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六朝时代,中原云扰,国民无复余裕以事远略,惟广东僻处岭外,所受影响较微,故元气发纾,仅以不衰。及隋统一宇内,内竞渐息,遂欲举全力以对外,若炀帝之汲汲通拂菻 (拂 菻 者,当时之东罗马帝国,都于康士但丁奴布者也) ,其见端也。迨唐之兴,天下大定,数百年霾阴顿开,熙熙如春,万卉齐茁。太宗雄武,底定四裔。至高宗庆显五年,遂开西域十六都督七十二州,北方交通之陆路复开,而南方海运之进步,亦一日千里。黎氏所谓我国商舶西征,达于红海 (即亚丁湾) 者,即此时也。而同时西方复有勃兴之国二焉:一曰大食。大食者,阿剌伯也。史载永徽二年,大食王 (敢谷) 密莫未赋 (白鸟氏谓此为 Emilal Mumenin 之译音,即阿斯曼大王之称号云) 遣使由南海来贡。其后开元、长庆间,凡十四度来朝 (《唐书 · 大食传》) ,是为阿剌伯通中国之始。其时回教初兴,国势曈曈,若旭出海。而商业随教力俱东,一集注于广州。苏哈巴者,摩诃末 (回教祖 Mahomet 也,近译马哈默德或谟罕默特,今从正史旧名) 之母舅也,实始入中国传教,在广东省城建怀圣寺,遂卒于广州,葬焉。 (今春 《香港商报》一年祝典印有苏哈巴墓影片) 而光塔寺之二石塔,矗立城中,岿然至今。此又曾游粤省者所能共见也。盖当时阿剌伯人商业之盛,甲于大地,而其所注重者实在广州。二曰天竺,即印度也。印度当西纪六七百年间,有戒日王者勃起,锐意以宣播文明、传布佛宗自任。而中国君相,方皈依释尊,几有认为国教之势,求法者络绎于道,故商业亦随教力而进行。其陆运则自西藏,而海运则自广州。由此言之,初唐时代,中国海运方盛,一也;大食海运新兴,二也;天竺海运辅行,三也;波斯海运未衰,四也。并此四者,而广州遂骎为全世界之重镇。高楠顺次郎氏尝悬拟当时定期航行船之线路,为表如下:
航线五、六,而皆集中于广东,广东之为天下重,可想矣。故当时西域诸国,称广东曰“支那”,称长安洛阳曰“摩诃支那”,此名在佛典中,屡见不一见也。高楠氏尝搜佛宗各传记,见著名印度高僧由广州往返,见于记载者凡数十人。而阿剌伯人《古旅行记》,称黄巢乱时,流寓广州之波斯、大食人共十二万余。然则当时此地交通之盛,不让今香港,而外人居留之多,今日举国无能与京矣。
【附言】阿剌伯人所著书,以西历851年出版,名为《梭里曼( Soleiman )旅行记》者,内载当时中国最大口岸曰Khanfou。近世欧美学者,多以杭州附近之澉浦当之,虽哈士亦云然。日本坪井九马三氏,以《唐书·逆臣传》记黄巢陷广州事,与彼《旅行记》所记之年月相比较,知其确为广州而非澉浦,断定Khanfou字为“广府”之译音云。按坪井氏说信也。吾粤人至今犹呼广州为广府。当时舍广府外,无他地足以呈此盛况,又可断言也。
【又】中村氏又引《桯史》 (宋岳珂撰) 及《广州外志》 (《图书集成》卷一千三百十四引) 称,广东及海南岛蒲姓人多,证以《宋史》所载大食国人,如蒲希密、蒲麻勿、蒲加心、蒲沙乙等,皆蒲姓。蒲即译Abu之音,大食人姓此者最多。粤之忽有此姓,知当时阿剌伯人流寓者极盛矣。愚按:据此则吾粤民族,其混入阿剌伯人种之血,必当不少,殆必有与我通婚或久居同化者矣。
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此新开繁盛之口岸,其所施政策有三:
一、开大庾岭。唐中宗末叶,始大举开大庾岭,修治道路。盖因广东骤兴,为辟此道,使与中原得交通之便也 (此事于广东 关系极重,自兹以往,广东始渐为重于国中矣) 。
二、设外人裁判所。唐宣宗大中四年 (850年) ,始为回教民别设一法司于广州,其制度今不可考。以当时国势推之,谅必无领事裁判权之屈辱也。
三、置市舶司。即今之海关也,其起原不可考。大约在开元之初,初别置使,后即以岭南节度使兼充,至宋复别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