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

内阁大库档案中发见高鸿中条陈残本一纸，仅附识“二月十一日到”及“三月十三日奏了”数字。寅恪案：清崇德七年即明崇祯十五年春，清人闻明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议和，诸臣各条陈意见。此残本乃其时所上意见书之一也。兹不广征旧籍。但移录《明史》及《清史稿》所载此事本末之文，以资参证。

《清史稿》三《太宗本纪二》略云：

〔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出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为验。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夙愿。尔等以朕意传示之。”五月已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寇盗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庆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市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臣及从者，遣之。后明议中变，和事竟不成。

观此可知鸿中所言与祖可法、张存仁之说相类，应是同时议论。沈阳当日明室降臣，其于和议条件所论至苛。盖渐染中原士大夫夸诞之风习，匪独大言快意，且欲借此以谄谀新主，是诚无耻之尤者矣。其实崇祯季年，虽内忧外患不可终日，然究为中华上国，名分尚存，体制仍在。朝鲜前例岂得遽以相加？故清廷报书亦仅欲以宁远为界。与鸿中所陈“以山海〔关〕为界也罢”之第二说不甚相远。此本当时较切情事之议，自异乎外廷夸大之言也。

又《明史》二五七《陈新甲传》云：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大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陛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骇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藩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为杨嗣昌引用，其才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帝初甚倚之，晚时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

同书二五二《杨嗣昌传》略云：

当是时，流贼既大炽，朝廷又有东顾忧，嗣昌复阴主互市策。适太阴掩荧惑，帝减膳修省。嗣昌则历引汉永平、唐元和、宋太平兴国事，盖为互市地云。给事中何楷疏驳之。给事中钱增、御史林兰友相继论列，帝不问。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自是益不理于人口。我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京师戒严。召卢象异帅师入卫。象昇主战，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议不合，交恶。象昇阵亡。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

据此，则杨嗣昌、陈新甲等皆主和议，而新甲且奉其君之命而行事者。徒以思陵劫于外廷之论，不敢毅然自任，遂致无成。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原载一九三二年四月《清华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