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8日这天,朱自清给梅贻琦写信,请求在国内休假研究,并呈送了研究计划。朱自清在信中做了详细汇报:“清自第一次休假后,迄今已满八年,兹拟请求于下年度在国内休假研究,谨将研究计划陈述如次。窃中国文学范围内,‘散文(包括骈、散二体)之发展’一题目,现在尚无专门研究之人。坊间虽有《散文史》、《骈文史》等书,类皆仓卒成编,以抄撮故言为能事,不足语于著述。清年来对此题目甚有兴趣,拟从历史及体式两方面着手。关于历史方面,已作短论三篇,附陈台察。下年度若能休假,拟专研究上古(至汉初)时代散文之发展。并拟有分题两种:一、说‘辞’(包括‘知言’等项)。二、说‘传’、‘注’、‘解’、‘故’。此两分题,拟各成论文一篇。此外拟分类搜集材料,录为长篇,随时研究……”
也正是在朱自清申请休假的这个时候,昆明的供给发生了大困难,原因是日本压迫英国封锁了滇越路和滇缅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唯一通道,首当其冲的就是民众生活受到了重大影响,昆明物价飞涨,教授生活纷纷陷入贫穷状态。为了支持抗战,朱自清和联大教授的工资,均不能足额领取,朱自清只领百分之八十多。而朱自清本人的工资在教授中也不高,据姜建、吴为公所著的《朱自清年谱》中透露,1938年7月至9月的薪俸表上,陈寅恪工资为480元,实领351元;罗常培400元,能领295元。朱自清比他两人都少,只有360元,实领267元,比刘文典、闻一多、郑奠、罗庸都低。所以,朱自清的日记中,常有借款的记录,如1940年3月25日,就向好友吴宓借了200元。突然间物价飞涨数倍,钱如废纸,朱自清的经济更加的困难了。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一些,朱自清决定把陈竹隐和乔森、思俞安排回陈竹隐的老家成都赁屋居住。1940年5月,陈竹隐带着孩子们经历长途迁移回到成都,在亲戚的帮助下,租住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后院三间没有地板的简陋小草房里。
朱自清俟到暑假临近,准备动身赴蓉时,经济实在周转不开,便于1940年7月给梅贻琦写信,向校方预支款项,信曰:“顷拟赴四川成都,在彼住一年,休假研究工作,即拟在彼进行。起身在即,川资尚有不敷,拟恳准予预借七月份薪金,俾克成行,至为感谢!又前者请求国内休研究函中,曾附带请求学校给予抄写费五百元,业蒙评议会通过。此项抄写费用,原拟论件计值,随时向会计科支付,惟清既赴川,零星支取,恐双方终有未便。拟恳通融办理,准予先行支领。俟明年回校时,再将书手收据汇交会计科清结,是否可行,即候卓裁,为幸!”7月16日,又写信给秘书长,请求将休假期间的工资直接寄到成都,信曰:“清在休假研究期间,拟往成都小住一年。每月薪金拟请嘱清华会计科直接寄下,俾可早日应用。若由联大领取,恐稽迟时日,有青黄不接之虞。至希惠允。又此项薪金,并乞嘱会计科于每月末一星期汇寄。倘承许可及会计科同仁帮忙,尤深感荷。至收据盖章,已请许骏斋先生代为办理,并请转告会计科,为幸。”两封信都署“朱自清谨启”。7月18日,朱自清动身赴成都。
全国各地叫报恩寺的很多。成都西门外宋公桥的这座报恩寺是一座尼姑庵,规模并不气派,坐南向北。东门内有一口老井,井旁有一棵老柳树。寺内一侧另有传统的两进庭院,前院住着一些贫苦百姓和逃亡来的人家。穿过前院可见几丛竹林和几棵橘树。朱自清家所住的房子在竹林的边上,是新搭建的三间茅草屋,泥土地,竹篱泥巴墙,房子较矮,室内阴暗潮湿,冬冷夏热。朱自清在国内的休假研究得到批准后,于1940年7月18日从昆明动身赴成都,经过一路奔波,于8月4日到达家中,与陈竹隐和孩子们团聚。
叶圣陶在《西行日记》里描写过朱自清家的寒酸而窘迫的情景,那是1940年11月16日,朱自清的小女儿容隽刚出生两三天,朱自清正在家忙碌着,忽听有人叩响了小院的柴门。一看,朱自清十分惊喜,原来是叶圣陶!好朋友驾到,而且是第一次到朱自清家来,自然要招待酒饭。叶圣陶在日记里写道:“佩弦所赁屋简陋殊甚,系寺中草草修建以租于避难者也。其夫人产后尚未起床,儿女均在学校,佩弦管理家务似颇耐烦。杂谈无条理,而颇慰数年来阔别之怀。”朱自清亲自下厨,做了顿饭菜,还喝了酒,叶圣陶形容为“不下于茅台”。喝了酒之后,又兴致很高地去了望江楼。对于望江楼,叶圣陶在日记里继续说:“余前两次来成都未游览。其处布置竹树房屋,雅整朴素。……在楼上坐片(刻)时,静寂之趣,足以欣赏。”1940年11月20日,叶圣陶又到朱自清家,这次聊得较深,朱自清还把近年写作的《古典常谈》(出版时改《经典常谈》)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在《西行日记(上)》里说:“观其所作《古典常谈》稿数篇。