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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于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间之位置，以纪年定时间之位置，二者皆为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是则为劣，是也。故凡野蛮时代之符号，必繁而杂；凡文明时代之符号，必简而整。百端皆然，而纪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呐莎王为纪元 （在今西历纪元前747 年） ；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时按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比亚之大祭为纪元 （当纪元前767年） ；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 （当纪元前753年） ；回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难之年为纪元 （当纪元后622年） ；犹太人以《创世纪》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 （当纪元前3761年） 。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乃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各国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至简便之大略也。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号，此为最野蛮之法 （秦汉以前各国各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 野蛮之野蛮） ，于考史者最不便。今试于数千年君主之年号，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对也。故此法必当废弃，似不待辨。惟废弃之后，当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之问题也。甲说曰：当采世界通行之符号，仍以耶稣降生纪元。此最廓然大公，且从于多数，而与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虽然，耶稣纪元虽占地球面积之多数，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数三分之一，吾贸然用之，未免近于徇众趋势。其不便一。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后世人之画诺，贸然用之，于公义亦无所取。其不便二。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合，且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论似可抛置。乙说曰：当用我国民之初祖黄帝为纪元，此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之一良法也。虽然，自黄帝以后，中经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记实在若茫若昧之中，无真确之年代可据，终不能据一书之私言，以武断立定之，是亦美犹有憾者也。其他近来学者，亦有倡以尧纪元，以夏禹纪元，以秦一统纪元者，然皆无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辩。于无一完备之中，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司马迁作《史记》，既频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后若干年，是亦与耶稣教会初以耶稣死年为纪，不谋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
但取对勘之便，故本书纪年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