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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祚著《三国志》，下笔谨严。裴世期为之注，颇采小说故事以补之，转失原书去取之意，后人多议之者。实则《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今略举数事以证明之，或亦审查古代史料真伪者之一助也。
《魏志》二〇《邓哀王冲传》云：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歧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叶水心适《习学记言》二七论此事曰：
仓舒童孺，而有仁人之心，并舟称象，为世开智物理，盖天禀也。
是直信以为事实。何义门焯以仓舒死于建安十三年前，知其事为妄饰，而疑置水刻舟，算术中或本有此法。邵二云晋涵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引苻子所载燕昭王命水官浮大豕而量之，谓其事已在前（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一四）。然皆未得其出处也。考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一《弃老国缘》云：
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着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着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寅恪案：《杂宝藏经》虽为北魏时所译，然其书乃杂采诸经而成，故其所载诸国缘，多见于支那先后译出之佛典中。如卷八之《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与《那先比丘问经》之关系，即其一例。因知卷一之《弃老国缘》亦当别有同一内容之经典译出在先。或虽经译出，而书籍亡逸，无可征考。或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以见其智。但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事混成一谈，以文饰之，此比较民俗文学之通例也。
又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三国志》二九《魏书二十九·华佗传》（可参《后汉书·列传》七十二下《华佗传》）略云：
华佗，字元化，一名旉。（裴注：古“敷”字与“專”相似，写书者多不能别。寻佗字元化，其名宜为旉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县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寿俱当尽，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杭大宗世骏《〈三国志〉补注》四引叶梦得《玉涧杂书》略云：
华佗固神医也。然范晔、陈寿记其治疾，皆言“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云云，此决无之理。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气也。佗之药能使人醉无所觉，可以受其刳割，与能完养，使毁者复合，则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肠胃既以破裂断坏，则气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复生者乎？审佗能此，则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亦无所复施矣。
是昔人固有疑其事者。夫华佗之为历史上真实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断肠破腹，数日即差，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当时恐难臻此。其有神话色彩，似无可疑。检天竺语“agada”乃药之义。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习见之语。“华”字古音，据瑞典人高本汉字典为r w a，日本汉音亦读“华”为“か”。则“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适相应，其渻去“阿”字者，犹“阿罗汉”仅称“罗汉”之比。盖元化固华氏子，其本名为旉而非佗，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佗”，实以“药神”目之。此《魏志》《后汉书》所记元化之字，所以与其一名之旉相应合之故也。
又考后汉安世高译《㮈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诸奇术，如治拘睒弥长者子病，取利刀破肠，披肠结处。治迦罗越家女病，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封着瓮中，以三种神膏涂疮，七日便愈，乃出虫示之，女见，大惊怖。及治迦罗越家男儿肝反戾向后病，以金刀破腹，还肝向前，以三种神膏涂之，三日便愈。其断肠破腹固与元化事不异，而元化壁县病者所吐之蛇以十数，及治陈登疾，令吐出赤头虫三升许，亦与耆域之治迦罗越家女病事不无类似之处（可参裴注引佗别传中，佗治刘勋女膝疮事）。至元化为魏武疗疾致死，耆域亦以医暴君病，几为所杀，赖佛成神，仅而得免。则其遭际符合，尤不能令人无因袭之疑。（敦煌本勾道兴《搜神记》载华佗事有：“汉末开肠，洗五藏，劈脑出虫，乃为魏武帝所杀”之语，与《㮈女耆域因缘经》所记尤相似。）然此尚为外来之神话，附益于本国之史实也。若慧皎《高僧传》之耆域，则于晋惠帝之末年，经扶南交广襄阳至于洛阳，复取道流沙而返天竺（见《高僧传》九）。然据《㮈女耆域因缘》等佛典，则耆域为佛同时人，若其来游中土，亦当在春秋之世，而非典午之时，斯盖直取外国神话之人物，不经比附事实或变易名字之程序，而竟以为本国历史之人物，则较《华佗传》所记，更有不同矣。
寅恪尝谓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有似通天老狐，醉则见尾。如袁宏《竹林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孙盛《魏氏春秋》、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也。独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即“velu”或“Telurana”之译语，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而法显（见《佛国记》、玄奘（见《西域记》九）所亲历之地。此因名词之沿袭，而推知事实之依托，亦审查史料真伪之一例也。（闻日本学者有论此事之著作，寅恪未见。）总而言之，《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于其间，然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赖之以推寻史料之源本。夫《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识，犹不能别择真伪，而并笔之于书。则又治史者所当注意之事，固不独与此二传之考证有关而已也。
（原载一九三〇年六月《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