杂谈一切,甚觉惬心。佩买花生一堆,出其葡萄所泡大曲,余饮三小杯。四时半,同入城,且行且谈。不觉甚远。至雪舟所,六时,共饮绍酒,甚畅适。”本年12月6日,叶圣陶再来朱自清家,叶圣陶日记说:“早餐后,乘车出东门到佩弦所。彼作稿方于昨日完毕。观其所作关于胡适《谈新诗》、柳宗元《封建论》两篇之讲解。略有商讨,切磋至快。全书《例言》亦有佩弦做成。《精读指导举隅》于是告成,后日可交与郭君矣。”一直聊到中午,自然又在朱自清家喝了酒。这时候陈竹隐还在“月子里”,估计还是朱自清亲自弄了几个小菜,喝着谈着,不觉又到下午四时。叶圣陶日记继续写道:“偕步行入城,访春熙路各书局,代人买书。……偕佩弦返雪舟所,与雪舟、月樵及张、林二君共饮,酣适殊甚。”
朱自清在二十天的时间内,三次在家接待来访的叶圣陶,两个人交谈都极为投机。第一次,朱自清随便拿出的酒,在叶圣陶喝来,简直胜过了茅台——这不是因为酒好,是两个人的脾胃太相投了,相聊太开心了,喝什么都成了“茅台酒”。后两次不但在朱自清家吃了午饭、喝酒,还意犹未尽,步行入城,且走且谈,两个老友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仿佛要把阔别多年未说的话叠加到一起一次说完似的,每次都是再一路谈说两三个小时,再到章雪舟住所和朋友共饮,不是“甚畅适”,就是“酣适殊甚”,这不仅是叶圣陶的感受,也一定是朱自清的感受。
久别重逢,加上工作上合作开心,使两位老友一下子焕发了青春,都干劲十足,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精读指导举隅》,还很快商定了《略读指导举隅》目录和各人所承担的篇目,这也是在朱自清家商定的,时间是1941年2月6日。朱自清家租住的成都西门外宋公桥报恩寺的三间简陋的茅草房,一时间成为朱叶二人清谈、喝酒和谈工作的场所。也是在6日这天上午,朱自清在家收到一笔“巨款”,这便是受郭子杰嘱托,由叶圣陶带来的一笔200元的稿费,朱自清当天的日记记曰:“此举出乎意外,当即对郭及圣陶表示感谢。实际上这只是预支稿费罢了。”朱自清还赠送了酒与茶给叶圣陶。这天的叶圣陶日记里,有同样的记录:“出东门,而至佩弦家。欢然倾谈,殊快。君示余萧公权《辛巳元日七律十首》。复商定《略读指导举隅》选用书九种。今后将与君合作此册矣。饭时,佩弦夫人制馔,馀余以桂圆所泡之大曲。二时,与君渡江,入望江楼,游行一周,在竹林下品茗。三时半为别。”这一次终于吃到陈竹隐做的菜了。依然是酒后谈兴很浓,还渡江去望江楼边走边谈,再喝一个半小时的茶方才分手。
在成都的家虽然简陋、逼仄,但夫人、孩子都好,因为毕竟在大后方有栖身之地(虽然也时有日寇飞机来袭扰),有可以安放书桌的地方,让朱自清的心情大悦,加上没有教学任务的烦累,又有和好朋友的愉快合作和诗友的倾情唱和,朱自清的研究和写作的效率都非常高。
还在1940年7月18日朱自清从昆明出发赴成都、开始为期一年的休假研究时,就于途中(19日)写作了一篇短短的杂论,名曰《清华的民主制度》。这篇文章发表在本年9月的《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9期上。该文是纪念梅贻琦校长和清华关系达二十五周年而专门写作的纪念性质的短文,文章高度赞扬了梅贻琦领导清华以来的民主的治校作风,呼吁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爱护清华的民主机制和传统。朱自清深有感触地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又说:梅贻琦校长“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朱自清的文章并不是那种肉麻的夸奖,而是专取一点,即民主的校风,民主的机制,民主的管理,来说明梅贻琦领导清华的方法,也是清华能成为名校的法宝。
1940年8月10日,朱自清回到成都的家中不久就给梅贻琦写信,告之一路上的行状和风景:“公路旅行,常较飞机辛苦。但清亲身所历,尚不致太苦。车中座位,均尚宽舒,途中旅店、食宿亦尚可人意。清所依投均中国旅行社所办之招待所。缘招待所或已人满,或距车站过远,不便前去。若得住招待所,当更佳也。”信中还谈了路过重庆时,对陪都遭遇日军轰炸时的印象。朱自清接着又写了对成都的印象:“日到蓉,蓉市风光繁盛,地域恢宏,确有似北平处。近时物价上涨甚速,日来且有购米不得之苦。但日常生活仍较昆明舒适甚多。惟自昆明来,旅费所需殊不赀耳。日前教育厅长郭子杰君托友人示意,欲聘为特约专员,帮助专员叶圣陶君计划推行国语教育事宜。此系顾问性质,并无办公时间,只偶尔开会。……清以须请示校方,方可决定,尚未应诺。”梅贻琦虽是校领导,朱自清却一直把他当作朋友,梅贻琦也同样坦诚以待,所以在信中不仅说了些日常琐事,主要的,还说了协助叶圣陶“推行国语教育”并能得到校领导同意之事。
