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梅贻琦

还在1940年7月18日朱自清从昆明出发赴成都、开始为期一年的休假研究时，就于途中（19日）写作了一篇短短的杂论，名曰《清华的民主制度》。这篇文章发表在本年9月的《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9期上。该文是纪念梅贻琦校长和清华关系达二十五周年而专门写作的纪念性质的短文，文章高度赞扬了梅贻琦领导清华以来的民主的治校作风，呼吁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爱护清华的民主机制和传统。朱自清深有感触地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又说：梅贻琦校长“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朱自清的文章并不是那种肉麻的夸奖，而是专取一点，即民主的校风，民主的机制，民主的管理，来说明梅贻琦领导清华的方法，也是清华能成为名校的法宝。

1940年8月10日，朱自清回到成都的家中不久就给梅贻琦写信，告之一路上的行状和风景：“公路旅行，常较飞机辛苦。但清亲身所历，尚不致太苦。车中座位，均尚宽舒，途中旅店、食宿亦尚可人意。清所依投均中国旅行社所办之招待所。缘招待所或已人满，或距车站过远，不便前去。若得住招待所，当更佳也。”信中还谈了路过重庆时，对陪都遭遇日军轰炸时的印象。朱自清接着又写了对成都的印象：“日到蓉，蓉市风光繁盛，地域恢宏，确有似北平处。近时物价上涨甚速，日来且有购米不得之苦。但日常生活仍较昆明舒适甚多。惟自昆明来，旅费所需殊不赀耳。日前教育厅长郭子杰君托友人示意，欲聘为特约专员，帮助专员叶圣陶君计划推行国语教育事宜。此系顾问性质，并无办公时间，只偶尔开会。……清以须请示校方，方可决定，尚未应诺。”梅贻琦虽是校领导，朱自清却一直把他当作朋友，梅贻琦也同样坦诚以待，所以在信中不仅说了些日常琐事，主要的，还说了协助叶圣陶“推行国语教育”并能得到校领导同意之事。

从后来的结果看，梅贻琦是同意朱自清的请示的，至少是默许的。

朱自清在信中向梅贻琦介绍对成都的印象。关于成都的夏天，朱自清后来还写了一篇散文，名曰《外东消夏录》，文中分“引子”“夜大学”“人和书”“成都诗”“蛇尾”等小标题。在“引子”里，朱自清说“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但内容却是“谈一些世俗的事”，又调侃地说：“这回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夏。消夏本来是避暑的意思。若照这个意思，我简直是闹笑话，因为昆明比成都凉快得多，决无从凉处到热处避暑之理。消夏还有一个新意思，就是换换生活，变变样子。这是外国想头，摩登想头，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这战时，谁还该想这个！我们公教人员谁又敢想这个！可是既然来了，不管为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个雅名字，马虎点儿，就算他消夏罢。”朱自清还解释了标题中“外东”的意思：“指的是东门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词儿。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却弄不明白。这好像是个翻译的名词，跟远东、近东、中东挨肩膀儿。固然为纪实起见，我也可以用草庐或草堂等词，因为我的确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么敢那样大胆呢？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叫做‘尼庵消夏录’原也未尝不可，但是别人单看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我又何必故作惊人之笔呢？因此马马虎虎写下‘外东消夏录’这个老老实实的题目。”在“夜大学”一节里，朱自清议论道：“现在百业发展，从业员增多，其中尽有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有志进修无门可入的人。这些人往往将有用的精力消磨在无聊的酬应和不正当的娱乐上。有了大学夜校，他们便有机会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这也就可以增进各项事业的效率，并澄清社会的恶浊空气。”接下来，谈了四川大学所办的夜校：“分中国文学、商学、法律三组。法律组有东吴的成例，商学是当今的显学，都在意中。只有中国文学是冷货，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好像出乎意外。不过虽是夜校，却是大学，若全无本国文化的科目，未免难乎其为大，这一组设置可以说是很得体的。这样分组的大学夜校还是初试，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来办，更希望就学的人不要三心两意的闹个半途而废才好。”在“人和书”一节里，朱自清肯定了王楷元的这本小书的书名有“眼光和品位”，又分析认为：“人和书，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哪一桩事离开了人？又哪一桩事离得了书？我是说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离不了人；有知必录，便也离不开书。小而言之，人和书就是历史，人和书造成了历史；再小而言之就是传记，就是王先生这本书叙述和评论的。传记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笔，有漫画。这本书是小品，是漫画。虽然是大大的圈儿里一个小小的圈儿，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儿里，所叙的虽小，所见的却大。”在“成都诗”一节里，朱自清谈了易君左的一首题曰《成都》的诗。关于易君左，可参看这套书系里的第一辑《从海州到北大》中的相关篇章。朱自清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易君左做到了，易君左的诗曰：“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接下来，朱自清详细分析了易君左的这首诗，把成都的况味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最后还不忘和抗战联系起来，认为“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关于“蛇尾”，朱自清是觉得，关于成都的夏，并没有写出其特色来，以“引子”起势，摆了那么大的“架子”，竟不觉地“衰竭”了。最后自嘲道：“本想写完上段就戛然而止，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虎头还够不上，还闹什么神龙呢？话说回来，虎头既然够不上，蛇尾也就称不得，老实点，称为蛇足，倒还有个样儿。”这篇文章，虽然写的不是梅贻琦来的这年的夏天，而是写于1944年的暑假期间，但抗战时期的成都，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变化不大，气候更是基本一致，而1944年的暑假回成都，也不过是他移家成都后第二次回家而已。

