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

寅恪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三期《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文中，曾据“今日俸钱过十万”之句，以为微之作此诗，疑在通州司马权知州务之时，非权刺史之职，不能有“过十万”之月俸也。唐代官俸随时随地互不相同，今存史料殊不完具，不易知其详实之数额。故所依据以推测者，亦不敢自信以为定说。不过欲借此提出问题，以资讨论。前文已声明此意，兹复别立一不同之假设，以备参证。但其主旨不在考定微之作诗之年月，而在拈出唐代地方官吏俸料钱之一公案。此为是篇与前文不同之点。倘承读诗论世之君子并取参究，赐以教诲，尤所感幸！

《白氏文集》一四有《感元九悼亡诗因为代答三首》，其二为《答骑马入空台》五律。此诗今《元氏长庆集》九原题作《空屋题》，下注云：“十月十四日夜。”据《昌黎先生集》二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略云：

〔夫人〕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阳。

微之次年春即贬江陵府士曹参军事。故知微之《空屋题》诗注之“十月十四日夜”，乃元和四年十月十四日夜，即韦氏葬于咸阳之次夕。观其“更想咸阳道，魂车昨夜回”之句，可证是时微之以监察御史分务东台，故以职事留于洛阳。此乐天代答诗所以有“鳏夫仍系职”及“寂寞咸阳道，家人覆墓回”之句也。其三为《山驿梦（七绝）》。今《元氏长庆集》九原题作《感梦》。据其“影绝魂消动隔年”及“今夜商山馆中梦”之句，知此诗为微之于元和五年春贬江陵士曹参军，途经商山驿馆时之所作也。

今《白氏文集》第十四卷中所载之诗，其著作先后相距有至二十年以上者，如《王昭君》二首，下注云：“时年十七。”考乐天生于大历七年。其十七岁为贞元四年，其《答山驿梦》一诗，至早作于元和五年春微之贬江陵之后。自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其间有二十一年之久。此著作年月先后相距甚久最著之例也。据此推论，则乐天《代答》诗三首，其一《答谢家最小偏怜女（七律）》及微之之原作，究作于何时，殊不易考定，即使微之此首原作亦与其他《空屋题》《感梦》二首为相距不久之时所作，而“谢公最小偏怜女”一首，亦不能作于贬江陵以前，因韦氏未卒之时，微之已任监察御史，（据《新唐书》五五《食货志》，监察御史俸钱三万。）及其由监察御史贬江陵士曹参军之后，官职与前不同，俸钱方能有多寡之别也。又微之此首原作，虽不能确知作于何时，但今《白集》诸诗与《代答三首》同列于第十四卷者，其中多是元和五年白公在长安时所作，白和元诗，其间距离不得太长，故微之“谢公”一首，颇有作于谪江陵时之可能。若果如此，无论此诗所言“俸钱过十万”之数，与《唐会要》九一、《册府元龟》五〇六及《新唐书》五五《食货志》所载京兆诸府判司月俸之额相差甚远，按之法制，固不相合，而微之一由御史贬为士曹，即有如斯厚俸，则不得身人帝城，复何足以为恨，是于人情亦不可通。此点诚关系唐代官俸全部之问题，非仅限于一诗一句之考证而已。遂旁搜资料，重加审查，别拟假设，以为解释。

关于唐代官吏俸料制度，今《唐会要》九一至九二《内外官料钱门》、《册府元龟》五〇六《邦计部·俸禄门》及《新唐书》五五《食货志》诸书，所载皆极不完备，故元白诗中俸料问题，颇难作精密之研究，仅能依据《会要》《册府》所载贞元四年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之数，并《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会昌时百官俸钱定额，与元白诗文之涉及俸料钱者，互相比证，以资推论，盖元白著作与此二时代相距最近故也。现存微之诗中言及俸钱者，寅恪前文亦已论及，今只取乐天诗文关涉俸料者释证之。乐天诗文多言及禄俸，昔人已尝注意，如《容斋五笔》八“白公说俸禄”条，即是其例。本文材料虽亦承用洪氏之书，然洪氏随笔之旨趣在记述白公之“立身廉清，家无余积”。本文则在考释唐代京官、外官俸料不同之问题，及证明肃、代以后内轻外重与社会经济之情势，故所论与之迥别。读者幸取而并观之，亦不敢掠美于前贤之微意也。

《白集》五《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时为校书郎》云：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寅恪案：《唐会要》九一、《册府元龟》五〇六（下引此两书，其卷数不别标明者，悉与此同。又为行文便利之故，后有重复引用此两书之材料，亦不注出）载贞元四年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数略云：