从后来的结果看,梅贻琦是同意朱自清的请示的,至少是默许的。
朱自清在信中向梅贻琦介绍对成都的印象。关于成都的夏天,朱自清后来还写了一篇散文,名曰《外东消夏录》,文中分“引子”“夜大学”“人和书”“成都诗”“蛇尾”等小标题。在“引子”里,朱自清说“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但内容却是“谈一些世俗的事”,又调侃地说:“这回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夏。消夏本来是避暑的意思。若照这个意思,我简直是闹笑话,因为昆明比成都凉快得多,决无从凉处到热处避暑之理。消夏还有一个新意思,就是换换生活,变变样子。这是外国想头,摩登想头,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这战时,谁还该想这个!我们公教人员谁又敢想这个!可是既然来了,不管为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个雅名字,马虎点儿,就算他消夏罢。”朱自清还解释了标题中“外东”的意思:“指的是东门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词儿。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却弄不明白。这好像是个翻译的名词,跟远东、近东、中东挨肩膀儿。固然为纪实起见,我也可以用草庐或草堂等词,因为我的确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么敢那样大胆呢?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叫做‘尼庵消夏录’原也未尝不可,但是别人单看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我又何必故作惊人之笔呢?因此马马虎虎写下‘外东消夏录’这个老老实实的题目。”在“夜大学”一节里,朱自清议论道:“现在百业发展,从业员增多,其中尽有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有志进修无门可入的人。这些人往往将有用的精力消磨在无聊的酬应和不正当的娱乐上。有了大学夜校,他们便有机会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这也就可以增进各项事业的效率,并澄清社会的恶浊空气。”接下来,谈了四川大学所办的夜校:“分中国文学、商学、法律三组。法律组有东吴的成例,商学是当今的显学,都在意中。只有中国文学是冷货,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好像出乎意外。不过虽是夜校,却是大学,若全无本国文化的科目,未免难乎其为大,这一组设置可以说是很得体的。这样分组的大学夜校还是初试,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来办,更希望就学的人不要三心两意的闹个半途而废才好。”在“人和书”一节里,朱自清肯定了王楷元的这本小书的书名有“眼光和品位”,又分析认为:“人和书,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哪一桩事离开了人?又哪一桩事离得了书?我是说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离不了人;有知必录,便也离不开书。小而言之,人和书就是历史,人和书造成了历史;再小而言之就是传记,就是王先生这本书叙述和评论的。传记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笔,有漫画。这本书是小品,是漫画。虽然是大大的圈儿里一个小小的圈儿,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儿里,所叙的虽小,所见的却大。”在“成都诗”一节里,朱自清谈了易君左的一首题曰《成都》的诗。关于易君左,可参看这套书系里的第一辑《从海州到北大》中的相关篇章。