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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玛儿梭士《人口论》出世，谓人口之蕃殖，以几何级数增加，每二十五年辄增一倍。达尔文因之以悟物竞天择之原理。迨十九世纪，举地球万国几无不以人满为患，而玛氏、达氏之学说益占势力于学界。推原各国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与民族之相接触而有争竞，其所以相接触之故，大率由于人满而移住，此天演自然之理，即中国当亦不能外也。顾吾读古籍，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言：“天下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梁惠王问孟子：“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又言：“天下耕者皆愿耕于王之野。”凡此皆当时诸国争欲吸集客民之征也。窃疑自黄帝至春秋战国间，已二千余年，何故其现象仍复如彼？且其时战争日烈之原因，抑何在耶？深所不解。偶检《文献通考》《续通考》《皇朝通考》之“户口门”读之，观其历代统计之比较，有令人大失惊者！明知吾国调查之学不精，且更有种种原因，使版籍之数势必失实。虽然，不实之中，亦有研究之一值也。
中国历代户口比较表
（据《三通考》撮录，其失载者不杜撰，其舛误者不臆改）
【表例附】
一、周末、汉初、元末诸时代，极关紧要，然原书不能言其数，今别证他书，附考于后，惟表中则空之。
二、原书于唐著户不著口，其他或著口不著户，今悉依以为存阙。
三、原书于东汉、唐、宋、元、明列表甚详，每帝皆有。今惟取其比较之率有大涨落者，乃列次之。
四、当数主分立时代，必须合观各主所属之户口，乃为全国总数。下表所列者，惟南宋高宗时代，未将金所属列人。其时金之户数三百万，合诸宋之数共一千四百余万户也。口数则原书不载，无从搀入，故阙之。其余如三国时、六朝时及南宋光宗时，皆综合其总数列表。所据者如下：
（一）三国时。
（二）南北朝全盛时。
南朝所可考者，惟《宋书》载孝武时，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北朝所可考者，惟《魏书》载孝文迁都河洛时为全盛，户口之数，比晋太康倍而有余。马氏原按云：“太康平吴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余，口千六百十六万余。”云倍而有余，则是户五百余万，口三千二百余万以上也，故略列如前表。
（三）南宋时。
【表补附】
一、周末人口略算。
苏秦说六国，于燕、赵、韩、齐皆言带甲数十万，于楚则言带甲百万，于魏则言武士苍头奋击各二十万；张仪言秦虎贲之士百余万。又苏秦言齐、楚、赵皆车千乘、骑万匹，言燕车六百、骑六千，言魏车六百、骑五千；张仪言秦车千乘、骑万匹。以秦、楚两国推例之，大抵当时兵制，有车一乘、骑十匹者，则配卒一千人，故秦楚千乘而卒百万，赵六百乘而卒六十万。然则苏秦虽不确言齐、赵、燕、韩之卒数，然亦可比例以得其概。大约齐、赵皆当百万，燕、韩皆当六十万。盖当时秦、齐、楚工力悉敌，而苏秦亦言山东之国莫强于赵，故合纵连衡时，秦、赵、齐、楚皆一等国，而魏、韩、燕二等国也。以此计之，七雄所养兵，当合七百万内外也。
由兵数以算户数。据苏秦说齐王云，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则临淄之卒可得二十一万。是当时之制，大率每一户出卒三人，则七国之众，当合二百五十余万户也。
由户数以算人数。据《孟子》屡言八口之家，是每户以八人为中数，则二百五十余万户，应得二千余万人也。
此专以七雄推算者。当时尚有宋、卫、中山、东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闽、粤等，不在此数。以此约之，当周末时，人口应不下三千万。
二、汉初人口略算。
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则自秦孝公至始皇之十三年，其破六国兵，所斩首虏共百二十余万 （余别有表） ，而秦兵之被杀于六国者尚不计，六国自相攻伐所杀人尚不计，然则七雄交哄，所损士卒当共二百万有奇矣。而始皇一天下之后，犹以四十万使蒙恬击胡，以五十万守五岭，以七十万作骊山驰道。三十年间，百姓死亡，相踵于路；陈、项又恣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睢水不流。汉高定天下，人之死伤亦数百万，及平城之围，史称其悉中国兵，而为数不过三十万耳。方之六国，不及二十分之一矣 （参用马氏原按语，略加考证） ！