校书正字〔等〕各十六贯文。（寅恪案：《册府》“校”作“较”，误。“贯”作“千”，义同。）

《新唐书》五五（下引此书，其卷数不别标明者，悉与此同。又后有重复引用此书之材料，亦不注出）《食货志》载会昌后官俸额略云：

秘书省崇文弘文馆校书郎正字〔等〕万六千。

据此，与诗所言之数相合。

又《白集》一二为左拾遗时作《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云：

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寅恪案：《容斋五笔》八“白公说俸禄”条“二百张”作“二千张”。）

寅恪案：《唐会要》《册府元龟》略云：

拾遗〔等〕各三十贯文。

《新唐书·食货志》略云：

拾遗〔等〕三万。

据此，与诗所言之数相合。唐代俸钱自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以后，本应以月计（见上引三书“开元二十四年”条）。此不过避上句谏纸月计之重复，故易为岁计，而举其成数耳。

又《白集》二九《再授宾客分司》云：

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

同书三五刘禹锡罢太子宾客除秘书监时《酬梦得贫居咏怀见赠》云：

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

寅恪案：《唐会要》《册府元龟》略云：

太子宾客诸卿监〔等〕各八十贯文。

《新唐书·食货志》略云：

秘书殿中内侍监太子宾客〔等〕八万。

据此，太子宾客月俸八万，与诗言七八万之数略同。又太子宾客与秘书监俸钱额数相等，诗言“俸钱依旧”，亦相符合。

又《白集》三三《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云：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同书三六为太子少傅分司时《春日闲居三首》之三云：

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

同书三七以刑部尚书致仕后《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云：

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同书同卷《刑部尚书致仕》云：

半俸资身亦有余。

同书同卷《狂吟七言十四韵》略云：

俸随日计钱盈贯。（自注：“尚书致仕请半俸。”）

同书同卷《赠诸少年》云：

老惭退马沾刍秣。（自注：“谓致仕半禄也。”）

寅恪案：《唐会要》《册府元龟》略云：

六尚书太子三少〔等〕各一百贯。

《新唐书·食货志》略云：

尚书、太子少保、少傅〔等〕百万。（寅恪案：少保、少傅次序应互易。）

又《册府元龟》云：

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少傅兼礼部尚书萧昕为工部尚书，前太子少詹事韦建为秘书监，并致仕，仍给半禄料。后授致仕官者，并宜准此。旧例致仕官给半禄及赐帛，俸料悉绝。帝念归老之臣，时命赐其半焉。致仕官给半禄料，自昕等始也。

据《会要》《册府》，太子少傅、尚书月俸俱一百贯文，即十万。致仕半俸为十万之半数，即五万，或五十贯，皆与诗所言之数相合。唯《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俸额，自太师起，至太子少傅止，较《会要》《册府》之数，多至十倍。疑唐代旧文本以“贯”计，《新书》改“贯”为“千”时，讹为“万”，遂进一位。今但取《新志》与《会要》《册府》比勘，已知其必有讹误。况《新志》所载俸钱之数为会昌时之定额，而白诗即作于会昌时，断无相差十倍之理，其为误计，尤显然易见也。

又《白集》五《初除〔京兆府〕户曹，喜而言志》云：

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寅恪案：禄米别是一问题，于此姑置不论。《唐会要》《册府元龟》“贞元四年敕定京兆府县官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条略云：

京兆府县官惟两县簿尉减五千。（寅恪案：“减”字从《册府》。《会要》作“加”，疑误。）余并同大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敕。

同上二书载大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敕略云：

京兆判司两县丞各三十五贯文。

《新唐书·食货志》载会昌俸钱定额略云：

诸府、大都督府判官〔等〕三万五千。

据此，大历、贞元及会昌时，京兆府户曹参军月俸只三万五千，与诗言之数不相符合。

又《白集》二六《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云：

公事忙闲同少尹，（寅恪案：《唐六典》三〇“〔京兆〕少尹二人从四品下”注云：“魏晋以下有治中，隋文帝改为司马。炀帝改为赞治，后改为丞。皇朝曰治中，后避高宗讳，改曰司马。开元初，改为少尹，置二员。”然则，“同少尹”即同于京兆少尹也。）料钱多少敌尚书。

寅恪案：《唐会要》《册府元龟》“大历十二年四月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条略云：

六尚书〔等〕各六十贯文。

又同年五月“厘革诸道观察使团练使及判官料钱”条略云：

州县给料。（其大都督府长史准七府尹例。左右司马准上州别驾例，支给料钱。）〔上州〕别驾五十五贯文，长史司马各五十贯。

《旧唐书》三八《地理志》“陕州大都督府”条云：

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师，车驾幸陕州，仍以陕为大都督府。天祐初，昭宗迁都洛阳，驻跸陕州，改为兴德府。