朱自清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易君左做到了,易君左的诗曰:“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接下来,朱自清详细分析了易君左的这首诗,把成都的况味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最后还不忘和抗战联系起来,认为“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关于“蛇尾”,朱自清是觉得,关于成都的夏,并没有写出其特色来,以“引子”起势,摆了那么大的“架子”,竟不觉地“衰竭”了。最后自嘲道:“本想写完上段就戛然而止,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虎头还够不上,还闹什么神龙呢?话说回来,虎头既然够不上,蛇尾也就称不得,老实点,称为蛇足,倒还有个样儿。”这篇文章,虽然写的不是梅贻琦来的这年的夏天,而是写于1944年的暑假期间,但抗战时期的成都,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变化不大,气候更是基本一致,而1944年的暑假回成都,也不过是他移家成都后第二次回家而已。
总的来说,成都给朱自清留下的印象不错,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研究,有很多从沦陷区迁来的文化机构和大中学校,随之而来的文化名人有不少是他的好朋友,还有地方上仰慕他的各界名流,朱自清和他们也会常常聚饮。这样一来,朱自清突然生活在成都这座休闲的大城市,感觉反而比以前更加忙碌了。
时间很快到了1941年7月25日,朱自清应邓锡侯、王孟甫邀宴,在座的宾客中,就有来成都出差的梅贻琦。
梅贻琦是从眉县出发,经过一连多天的旅行,才于1941年7月24日晚间到达成都的,梅贻琦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夜间大雨二阵,早起已经晴。5︰00起行,洋车为昨晚另雇者,60元至成都。”梅贻琦一行,是昨天晚上六时到达眉县县城的,入住在北道旅馆。梅贻琦24日日记继续写道:“5︰30,车夫在北门内早点,乃亦各食水蛋二枚。8︰30,彭山县,食早餐。城中见有南华宫,禹帝宫,万寿宫等,盖一大县也。”经一上午旅行,于午后到达旧县。梅贻琦日记曰:“1︰30旧县,新津渡过河。灌县以下各河至此汇流,诚一洋洋大观也。新都城山上有楼台点缀风景,应甚佳绝,惜不得停留一览。过江后行沙滩颇长。2︰30在旧县再换车前行,此处距成40M。5︰00双流县,又换车,其换价仅为五元。路上见道旁所建飞机小库房甚多。8︰00到成都南门公路站,天已大黑,小雨又来,换洋车往城内骡马市投成都招待所,幸得二大房间,虽在三楼,较路所有旅馆已甚整洁舒适多多矣(每间10元)。晚饭因天已晚,仅得汤面,各食二碗以当午晚二餐,实则久饿之后,亦不能骤多食也。十点余睡下,夜雨颇凉。”堂堂大学校长的一天,从凌晨五时起床,在四川的山水间狂奔多天,仅转车就有数次,吃饭也不依时,直到晚上八时才到达成都,这股干劲值得钦佩。7月25日这天,梅贻琦又是访客,又是在宾馆见客,直忙到下午六时半,才去赴邓锡侯、王孟甫的邀宴,二人实际上也是为他接风洗尘。
梅贻琦
请客的邓锡侯,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四川名流,也曾是抗日名将,出生于1898年,字晋康,四川营山县人,行伍出身。历任护国军营长,川军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他引以为傲的功绩是率领川军出川抗日: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在四川境内的陆军由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邓锡侯任第一纵队司令(后称二十二集团军)。9月,出川抗战的各路人马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奔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的有万余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上,邓锡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此后,邓锡侯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取得了卓著的战功。1938年1月,四川政局发生波动,邓锡侯奉调回到汉口,后又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邓锡侯在四川的威望很高,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校长来蓉,邓锡侯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