总的来说，成都给朱自清留下的印象不错，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研究，有很多从沦陷区迁来的文化机构和大中学校，随之而来的文化名人有不少是他的好朋友，还有地方上仰慕他的各界名流，朱自清和他们也会常常聚饮。这样一来，朱自清突然生活在成都这座休闲的大城市，感觉反而比以前更加忙碌了。

时间很快到了1941年7月25日，朱自清应邓锡侯、王孟甫邀宴，在座的宾客中，就有来成都出差的梅贻琦。

梅贻琦是从眉县出发，经过一连多天的旅行，才于1941年7月24日晚间到达成都的，梅贻琦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夜间大雨二阵，早起已经晴。5︰00起行，洋车为昨晚另雇者，60元至成都。”梅贻琦一行，是昨天晚上六时到达眉县县城的，入住在北道旅馆。梅贻琦24日日记继续写道：“5︰30，车夫在北门内早点，乃亦各食水蛋二枚。8︰30，彭山县，食早餐。城中见有南华宫，禹帝宫，万寿宫等，盖一大县也。”经一上午旅行，于午后到达旧县。梅贻琦日记曰：“1︰30旧县，新津渡过河。灌县以下各河至此汇流，诚一洋洋大观也。新都城山上有楼台点缀风景，应甚佳绝，惜不得停留一览。过江后行沙滩颇长。2︰30在旧县再换车前行，此处距成40M。5︰00双流县，又换车，其换价仅为五元。路上见道旁所建飞机小库房甚多。8︰00到成都南门公路站，天已大黑，小雨又来，换洋车往城内骡马市投成都招待所，幸得二大房间，虽在三楼，较路所有旅馆已甚整洁舒适多多矣（每间10元）。晚饭因天已晚，仅得汤面，各食二碗以当午晚二餐，实则久饿之后，亦不能骤多食也。十点余睡下，夜雨颇凉。”堂堂大学校长的一天，从凌晨五时起床，在四川的山水间狂奔多天，仅转车就有数次，吃饭也不依时，直到晚上八时才到达成都，这股干劲值得钦佩。7月25日这天，梅贻琦又是访客，又是在宾馆见客，直忙到下午六时半，才去赴邓锡侯、王孟甫的邀宴，二人实际上也是为他接风洗尘。

梅贻琦

请客的邓锡侯，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四川名流，也曾是抗日名将，出生于1898年，字晋康，四川营山县人，行伍出身。历任护国军营长，川军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他引以为傲的功绩是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在四川境内的陆军由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邓锡侯任第一纵队司令（后称二十二集团军）。9月，出川抗战的各路人马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奔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的有万余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上，邓锡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此后，邓锡侯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取得了卓著的战功。1938年1月，四川政局发生波动，邓锡侯奉调回到汉口，后又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邓锡侯在四川的威望很高，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校长来蓉，邓锡侯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

其实，早在1940年10月，朱自清就和邓锡侯有过交集并被邀请在重阳节喝酒，朱自清为此还写了旧诗《重九邓晋康主任招饮康庄》二首记之。诗曰：

将军有丘壑，小筑百花潭。

松竹自多胜，风流昔所谙。

逢辰集健侣，对酒唱高谈。

异日烽烟静，追思此味醰。

意多嫌世短，况值百端新。

西陆龙蛇起，东夷狐鼠亲。

同心愿久视，戮力靖嚣尘。

国庆明朝又，举杯寿万春。

且说1941年7月25日这天傍晚，梅贻琦在日记中说：“6︰30至南打金街99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李幼春、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这里的邓敬康为邓晋康之误。“强饮廿杯”“微有醉意”，也是梅贻琦正常的喝酒状态。梅贻琦好酒，他的日记里关于喝酒的记录有很多次，对酒的优劣也有自己的评价，有几次就有朱自清在座。

