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及三代载记

中国史宜托始于何时耶？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孔子作《春秋》，起鲁隐公元年；而左丘明为之传，所记事往往追溯前数十年；《尚书》独载尧以来；《史记》及《竹书纪年》皆始黄帝；《世本》则上及伏羲；蜀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皆言三皇；宋罗泌《路史》更说盘古。夫史也者，人类发展之记录也。以严格绳之，必有其正确之年代粲然著之竹帛，乃得谓之史。则我国有史，最古不过溯及虞夏之交，前乎此者，实无史时代。无史时代，非作史者所当拟议也。虽然，欲察进化轨迹，必探其原，若于初民群聚之情状不加揅求，则后此世运变迁之由来，未从考见。故吾作《载记》，虽托始三代，而太古亦未敢尽从盖阙，考证推稽，期弗近诬而已。

编史最以史材阙逸为病，古代尤甚。孔子于夏商二代，已叹文献无征，况立乎今日以指唐虞以上者哉？近世西方，有所谓历史哲学之一派，推求进化之源，往往溯及各国神话，谓其言虽什九荒诞，然各民族最初之心理，恒于此表征焉。其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多自兹导发，故不可废也。我国为文化最古之国，故神话传说必极丰富，其中若言华胥、言昆仑等，殊不能谓其于史迹绝无系属（若《楚辞》之《离骚》《天问》等篇，其半史的事实尤多）。然神话与史实，界限不明（此各国言古史者所同病，匪独我国也），一切舍旃，既自湮文明之迹，稍涉博采，又动贻芜秽之讥。此一难也。有史以还，取材宜富，然聿稽先典，奇厄实多。考商周之间，史官持重，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瞽史诸职，粲见经记，上自王朝，下遍侯国，咸设专司，其所记载，谅堪征信，然东迁以降，诸侯去籍，典章所寄，强半散遗。及秦燔祸起，凡非秦记，悉付摧烧。夫史籍与诸书百家语不同，秘府孤藏，别无口授及传抄副本，一经荡尽，无复孑遗。此二难也。考古之业，载籍法物，两皆可珍，我国古代，器铭璧刻，不乏鸿制，其著见于经记者，若夏之九鼎，周之天球河图，郑之刑书，晋之刑鼎（二者皆刻法律条文，若罗马之十二铜表矣），皆金铸也。楚庙则有古事画壁（见《楚辞 · 天问》），秦宫则具六国之形（见《史记 · 秦本纪》），皆石华也。倘其获存，资证宁少（近出土之钟鼎款识小品及山东嘉祥汉画像，六朝诸造象，存于今日者，多足为考史及研究美术之助，若先秦巨制古刻犹存，所裨更当何若）。乃秦项虔刘，累代摧坏（项羽焚咸阳，火三月不绝，为古代宫室一大厄。自后每经丧乱，古建筑无一能存焉。秦始皇尽取天下之兵及器铸为金人，此铜器一厄。董卓悉取洛阳、长安内府所藏古器铸小钱，此铜器二厄。隋开皇九年、十一年，两次毁平陈所得三代秦汉古器，此铜器三厄。周显德二年，敕除朝廷法物外，凡各地官私所藏铜器限五十日内毁废送官，此铜器四厄。金海陵正隆三年，诏废平辽宋所得古器，此铜器五厄。宋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斤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得铜二百余万斤，此铜器六厄。靖康北徙，器亦并迁金汴，季年，钟鼎为崇，宫殿之玩，毁弃无遗，此铜器七厄。故今兹所遗存皆小品，其裨益史料甚微也），先民手泽千不一存，欲求如埃及、巴比伦籍古刻以考遗制，且不可得。此三难也。战国之际，学术勃兴，而皆好依附古圣以为重，故老庄言黄帝，许行称神农，墨翟宗大禹，医家说岐伯，兵家道太公，方士侈述九皇，儒生聚讼五帝，或寓言之迹显而易明，或托事之文殽而难辨，后史杂采，遂以乱真。此四难也。

太史公称载籍极博，考信六艺，壹宗经纪，宜若谨严，不知经训本与史籍殊科，经以明义，非以记事（近儒或倡《六经》皆史之说，实偏见也）。故史实足藉以明义者采之，否则置之，此孔子删定《诗》《书》，笔削《春秋》，所以为大业也。若以记事为职志也，则《书》千篇何以仅存百篇（或有以《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即孔子删定原本，别无所谓逸篇者，其言亦近真），《诗》三千何以仅存三百？《春秋》曷为不纪周而纪鲁，曷为必始元而终麟？湮灭史迹，孔子不且为万世罪人耶？惟其本非记事之书，故去取可别具权衡，殊弗以武断为病。不宁惟是，义之所寄，虽附益文辞可也（《尚书 · 皋陶谟》有“蛮夷猾夏”一语，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后世称我民族为诸夏，犹刘汉以后称汉人，李唐以后称唐人也，舜时安得有此称），改变事实可也（《尚书》记尧、益、伊尹等事，有与他书绝异者，孰为事实，殊难龂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鲁三弑其君，《春秋》皆讳之。其他为尊讳、为亲讳、为贤讳者不下数十事，此自经义应尔，若作史读，岂不成曲笔耶）。故群经中记载涉及史事者，诚不失为较确之史材，然必欲混经史以同其范围，则其道反为两失。此五难也。