据此，陕州在乐天时代实为大都督府。其司马料钱准上州别驾例支给，为五万五千文，颇与尚书之料钱六万文相近也。但此仅依大历十二年四月及五月敕定之官书纸面材料而言。乐天苟非用此等材料，则别为考释如下。

检《白集》此诗前第四题为《大和戊申岁大有年》诗。前第三题为《赠悼怀太子挽歌辞二首》，题下自注：“奉诏撰进。”据《新唐书》八二《敬宗五子传》略云：

悼怀太子普，大和二年薨。帝（文宗）恻念不能已，故赠恤加焉。

是亦作于太和二年戊申。由是观之，《送王司马》诗当亦作于此年，或距离不甚远之时间。考太和二年去大历十二年为五十一年，若取相去较近之材料，如《唐会要》“贞元四年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条略云：

六尚书〔等〕各一百贯文。京兆府县官。（唯两县簿尉减五千文，余并同大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敕。）

同书“大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敕定加给料钱”条，仅载少尹五十贯，未载司马月料。其年五月“厘革诸道观察使团练使及判官料钱”条略云：

州县给料。（其大都督府长史准七府尹例，左右司马准上州别驾例，支给料钱。）〔上州〕别驾五十五贯文。长史司马各五十贯。

《新唐书·食货志》略云：

唐世百官俸钱，会昌后不复增减，今著其数。尚书〔等〕百万。（寅恪案：“百”当作“十”，见前所论。）上州别驾五万五千，上州长史司马五万。

据此，则尚书每月俸料为一百贯，或十万文。而陕州大都督府司马准上州别驾例，仍为五十五贯，或五万五千文。其额数相差甚多，不得如乐天诗所言司马之料钱“敌尚书”矣。岂当日陕州司马实支之额数亦近于十万，几与尚书相等耶？

又《白集》四三《江州司马厅记》略云：

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寅恪案：乐天此语乃据《唐六典》三〇“上州司马一人，从五品下”之制度而言。其下“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等语，乃据元和十三年作《厅记》时之实况而言。读者须分别观之，不可误会也。）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予佐是郡，行四年矣。时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记。

同书四五《与元九书》略云：

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

寅恪案：上引《会要》及《册府》载大历十二年五月敕定料钱数云：

〔上州〕长史司马各五十贯。

《新唐书·食货志》载会昌后俸额略云：

上州长史司马〔等〕五万。

据此，大历、会昌俸料钱之数，与《与元九书》约略相合，而与《司马厅记》所言则相差甚远。又汪立名本《白香山诗集》引《年谱旧本》“元和十年乙未”条下略云：

初到江州有诗云：“树木凋疏山雨后。”又《江楼闻砧》诗云：“江人授衣晚，十月始闻砧。”当是秋末冬初始到也。腊月有《与元九书》。

然则乐天《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十二月初抵江州莅任未久之时，《江州司马厅记》作于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佐郡将及四年之时。此四年之间，官职既是依旧，俸钱自无变更。且以本人述己身之俸料，决无误记之事。但取此两文互相比勘，相差竟至二三万之多。《容斋五笔》八“白公说俸禄”条虽引《江州司马厅记》，而忘却《与元九书》中亦有“月俸四五万”之语，以未比较，遂不觉其前后矛盾也。鄙意乐天两文所以互异之故，实由《与元九书》中江州司马月俸之数，乃其元和十年初冬始到新任时，仅据官书纸面一般通则记载之定额而言，其时尚未知当日地方特别收入之实数。至元和十三年秋，作《江州司马厅记》时，则莅任已行将四年，既知其地方特别之实数，遂于官舍《厅记》中言及之。此《厅记》之文，必是当日地方特别规定之常额，较之《与元九书》中所言，更宜可信。唯《与元九书》所言虽与事实不符，然取与流传至今根据唐代中央政府颁布之材料，如《会要》《册府》《唐书》等，以相比勘，则转与之相合，益可证知乐天作《与元九书》时，只依官书纸面一般通则之额数也。

综合以上所比证之例言之，凡关于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额数，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吏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如《白氏文集》六四《策林三》“省官并俸减使职”条云：