汉既定天下，用民服兵役者，当不至如六国之甚。然以比拟计之，当亦无逾五六百万者（南越、东越等不计）。
由前表观之，则中国自清乾隆以前，民数未有逾百兆者。其最盛为南宋，宋金合七十三兆余；次则明成祖时，六十六兆余；又次则西汉孝平时，五十九兆余；最少者为三国，乃仅为七兆余。呜呼，孰谓吾先民而仅有此？今姑据此不实不尽之统计一研究之。
上古邈矣，不可考，但据原案，周东迁时得十一兆余。今所揣度，则至战国而进为三十兆，其间以卫生之不备，战争之频数，进率只于如是，其与理论殆不相远。及至汉初，而六去其五矣，则暴秦、陈、项之乱为之也。汉休养生息二百年，自文景迄孝平，由五兆进为五十九兆，殆加十倍。乃建武中兴，复锐减至二十一兆，几去三之二矣，则王莽、赤眉以来之乱为之也。东汉二百年稍苏，复进至五十兆，然犹不及西京之盛。曾几何时，而三国时代仅余七兆，比盛汉时南阳、汝南两郡之数 （窃疑三国时 户口最确实。盖史所载者，并其将士若干人，吏若干人，后宫若干 人，而一一备例之也） ，盖七而余一矣。马贵与谓：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废，白骨盈野三十余年。及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此皆甚言之词，然生民之不遭，亦至是极矣。隋之极盛，可比汉代，其所以致此者，下节论之。隋与唐之比较，原书于唐记户而略口，故民数无稽焉。然隋大业间有户八百九十万余，唐贞观间，乃不满三百万，亦去三之二矣。其有户无民者，尚不在此数。玛氏谓经乱离之后，十存不能一二，则豪杰共逐隋鹿之为之也。至武后时而增一倍，为六百万户；至元宗天宝时而增二倍，为九百余万户，则唐之极盛也。盖其休养者凡百三十余年，而始得此。肃宗至德二年，即元宗幸蜀之次年也，犹八百余万。再越三年，为乾元二年 （以至德三年改元曰乾元） ，乃仅有百余万户。视天宝时 （相距不过五年） 十去其八矣，则安史之乱为之也。其后终唐之世以及宋艺祖之定天下，虽时有进退，然仅如贞观时耳，则藩镇迭扰、十国交哄之为之也。元明之交，竟弗可深考，而元初与明初之比较殆相若，今无置论焉。明代民籍，大率上下于五六十兆间，天启中犹有五十余兆，及顺治十八年仅二十兆，又五去其三矣，则流寇恣虐、满洲入篡、三藩继乱之为之也。综览二千年来我先民之宅于斯土者，稍得置田庐长子孙，度数十寒暑，辄复一度草薙禽狝，使靡孑遗。如佳期将至，风雨便来；如萌孽方生，牛羊滋牧。呜呼，举天下含生负气之俦，其遭遇之大不幸者，孰有中国人若哉！孰有中国人若哉？玛尔梭士《人口论》之公例，独不行于我中国也亦宜。抑以如此之遭际，而欲责其文明发达与他国享平和幸福者并辔而驰，亦何望矣？
虽然，上表所列，固绝不足为信据也。不足信据而复列之，则以其于中国国情之考证，固别有裨也。宋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唐人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 （按： 由此略可推算唐时公报之人数，大率天宝最盛时六百兆矣） 。自本朝元丰至绍兴，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于漏口少尔。”吾证以南宋时之统计，而再观夫宋光宗间为户千二百余万为口，仅二千七百余万。金章宗间为户六百九十余万，为口乃四千五百余万。宋之户倍于金，而口乃仅及金之半，宁有是理耶？以金例宋，则当光宗时，宋民八九千万，乃始与其户相应矣。宋金合计，则彼时之民已应在百二三十兆以上矣。且吾以为此数不至宋而始然也，自唐时而当已然。宋之所隐匿者在口，而唐之所隐匿者在户 （实则户、口两者俱匿， 特唐宋更各有所偏重耳） 。杜君卿云：“我朝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考隋文帝初年，有户三百六十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耳，乃至大业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余万。其增进之率，适与玛氏二十五年加一倍者相合。夫唐贞观以后之治过隋远也，吾先民之安居乐业者，在历史中实以彼时为最长。人口乌有不蕃殖之理？以隋例唐，隋初据四百万户之业，阅二十年而得八百余万者。唐初据二百万户之业，阅百三十余年，最少亦应至千八百万有奇矣 （此尚非以几何级数递算） 。