求先秦史料，周柱下史及列国史记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既不可见，其纯以记事为职志，完书传于今者，惟《左传》与《国语》（次则《战国策》已为纵横家言，非绝纪事）。次近古者，则史迁之《史记》，今述古代史，则《尚书》《春秋》以外，惟当信据此三书，夫人而知之矣。顾尤有数书最当商榷者：其一《逸周书》（俗或称《汲冢周书》，盖据隋、唐《艺文志》言，然晋代汲冢所得书目，具载《束皙传》，并无此书。而《汉书 · 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与今本篇数正合。两汉人所引《周书》文亦多见今本，故知今所传者即《汉 · 志》旧本也。后人以其所记有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等事，谓圣人所必无，指为战国后人所依托），其二《竹书纪年》（《晋书 · 束皙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所传本篇数正同。其书起黄帝元年，历唐、虞、夏、商、周，皆有年次，入春秋则特详晋事，入战国则特详魏事，讫于魏安釐王二十年，盖魏史官所记也。” 晋卫恒、束皙、王接、荀勖续成，皆有校释，见各本传。宋沈约有注，见《隋书 · 经籍志》。清乾隆间编《四库书目提要》，举六朝唐宋人所引与今本不同者二十余事，断定今本为元明人所伪托。其最为世诟病者，则所记有益干启位，启杀益，文丁杀季历，太甲杀伊尹等事。然此诸事，今本所载，亦多有异同），其三《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同出汲冢，《束皙传》云五篇，今所传者六卷，前五卷皆纪穆王西巡事，后一卷纪美人盛姬事。《束皙传》称同时尚得杂书十九篇，此殆其一，而后人合之也。晋郭璞有注，并传于今，其中言穆王西巡事，皆有日月，并详纪所行里数。旧史以列起居注《四库书目》，以其多夸诞不经语，改列小说类），其四《山海经》（见《汉书 · 艺文志》，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史记 · 大宛传》亦云“《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是此书确为先秦旧籍无疑。《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刘秀谓伯益作，殆本于是。其书所纪人名有夏后启、周文王等，所纪地名有秦汉郡县，可证其决非禹益时书。殆战国人所纪，秦汉人复有附益也。前代著录者多以为地理书之冠，《四库总目》亦归诸小说类》），其五《世本》（司马迁作《史记》，其世家、年表多采《世本》。刘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王侯诸国世卿大夫系谥名号。《汉书 · 艺文志》著录十五篇，《隋书 · 经籍志》、新旧《唐 · 艺文志》皆著录四卷，唐以后佚。据群书所引，则其书有《作篇》，记创作诸器物之人；有《居篇》，记历代王侯世卿所宅都；有《姓氏篇》，有《帝系篇》，有《王侯大夫谱》，有《谥法篇》。近人有搜辑成书，略还旧观者）。

正经正史以外，此五书者其最古之记录矣。《世本》史家共推无异辞，顾既残佚，余四书俱存，而稽古者不甚乐道之，惮其与正经正史相迕也。夫吾岂敢谓诸书所纪，悉为实录？虽然，以后世人记并世事，其失实者且多矣，矧于古代，至若经记所述，古代圣君贤相成一理想的神圣人格，更无疵颣，其社会则郅治之极，全率由最高道德之轨范，此自圣贤垂世立教，悬一至善之鹄以示方来，揆以进化轨阶，恐反有非其真者耳。若因其与经记间有出入，遽指为伪托，则彼伪托者生汉晋以后，全国思想界久为经说所支配，何敢故作叛经之言以撄众怒？故吾以为正以其有骇人之记载，不足以明其伪，反足以明其真也。故吾于《逸周书》《竹书纪年》，不敢采其异说以入史文，然终谓其书之不容废也。《穆天子传》《山海经》，其最滋疑议者，谓所载地名于今无征也。然最近绩学之士，以今图证《穆传》地名，其可指者盖得八九（仁和丁谦著《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以西图案其地望，言甚博辩，略可征信），以《水经注》证《山经》域内地名，亦什得其六（镇洋毕沅《山海经校注考证》最翔实，力言《山经》实古地理书），其非凿空志怪之作，较然甚明，其间涉夸诞，则古代神话之常，殆无足怪。而既认此诸书有几分历史上之价值，则古代与西方交通之迹，遂渐成一大公案。此似治史者所宜毋忽也，吾故于载笔之先，略发其凡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