其实,早在1940年10月,朱自清就和邓锡侯有过交集并被邀请在重阳节喝酒,朱自清为此还写了旧诗《重九邓晋康主任招饮康庄》二首记之。诗曰:
将军有丘壑,小筑百花潭。
松竹自多胜,风流昔所谙。
逢辰集健侣,对酒唱高谈。
异日烽烟静,追思此味醰。
意多嫌世短,况值百端新。
西陆龙蛇起,东夷狐鼠亲。
同心愿久视,戮力靖嚣尘。
国庆明朝又,举杯寿万春。
且说1941年7月25日这天傍晚,梅贻琦在日记中说:“6︰30至南打金街99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李幼春、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这里的邓敬康为邓晋康之误。“强饮廿杯”“微有醉意”,也是梅贻琦正常的喝酒状态。梅贻琦好酒,他的日记里关于喝酒的记录有很多次,对酒的优劣也有自己的评价,有几次就有朱自清在座。
这次邓锡侯、王孟甫邀宴的第二天中午,即1941年7月26日,朱自清偕夫人陈竹隐在吴抄手邀请梅贻琦吃馄饨,还有其他面食。徐绍元夫妇及子女等多人作陪。可能因为昨天喝了不少酒,晚上还要喝,中午吃馄饨等面食时,就没有再上酒。朱自清这次请吃的吴抄手是成都名食,花费80元。晚上的邀宴是郭有守,是一场家宴,梅贻琦、吴金鼎、李蒙通也在邀请之列。这两次吃饭,梅贻琦日记里均有记载,对郭有守的家宴,梅贻琦日记里说:“晚饭在郭家,晤黄督学(教部)、吴金鼎,蒙馆长、刘校长及佩弦。饭后邀佩弦同回寓下榻,藉谈国文系问题。”从日记中得知,朱自清这天饭后没有回家,而是和梅贻琦回宾馆同住一晚,主要是谈清华大学国文系的问题。梅贻琦信任朱自清,能在旅行途中还想着国文系的问题,足见朱自清在梅贻琦心目中的分量了。
梅贻琦这次成都之行的宴席还没有结束,1941年7月28日晚上,朱自清又在励志社张主席的邀请宴上与他相遇了。梅贻琦日记中说:“7︰00至励志社张主席之约。座中有郭、胡二厅长,张凌高、朱佩弦、李景清共十四五人,菜尚清新,但无酒,因张近来已屏绝烟酒也。”这么多人相聚,想必二人没有做什么交流吧。倒是有一次聚会,朱自清可以去而没有去,即7月29日晚上,清华同学会聚餐,地点在涨湫饭店,会场约有30人,这么大的一个排场,朱自清又是清华的教授,居然没有被邀请,不知为什么。
梅贻琦在成都的几天,亮点是朱自清请吃吴抄手。吴抄手是成都著名的小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都很有名,前身是个走街串巷的馄饨担,吃出名气来才开店,后又开分店。可能是名气太大吧,不少冒牌的吴抄手也充斥着成都的街头。朱自清请梅贻琦吃的吴抄手,是不是东城根最有名的那家本店呢?或者是青石桥或三桥的分店也未可知,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朱自清不会请梅贻琦吃冒牌的吴抄手吧。朱自清知道梅贻琦好喝几杯,虽说前一天晚上喝了20杯,依梅贻琦的脾气和酒品,不拒绝连场作战,哪怕晚上还有酒局呢。但朱自清没有请他喝酒,连个像样的馆子都没有去,怕是手头困难吧,虽然花费不少,80块钱。但吃吴抄手时共有十人,应该也不算多的。午餐没有下馆子而吃吴抄手,可能有三种原因:一种是朱自清太清贫了,他去年一回成都时,就遇到了物价飞涨,且有“购米不得”之苦,还托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代售美元支票,从1940年9月2日起,一直到10月2日,前后三次致信李小缘,所谈都是那张数额不大的美元支票,看来真是急需要用钱了,至少是手头不宽裕。日记中,还有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记录,还有“饿得腿软”的记录。而这次梅贻琦来,正好又遇到不宽裕的时候,只能请吴抄手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梅贻琦知道朱自清家生活困难,又不能拂朱自清的好意,主动不让朱自清破费,吃吃面食,养养胃,晚上再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梅贻琦来到成都,天天有人请大餐,尝尝有名的成都小吃,也是了解成都市井生活的一种方式。
