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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7日，朱自清写完了一篇万余字的思想随笔《那里走》，该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呈萍郢火栗四君》《三个印象》《时代与我》《我们的路》。四章的主题虽各有侧重，却都是在探寻路在哪里，如何走路，走向何方。在这篇思想随笔里，朱自清用清晰的思维，穿插和几个朋友的谈话和交谊，记叙并剖析了十年来自己所走过的路，也探索和阐述了“革命”之路的种种走法和未来方向，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深入浅出，基本上是那一时期朱自清真实的思想体现。
在第一章《呈萍郢火栗四君》中，作者说：“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我所彷徨的便是这个。”这不仅是朱自清个人的疑问，也是那个时代很多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疑问，不过有的人不说出来而已。朱自清能够大声发问，还要探索走一条怎么样的路，可见朱自清并不安逸于做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也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虽然“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但“却是选定了就要举步的”“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那里走呢！”
《那里走》是一篇杂论，是朱自清和四位好朋友谈话引出议论的形式，呈现的一种别样的文本。人物依次出场，萍是沈雁冰，郢是叶圣陶，火是刘薰宇，栗不知道是谁，从文中所写推测，应该是一个革命家，有可能是朱自清在北大的同学邓中夏。本文在第一章《呈萍郢火栗四君》里所引出的一君，便是在北京碰到茅盾先生时。茅盾对朱自清的“沉静”表示关心，并认定他这种“沉静”是一种退步。朱自清承认了这种退步。朱自清和茅盾早就认识，但也并非像和叶圣陶、俞平伯那样成为知己。茅盾读过朱自清的文章，朱自清也读过茅盾的多篇小说。就在写作这篇《那里走》之后，朱自清就在评论《近来的几篇小说》里单独写了《茅盾先生的〈幻灭〉》，对这篇小说做了中肯的评价，认为小说所描写的“与其说是一个女子生活的片断，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还不客气地指出了小说中的几个“小疵”。
如果栗是邓中夏，我曾在《春晖映照白马湖》文中评论过朱自清写给邓中夏的一首诗《赠友》，文中有这样的描写：“邓中夏是朱自清的北大同学，又是好朋友。1923年夏天，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时，偶尔在南京大街上碰见邓中夏。此时邓正在南京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中夏可能操心过多，虽然表面状态是‘憔悴’的，能看出他的心‘血的热加倍的薰灼着’。朱自清这首诗的风格和他此前的诗风完全不一样，像战斗的口号。后来编《踪迹》时，朱自清特意把诗名改作《赠A.S.》，这是邓中夏又名‘安石’的英文缩写。”在该篇《三个印象》一章中，朱自清是这样写革命家栗的：“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
这段话，可以说是朱自清后半生的宣言。
火是刘薰宇。文中关于刘薰宇的描写是这样的：“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proletariat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朱自清对火的谈话还是很在意的，“他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让朱自清非常悚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
在《时代与我》一章中，朱自清继续剖析着自己：“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个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叶圣陶是朱自清友人当中无话不谈的老大哥，是朱自清的畏友。朱自清有文中数次提到这位好友，在第四章《我们的路》中，还记有叶圣陶关心《我们的六月》出版后的发行情况。朱自清是这样写的：“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里提到的《我们的六月》之前，朱自清和俞平伯曾编有《我们的七月》出版发行，销路大概不错，这才又编辑出版了《我们的六月》。叶圣陶关心书的销路，并且怀疑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句话，也引发了朱自清的议论：“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家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倡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
在《那里走》中，朱自清继续剖析了自己多年来思想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彷徨，叙述了思想上的矛盾和纠结及对于革命的态度：“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又说：“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
不忍丢下妻子儿女一大家而去“走自己的路”是朱自清的真心话。在写这篇《那里走》时，朱自清已经30周岁了，那个时候的30岁，已经是一个中年人的心态了，朱自清确实也是以中年人自居了。朱自清身处美丽的清华园，工作稳定，儿女绕膝，开始认真规划自己后半生的事业和道路了，通过和四个朋友的对话，引发自己的思索和感想，铺展出十多年来的思想演进。最后，他给自己下的结论是：“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由此，朱自清遁入了书斋，继续拟古诗的创作，并一门心思研究起中国传统学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