、投机的嫌疑。朱自清首先是认可吴稚晖先生的文章的，看到报上《文存》出版的广告后，知道编者为一个叫周云青的人，虽有所怀疑，却也特别期待，认为吴稚晖的文章能编成《文存》传承，算有益的好事，便想方设法，“转了两个弯”“才到手了一部”，一看，不免大吃一惊，该书是“蓝面儿的薄薄儿的两本东西。我于是转第一个念头，吴先生三四十年的文章，只剩了这么区区两小册，还抵不上《胡适文存》的一半，这却是何道理？”而对于编者在序言中的自夸和不检点，也提出了批评。最后，朱自清感叹道：“我写此文，只是想说明编《文存》的不易，给别人编《文存》，更是不易！一面也实在是佩服吴先生的文章，觉得让周先生这么一编，再加上那篇‘有意为文’，半亨不亨的序，真是辱没了他老先生和他老先生的‘如此妙文’！”除了这篇书评，在10月里，朱自清又写作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说梦》，另一篇就是著名的《背影》。

初到清华园的朱自清，由原来的中学教员，成了大学教授。在稍稍地做了适应后，思想上的波动也在所难免。这种转换，不仅体现在教学的对象和形式的改变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和交谊中，甚至于连夜间做梦，都突然多了起来，和“无梦”的南方完全不一样。在《说梦》一文中，朱自清就借梦，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终于只能做第二流人物。但这中间也还有个高低。高的如我的朋友P君：他梦见花，梦见诗，梦见绮丽的衣裳，……真可算得有梦皆甜了。低的如我：我在江南时，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团地睡到天光；不过得声明，哼呵是没有的。北来以后，不知怎样，陡然聪明起来，夜夜有梦，而且不一其梦。但我究竟是新升格的，梦尽管做，却做不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梦！成夜地乱梦颠倒，醒来不知所云，恍然若失。”这种“不知所云”和“恍然若失”的梦，也许与他此时的心境和现实的生活相关，“最难堪的是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不去；忽然双眼一睁，如坠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墙上痴痴地等着！我此时决不起来，必凝神细想，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着些什么而已。虽然如此，有一点是知道的：梦中的天地是自由的，任你徜徉，任你翱翔；一睁眼却就给密密的麻绳绑上了，就大大地不同了！我现在确乎有些精神恍惚，这里所写的就够教你知道。但我不因此诅咒梦；我只怪我做梦的艺术不佳，做不着清楚的梦。若做着清楚的梦，若夜夜做着清楚的梦，我想精神恍惚也无妨的。照现在这样一大串儿糊里糊涂的梦，直是要将这个‘我’化成漆黑一团，却有些儿不便。是的，我得学些本事，今夜做他几个好好的梦。我是彻头彻尾赞美梦的，因为我是素人，而且将永远是素人”。

朱自清矛盾的思想从这段文字中可见一斑：一方面他要“学些本事”，另一方面又要追求做“永远的素人”。朱自清这样的思想和情绪，在《说梦》之前所创作的新诗《塑我自己的像》中也有所体现：

……

我一下忽然看见陡削的青山，

又是汪洋的海水；

我重复妄想在海天一角里，

塑起一座小小的像！

这只是一个“寻路的人”，

只想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罢了。

这座像，真只是一座小小的像，

神应该帮助我！

但我的刀已太钝了，

我的力已太微了；

而且人们的热望也来了，

人们的骄矜也来了：

骄矜足以压倒我，

热望也足以压倒我。

我胆小了，手颤了，

我的像在未塑以前已经碎了！

但我还是看见它云雾中立着——

但我也只看见它在云雾中立着！

朱自清借“塑一座小小的像”，来反映他内心的情感和外界对他的期许，即便是“刀已太钝”“力已太微”，但“人们的热望也来了”，怎么办呢？“我胆小了，手颤了”“我的像在未塑以前已经碎了”，真的是这样吗？朱自清决不相信命运，更不相信还未塑的像已经碎了，他依然看见他的塑像在“云雾中立着”。从不久之后朱自清所从事的研究方向看，“学些本事”是尽心尽力去实践了，那尊自己的“塑像”，也在一点点地雕塑着，同时，低调、谦和，做“永远的素人”也成为他的追求。 6Fk7MKJH0doF9R++d9YH5bUuyYUhcfuUhdLTdARPB/SjS5dN2hxI2XnjQwF0vs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