一个月后,即1941年8月28日,朱自清致梅贻琦信,报告他一年来休假研究情况,朱自清在信中说:“清原定研究计划在先秦散文方面。到此后因书籍不便,只得先行抄集材料,分类排比,暂成长编。论文写完,尚需有待。惟一年中曾写完关于诗之论著三篇,系到此后另行计划者。计《古诗十九首释》七节,约三万字,分载《国文月刊》中(开明出版,联大师院编)。此文系研究古诗十九首各首之意义,根据历代注解,加以抽绎阐明。又为四川教育科学馆著《精读指导举隅》(已印行)及《略读指导举隅》(即付印)各三篇,名为‘指导大概’。此二书系供中学教师参考之用。其中有二篇皆关于诗之意义之研究。其一为胡适之先生《谈新诗》篇第五段之指导大概,约一万字,实系借题研究诗之具体性之意义。又一为《〈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约二万字,亦系借题研究诗中典故之意义及诗之组织与体制与意义之关系。唯此项研究因取材太狭,只可作为草创耳。清历年授诗,一向注意诗之意义之研究。今乘休假机会,得先写完此数小篇,甚感学校之惠也。至先秦散文发展方面,仍在抄集材料,俟回昆后再加补充整理,俾得早日写成论文。”
休假研究一年来,朱自清取得的成果确实不少,这里还有数篇杂论、散文和大量旧诗没有算上,否则成绩更加可观。
两种“举隅”,前文已有介绍,即《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这两种书,是朱自清应叶圣陶之约,共同编著的。
朱自清于1940年8月4日到家后,即于第二天和陈竹隐一起去开明书店成都办事处访叶圣陶了。从1920年秋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时相识已逾二十年的两位老友,分别多年,终于在离乱中的异乡再次相见了,真是劫后相逢,倍感欢欣,执手相看,一时有说不完的话,朱自清即刻邀请叶圣陶和开明书店编辑章雪舟赴东城根品尝特色小吃“吴抄手”。8月6日,叶圣陶、章雪舟又回请了朱自清,在座作陪的有夏承法、冯月樵、王畹香等人,应该都是开明书店办事处有关的人员。就是在这次聚饮中,一直以出版教科书闻名的开明书店同人,向朱自清介绍了开明书店近期的出版计划,希望能和朱自清合作。又在叶圣陶等人的具体提议下,朱自清同意合作写书,这就是后来和叶圣陶一起编撰的《国文教学》和两本“举隅”。
1942年2月,《精读指导举隅》作为四川教育科学馆“国文教学丛刊”之一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印行,3月,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收有朱自清所写的《〈精读指导举隅〉例言》《鲁迅〈药〉指导大概》《胡适〈谈新诗〉(节录)指导大概》和《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共四篇。其余各篇由叶圣陶所写。
朱自清在“例言”中首先声明,本书是受四川教育科学馆馆长郭子杰委托而写的,是“专供各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的。其次说明了“本书专重精读指导”,所选六篇文章作为例文,即“记叙文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小说也是记叙文的一种,抒情文一篇,说明文一篇,议论文二篇”。第三是说明了没有选诗歌的原因。第四是指明“前言”是针对中学教师说的。第五是说明各篇的“指导大概”是用教师的口气向学生说的。“我们所注重的是分析文篇,提示问题,因而进行讨论……讨论时自然有许多周折,有许多枝节。但若将讨论的结果写成报告,自然该成为一篇完整的文字。这六篇‘指导大概’就是这种报告。倘若各位教师能细心研读我们的报告,能采纳这些报告里分析文篇提示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应用在别的文篇的精读指导里,……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最后,朱自清又谦虚地说:“本书各篇,我们虽都谨慎的用心的写出,但恐怕还有见不到的错误。盼望各位教师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事实证明,这本《精读指导举隅》,还是受到教师们的认可的。
