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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天下，初下广南，即复市舶使，以大将潘美任之，实开宝四年也 （971年） 。广东商业，自是再振。然其时势力，渐分于各地。杭州、明州 （今宁波） ，以次勃兴。咸平二年 （999年） 已设市船厅于此二地。天圣元年 （1023年） 改市舶司焉，然犹隶于广州，广州盖袭前代积威也 ［熙宁九年（1076年）诏：“诸舶皆 隶广州舶司。”］ 。当时荆公秉政，法令修明，有所谓市舶法、市舶条者，而我国商舶出海外者亦渐多 （《文献通考 · 职官考》十六 云：“熙宁中，始变市舶法，令各地贾海外者往复必诣广州，否则 没其船与货。”据此，则我国当时出海之船必甚多，各地皆有，而 广东为最，故稽察之任，一专于此也） 。自兹以往，福建之泉州，山东之密州 （今胶州） 继兴，咸置市舶司，而泉州独盛。故崇宁元年 （1102年） 废诸舶司，而广、泉独留。及宋南渡，徙宅于杭，政府中心点既变迁，密迩海岸，商业中心点随之。及乾道初 （1165年） 两浙路之通商口岸有五：曰临安 （杭州） 、曰明州、曰秀州 （今嘉兴府） 、曰温州、曰江阴军 （今江苏常州府） 。淳祐六年 （1246年） 澉浦复置市舶官 （澉浦者，钱塘江口一小港也） ，咸淳十年 （1274年） 台州、福州亦置焉。合诸广、泉、密，凡十一港。西历1150年出版之 Geographied Edriei （ vol. 1， p. 90）称其时我国商港十二，以我史考之，所得如此，所余一港，不知何指也，然十二港中，其握霸权者固在广州。《宋史·食货志》云：“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政府盖亦重视之矣 （《图书集成》卷 一〇四八《泉州府城考》云：“宋宁宗嘉定四年，邹应龙以胡贾簿 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胡贾至，自出赀以修泉城， 则其时泉之商业已骎骎夺广席矣） 。
【附言】《梭里曼旅行记》云：“以吾度之，每届舶期 （海船至 之期也） ，则Khanfou （广府） 金库，当日进五万典拿（ Dinar ）。” （一典拿约合英金九先零，以今日金值，当合华银三两有奇） 此其言或不无太过，然当时此项关税，为财政上一要项，盖可想见。故唐广德中，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叛，逐节度使张休 （《唐书 · 代 官本纪》） ，盖其所凭藉者厚也。虽然，自中唐以前，此项进款不归政府，而归诸天子私人，故亦谓之宫市 （宋钱易《南部新书》 云：“自贞元以来，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谓之宫市。”杜诗云： “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宋蔡少蕴《避暑录话》称 宫中当为宫市之讹，引《唐书 · 韦伦传》云：“宦者吕太一，盖中人 为宫市于岭南者，故称市舶使。”然则市舶使即宫市之一种也） 。其后乃归节度使兼管，利始入政府矣。韩愈《送郑尚书序》 （郑任 岭南节度使时） 云：“岭南贾人舶交海中，奇物溢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又《唐书·黄巢传》云：“巢陷广州，右仆射干琮曰：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之益富，而国用屈。”然则广州之影响于国家财政者，可想矣。宋初虽始置司，但议而不征 （《文献通考》引止斋陈氏云：“是时市舶虽始置司，而不以 为利。”） 。其后一蹙于契丹，再蹙于西夏，帑藏日空，于是汲汲求饷源于关税。荆公以还，市舶法益加整顿，寖为国家岁入一大宗。皇祐中，岁入五十三万缗，及哲宗元祐元年，广、明、杭三州市舶使征税及专卖所得 （宋制：“海舶至者，视其所载，十算其 一，而市其三。”即关税值百抽十，而复取三十归政府专卖也。此对 于普通物品之税法也。其贵重品如犀牙、珍珠等，有值百抽二十而 取其四十或六十归政府专卖者） ，凡七十七万八千五百八十九缗。至徽宗崇宁间，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岁百万缗有奇矣 （以上统 计皆据《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 。《广东通志》 （阮《志 · 经 制略》第十四）云 ：“宋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诚哉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