以当时每户五口有奇之比例算之，则盛唐时代应有民百四五十兆以上。顾统计表上隋唐之相违如彼其远者，则史称隋文帝恭俭为治，不加赋于人。而唐代行租庸调之法，以谓税户，以庸税口 （陆宣 公奏议云：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玛氏所谓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诚哉然也 （唐制：户口有课者有 不课者。凡鳏寡孤独废疾不课，九品以上官不课，部曲客女奴婢不 课。天宝十四年，户数共八百九十一万有奇，课者五百三十四万有 奇，不课者三百五十六万有奇。口数共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课者 八百二十万有奇，不课者四千四百七十万有奇。以全国之户而穷而 无告者，居三之二。以全国之民而鳏寡孤独废疾奴婢居六之五。天 下有是理乎？此虽由立法不善，然官吏之不能综核，与国民之不解 纳税义务，皆可见矣。中国官牍之统计，皆此等类，何足怪讶？特 附记以资一粲云尔） 。《明史·食货志》云：“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或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然则明时民数不进之所由，亦可以见矣。清顺治十八年，人数二十一兆有奇；康熙五十年，二十四兆有奇；乾隆十四年，一百七十七兆有奇。前此五十年间，所增仅三兆，不过递加十分之一；后此二十余年间，陡增一百五十兆，递加八倍有余。使前表而为信史也，则是吾中国数千年来濡滞不进之民数，常往来于四五六十兆之间者；至彼二十七年间，乃改其度，而为一大飞跃也。使前表而为信史也，则玛尔梭士之徒闻之，当更增数倍之悲观也，而岂知自唐以来，我民族既早有此数，徒以避赋役而自匿蔽。自康熙五十一年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谕，取汉唐以来口算庸调之法而扫除之，然后千余年间人口之实数，始渐发现也 （康熙 五十一年以后，曾两次编审人丁，而数仍不进者，法令新行，未信 于民也。故至乾隆十四年第三次编审，始得此数） 。迨乾隆四十八年，所增复逾半倍，为二百八十余兆，则依玛氏所算之率，秩序而进矣。东坡尝云：“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孔子曰：‘不以人废言。’而况可以废一代之良法乎？”三代之制，既不可考信。炎汉以迁，计口课税之法，骚扰民间者垂二千年，其余毒乃至使吾侪今日欲求一征信之统计表而不可得。及康熙间乃一举而廓清之，不谓为中国财政史上一新纪元不得也。若是者，亦安可以民族主义之余愤而抹煞之？
夫前表之不足征信，固也。虽然，其累朝鼎革时代，与其全盛时代之比较率，则原书所记，虽不中亦当不远。如东汉初视西汉全盛得三之一，三国视东汉全盛得七之一，唐初视隋全盛得三之一，宋初视唐全盛得四之一，清初视明全盛得三之一，此其大较也。盖扰乱既亘二三十年，则壮者尽涂膏血于原野，举凡有生殖力者而一空之，无以为继，一也；壮者既去，老弱妇女势不能自存，二也；血肉满地，疠疫缘生，三也；田弃不治，饥馑相随，四也。故每一次革命后，则当代之人未有能存其半者也。唐盛时已得百余兆 （此著者推度之数。下同） ，而宋初仅数十兆；宋盛时已得百余兆，而明初仅数十兆；明初已得百余兆，而清初复仅数十兆，皆此之由。泰西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岂必论他事，即户口一端而已然矣。不然，岂有九百年前 （指前表所记南宋时） 拥二千万户一百三四十兆人之国，而至今仅以四百兆称者哉？
西人之称我者，动曰四百八兆，此道光二十二年料民之数也 （其年凡四百十三兆有二万人云） 。吾中国官牍上文字，多不足措信。虽康熙改革以后，视前代征实数倍，犹未敢谓其为实录也，顾舍此亦无他可援据。即以道光廿四年此数论之，后此经洪杨之难，两军死者殆七八百万，合以流窜殃及、疠疫饥馑及生殖力所损亡，可除出五千万；以所余三百六十兆为本位，计道光廿四年迄今，凡六十年，以乾隆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间之比例，则约四十五年而增一倍。然则光绪十五年时，固应有七百二十兆人矣！今日其或当在六百兆之间耶？以今者行政机关之混乱如此，谁与正之？悬此数以俟将来新政府之调查而已。
（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