余冠英在《介绍〈精读指导举隅〉》的书评中说:“各篇《指导大概》皆注重说明例文的体制,主旨,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取材的范围,手法,笔调,及构成特殊笔调的因素;说明各段大意,各段文字在全文中的作用;指出在文章理法上有关系的章节,句,说明其呼应、承转;指出需加注意体味的字句,玩索其言外之意;以及注释较难懂的字、词、句(文言文则特重虚字的解说)。间亦论及作者的思想,创作的背景,论辩的对象等。”又说:“此外对于例文所应发挥的意思及例证往往有补充。”
1941年6月4日,开始写作《略读指导举隅》里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1941年6月21日,朱自清和叶圣陶相约三次在少城公园见面,都因空袭警报而没有见成,这次终于见上了,朱自清交给了叶圣陶《〈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少顷,佩弦至,相左三次,今得会面,殊感欣慰。佩交余《〈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篇,长二万余言,详密炎至。”其实,所谓“略读”,和“精读”没有区别,也都详细分析了所选唐诗的本源和逐词逐句的讲解。本年7月下旬,朱自清作《〈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叶圣陶日记中曰:“小墨归来,携归佩弦信,并所作《〈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即看之。佩弦看书极能得扼要概念,说来又畅达,余自愧不如也。”后来朱自清又写作了《〈胡适文选〉指导大概》。
《略读指导举隅》由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1月出版,收朱自清所写的《〈略读指导举隅〉例言》《〈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胡适文选〉指导大概》,共四篇。其余各篇由叶圣陶所写。
和《精读指导举隅》一样,朱自清也写作了“例言”,首先说明该书是供中学国文教师参考所用,其次是举出所选各篇的篇目适合的阅读范围:“书中举了七部书作例子。计经籍一种,名著节本一种,诗歌选本一种,专集两种,小说两种。其中《孟子》《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胡适文选》适于高中学生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呐喊》《爱的教育》适于初中学生阅读。”第三是说明该书的“前言”是向各位中学教师说的,认为对于学生的“略读”,至少要做这么些工作。第四是说明“指导大概”是用教师的口气向学生说的。“我们按照‘前言’所指出的,对于每一部书,作了指导的实例。这七篇‘大概’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只因写下来不得不如此,并不是说每指导一部书,就得向学生作一番这样长长的演讲,讲过了就完事。‘指导’得在讨论里;每篇‘大概’中的每一节,都该是讨论的结果,这结果该是学生自己研求之后,在讨论时间,又经教师的纠正或补充,才得到的。”最后也是谦虚地希望得到教师的批评指正。
叶圣陶在《〈读书指导〉后记》中对这两部书的编辑和出版过程有详细的说明:1940年夏天开始,“我在四川教育科学馆担任专门委员。工作任务是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实在没有多大把握,除了各县去走走,参观国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跟国文教师随便谈谈,就只想到编辑一套《国文教学丛刊》。丛刊的目录拟了八九种。其中两种是《精读指导举隅》跟《略读指导举隅》,预先没有征得佩弦的同意,就定下主意我跟佩弦合作……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在我真是没法描摹的高兴,于是商量体例,挑选文篇跟书籍,分别认定谁担任什么,接着是彼此动手,把稿子交换着看,提出修正的意见,修正过后再交换着看:乐山跟成都之间每隔三四天就通一回信。一九四一年春天,我搬到成都住,可是他家住东门外,我家住西门外,相隔大概二十里地,会面不容易,还是靠通信的时候多。两本东西写毕,现在记不起确切时间了,好像是在那年暑假过后他回西南联大之后。写的分量几乎彼此各半,两篇‘前言’都是我写的,两篇‘例言’都是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