兵兴以来，诸道使府，或因权宜而置职，一置而不停。或因暂劳而加俸，一加而无减，至使职多于郡县之吏，俸优于台省之官。积习生常，烦费滋甚。

即是其例证。

又内外官吏同一时间，同一官职，而俸料亦因人因地而互异，如《唐会要》云：

〔大历〕十四年正月宰臣常衮与杨绾同掌枢务，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衮奏请加之。时〔韩〕滉判度支，衮与滉各聘私怀，所加俸料，厚薄多由己。

《唐会要》《册府元龟》“元和七年中书门下奏”略云：

艰难以来，网禁渐弛，于是增置使额，厚请俸钱，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给皆千贯。常衮为相，始立限约。至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闲剧之间，厚薄顿异。

即是其例证。故考史者不可但依官书纸面之记载，遽尔断定官吏俸料之实数。只可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偶有特别之记载，因而得以依据证实之。若欲获全部系统之知识，殊非易事。此亦治唐史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乐天诗文中言俸料者比证既竟，兹再推论微之“谢公最小偏怜女”诗之问题。

《新唐书》四九下《百官志》略云：

江陵〔等〕府，府尹各一人。少尹二人。司录参军二人。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事各二人。

《唐会要》《册府元龟》记载大历十二年料钱之数略云：

京兆及诸府少尹〔等〕各五十贯文。司录〔等〕各四十五贯文。判司〔等〕各三十五贯文。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会昌后官俸之制略云：

诸府少尹〔等〕六万五千。诸府、大都督司录参军事〔等〕四万五千。诸府、大都督府判官三万五千。（寅恪案：“官”疑“司”之误。以《新志》上文已载“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四万”，此处不应重出。且作“判司”与《会要》及《册府》等所载符合。殆后人习于“判官”之名，而罕见“判司”之语，因以致误欤？）

据此，《会要》《册府》与《新志》所载，因时代先后有所不同，额数亦参差互异。但此亦关于中晚唐以后，地方政府官吏俸料之额数，其实际无论与任何纸面之定额，皆不符合者也。微之此诗若作于江陵，江陵士曹参军即判司，其月俸纸面额数只三万五千，去“俸钱过十万”之数相差甚远，但若例以陕州大都督府司马俸料钱，可由官书纸面之五十五贯，或五万五千文，而实支等于尚书之一百贯，或十万文。江州上州司马月俸，可由官书纸面之四五万。而实支至六七万。如上所论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亦可认为正当收入之推证，及其本人与当权执政者人事之关系，则江陵士曹参军之元微之，“俸钱过十万”，亦非不可能也。总之，此为一假设，仅可备参考，不得视为定论也。

复次，《旧唐书》一六六《白居易传》（可参《白集》五九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所进《奏陈情状》及其年五月六日所进《谢官状》）云：

〔元和〕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集》五《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诗略云：

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贪，知我家内贫。

杜牧《樊川集》一六载《上宰相求湖州三启》及《上宰相求杭州启》，其《求杭州启》云：

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

观白氏传及乐天之诗、牧之之启，更可知其时京官、外官收入多寡，判若天渊。此则中晚唐士大夫共同之心理及环境，实不独白、杜二人为然也。

又《册府元龟》“会昌六年中书门下奏”云：

诸州刺史既欲责其洁己，须令俸禄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给无制，致使俸薄处无人愿去，禄厚处终日争先。

《白集》六四《策林三》“使官吏清廉，在均其禄，厚其俸”条略云：

今之官吏所以未尽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课料重轻不齐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长侵刻不已也。夫上行则下从，身穷则心滥。今官长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于人，不可得也。

此可与上论同时同官而俸料互异之材料相参证，并可知内外官有轻重之别，外官复有厚薄之分也。其余可参赵耘松翼《陔余丛考》一七“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条，于此不复备论。兹仅据元白诗文中所言俸料实数，取与现存当时法令规定之定额，互相比证，以见《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之有讹误，并标举唐代肃、代以后内外官俸不同之特点如此。

兹更有可附论者，范撼《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条载微之诗，此句作“今日赠钱过百万”，其“百”字为“十”字之讹，自不待言。唯其以“俸钱”为“赠钱”，即“赙赠”之意，初视之，似亦可通。但检《唐会要》“贞元十年二月”条云：

诏应文武朝官有薨卒者，自今已后，其月俸料宜皆全给，仍更准本官一月俸钱，以为赙赠。

则是此等“赙赠”只限于文武朝官之本人身死而言，与其妻无关。故“赠钱”二字，殊不能援引以为解释。况乐天《答谢家最小偏怜女》诗，有“谁知厚俸今无分”之句，更可证范书之误，而微之原诗，此句必为“今日俸钱过十万”，绝无可疑矣。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