这次邓锡侯、王孟甫邀宴的第二天中午，即1941年7月26日，朱自清偕夫人陈竹隐在吴抄手邀请梅贻琦吃馄饨，还有其他面食。徐绍元夫妇及子女等多人作陪。可能因为昨天喝了不少酒，晚上还要喝，中午吃馄饨等面食时，就没有再上酒。朱自清这次请吃的吴抄手是成都名食，花费80元。晚上的邀宴是郭有守，是一场家宴，梅贻琦、吴金鼎、李蒙通也在邀请之列。这两次吃饭，梅贻琦日记里均有记载，对郭有守的家宴，梅贻琦日记里说：“晚饭在郭家，晤黄督学（教部）、吴金鼎，蒙馆长、刘校长及佩弦。饭后邀佩弦同回寓下榻，藉谈国文系问题。”从日记中得知，朱自清这天饭后没有回家，而是和梅贻琦回宾馆同住一晚，主要是谈清华大学国文系的问题。梅贻琦信任朱自清，能在旅行途中还想着国文系的问题，足见朱自清在梅贻琦心目中的分量了。

梅贻琦这次成都之行的宴席还没有结束，1941年7月28日晚上，朱自清又在励志社张主席的邀请宴上与他相遇了。梅贻琦日记中说：“7︰00至励志社张主席之约。座中有郭、胡二厅长，张凌高、朱佩弦、李景清共十四五人，菜尚清新，但无酒，因张近来已屏绝烟酒也。”这么多人相聚，想必二人没有做什么交流吧。倒是有一次聚会，朱自清可以去而没有去，即7月29日晚上，清华同学会聚餐，地点在涨湫饭店，会场约有30人，这么大的一个排场，朱自清又是清华的教授，居然没有被邀请，不知为什么。

梅贻琦在成都的几天，亮点是朱自清请吃吴抄手。吴抄手是成都著名的小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都很有名，前身是个走街串巷的馄饨担，吃出名气来才开店，后又开分店。可能是名气太大吧，不少冒牌的吴抄手也充斥着成都的街头。朱自清请梅贻琦吃的吴抄手，是不是东城根最有名的那家本店呢？或者是青石桥或三桥的分店也未可知，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朱自清不会请梅贻琦吃冒牌的吴抄手吧。朱自清知道梅贻琦好喝几杯，虽说前一天晚上喝了20杯，依梅贻琦的脾气和酒品，不拒绝连场作战，哪怕晚上还有酒局呢。但朱自清没有请他喝酒，连个像样的馆子都没有去，怕是手头困难吧，虽然花费不少，80块钱。但吃吴抄手时共有十人，应该也不算多的。午餐没有下馆子而吃吴抄手，可能有三种原因：一种是朱自清太清贫了，他去年一回成都时，就遇到了物价飞涨，且有“购米不得”之苦，还托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代售美元支票，从1940年9月2日起，一直到10月2日，前后三次致信李小缘，所谈都是那张数额不大的美元支票，看来真是急需要用钱了，至少是手头不宽裕。日记中，还有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记录，还有“饿得腿软”的记录。而这次梅贻琦来，正好又遇到不宽裕的时候，只能请吴抄手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梅贻琦知道朱自清家生活困难，又不能拂朱自清的好意，主动不让朱自清破费，吃吃面食，养养胃，晚上再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梅贻琦来到成都，天天有人请大餐，尝尝有名的成都小吃，也是了解成都市井生活的一种方式。

一个月后，即1941年8月28日，朱自清致梅贻琦信，报告他一年来休假研究情况，朱自清在信中说：“清原定研究计划在先秦散文方面。到此后因书籍不便，只得先行抄集材料，分类排比，暂成长编。论文写完，尚需有待。惟一年中曾写完关于诗之论著三篇，系到此后另行计划者。计《古诗十九首释》七节，约三万字，分载《国文月刊》中（开明出版，联大师院编）。此文系研究古诗十九首各首之意义，根据历代注解，加以抽绎阐明。又为四川教育科学馆著《精读指导举隅》（已印行）及《略读指导举隅》（即付印）各三篇，名为‘指导大概’。此二书系供中学教师参考之用。其中有二篇皆关于诗之意义之研究。其一为胡适之先生《谈新诗》篇第五段之指导大概，约一万字，实系借题研究诗之具体性之意义。又一为《〈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约二万字，亦系借题研究诗中典故之意义及诗之组织与体制与意义之关系。唯此项研究因取材太狭，只可作为草创耳。清历年授诗，一向注意诗之意义之研究。今乘休假机会，得先写完此数小篇，甚感学校之惠也。至先秦散文发展方面，仍在抄集材料，俟回昆后再加补充整理，俾得早日写成论文。”

休假研究一年来，朱自清取得的成果确实不少，这里还有数篇杂论、散文和大量旧诗没有算上，否则成绩更加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