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
——一个苏俄外交官的披露

去年英国一个书店出版了一部《一个苏俄外交官的披露》。著者的姓氏是伯沙达甫斯奇（Bessedovsky）。伯氏原来是在乌苦连（Ukraine，今译乌克兰）革命界活动的，但不与列宁表同情。自列宁宣布新经济政策以后，伯氏一派的人解散了他们的组织而起始与列宁合作。一九二二年，伯氏充当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不久升代理公使。是年秋又转任驻波兰的代理公使。隶属于苏俄外交部3年之后，伯氏改到国际贸易部服务。一次苏俄想派他到美国去作商业代表；又一次派他到南美去：均因故未果。于是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苏俄派他到日本去作参赞，同时兼代理公使。因出使日本的关系，伯氏始深知苏俄的远东政策之内幕。他这部自传给与我们的兴趣也在乎此。伯氏描写苏俄外交官吏的缺乏常识似乎有时太过度了。至于苏俄怎样利用使馆的特殊权利在各国鼓煽革命——伯氏言之甚详。我们若无旁证，则必谓他有意写一部神话故事。不过他原来不与列宁表同情；就是在苏俄政界服务的时候，他时常批评当局者的政策；最后在巴黎他与斯大林完全决裂了。所以他要有心的或无心的与苏俄为难，这也是人之常情。

伯氏在东京服务的时候——民国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九月——正是中国革命最紧急的时候。革命军从珠江出师而占领长江；鲍罗廷以客卿而支派中国的革命，都是这时候的事情。在华北：民国十四年冬郭松龄倒戈；十五年正月张作霖氏逮捕了中东铁路的经理易范诺夫（Ivanoff）；是年四月又派警察进苏俄使馆去搜查。读者倘记忆这些事情就能领会伯氏披露的重要。

受任以后，就职以前，伯氏当然向上峰请训。外交部长齐趣林谈了一阵日本的政治，如军阀的跋扈，海陆军的竞争，财阀派别的冲突，以及日美将来的战争；最后表示他对苏俄驻日公使哥蒲（Kopp）的不满，说他暗中阻碍了鲍罗廷和加拉罕在中国的进行。伯氏的使命是去变更哥蒲的手段，使日本给苏俄在中国行动的自由。

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梅尔尼可夫（Melnikov）与伯氏的谈话更加详细。照梅氏的观察，日俄的冲突有好几点。

第一，铁路运输的竞争，其背后就是大连与海参崴的竞争。

第二，铁路的建筑。一看地图，你就知道他们（日本人）想在军事及经济方面包围我们的铁路。最带恐吓性的路线要算洮南到昂昂溪线，将来还可向库页岛发展，及吉林到敦化线，将来可延长到清津。第一线横截中东铁路，并且过内兴安岭的军防区。第二线正与我们的铁路平行，剥夺我们的路的经济重要，且给日本人从东向西钻营的保障。我们虽再三抗议，但是总无效果。日本人说，这些路不是他们建筑的，是张作霖建筑的……

第三，张作霖。张作霖想把我们驱出中东路，而加拉罕在张冯战争最紧急的时候又怂恿了郭松龄的倒戈，于是大得罪了张氏。加拉罕当然答应了郭松龄天下是他的（郭的），但实际加拉罕全食言了。郭舍了他的命，和他妻子的命。她原是哈尔滨商业学校的学生。加拉罕与郭松龄的交涉就是她居中的。加拉罕曾要求中政会调兵进攻齐齐哈尔，以扰吴俊陛的后路。在新门屯之战，吴氏的马队果然决了最后胜负。我当时曾赞成允许加拉罕的要求，因为三四旅人就可长驱直入，但是中政会是怕日本人的。张作霖知道了这种情形，于是毅然逮捕易范诺夫。现在张作霖硬想把我们逐出中东路。

当张氏逮捕易范诺夫的时候，莫斯科曾想出师哈尔滨，但是齐趣林教哥蒲探试日本的口气，而哥蒲报告说日本准备同时调一师团到哈尔滨。莫斯科就决定静待。梅尔尼可夫想：“哥蒲不过撒谎，目的在于给加拉罕一点麻烦。”

在莫斯科与东京的角斗之中，梅氏以为苏俄很有几件利器。东海的鱼、黑龙江东北的森林，及库页岛的煤矿和油矿都是引诱日本人的好饵，足以使日本不动，让苏俄在中国活动。

外交次长李特维诺夫（Litvinov）的观察就大不同了。照他看来，鲍罗廷“不过是芝加哥交易所一个油棍，原名Grusenberg”，而加拉罕不过是鲍罗廷的走狗。李氏对伯氏说：

鲍罗廷曾回来为中国筹款，带了一件他和加拉罕签字的意见书。他要求五千万元，五万枝枪，一百一十五尊炮。中政会那班傻子费了两天工夫来决定。这样作下去，我们简直不会有余款，可以经营国际贸易。中政会要齐趣林出席。他称病。每次中政会要和他商议中国的事情，他总有不消化的病。我替他出席了。我坚决的主张不再费一文钱，因为我们对冯玉祥的忠信绝无担保。拥护他的结果不过助他在北京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及训练一个好军队；他将来惟一的目标不过把我们逐出满洲，甚至逐出滨海省。斯大林于是大发怒，说协助冯玉祥不过是中国苏维埃化的初步。费了许多无聊的辩论，中政会终决定给鲍罗廷他所要求的百分之三十。我简直气死了，想冯玉祥这个流氓又要得一千五百万元，等于妄费了。

斯大林给伯氏的训令不外这句话：“你必须阻止日本与英国的联合干涉。随便你用什么手段，但你必须记得成败是要你负最后责任的。”伯氏问他苏俄是否愿意割让库页岛的北部和海参崴给日本作为代价，斯大林回答说：

我不是外交家，我不能给你具体的意见。如果苏维埃能在北京成功，就是放弃叶尔库斯克以东的地带，我们还能保苏维埃的安全。事事都要看现在的局势。蒲来斯特立他维斯克尚要重演好几次呢！就是中国的革命须要蒲来斯特立他维斯克并不减于俄国革命。

伯氏得到这些训令以后，就去东京上任了。在东京，他不久知道了哥蒲的意见。哥蒲觉得中国不但没有共产革命的资格，连资产革命的资格都没有。莫斯科不可忘记中国的民众运动不但有损于英国的利益，并且有损于日本和美国的利益。英日合作虽不可能——因为自联盟取消和新加坡建港以后，日本是敌视英国的——日本在华中的利益也很大。为保护这些利益，日本不惜单独行动。到某等程度，日本不致反对苏俄的行动，因为日本想趁机夺取英国的势力，但过了这等程度，日本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也不是一班小孩，任凭鲍罗廷和加拉罕去玩弄。要中国人承认苏俄完全是大公无私，苏俄必须退还中东路和黑龙江北岸的土地。现在苏俄的政策徒然使俄国丧失中国的友谊。伯氏与日本外务次长出渊的谈话也给他同样的印象。关于东三省，出渊尤其要苏俄不多事。

驻北平的俄国使馆人员有时到东京去见伯氏。其中之一，维台尔尼可夫（Vedernikov）和伯氏谈过鲍罗廷与蒋介石冲突的原委：

他（维氏）说根据一切的报告，鲍罗廷一起始他的阴谋，蒋氏必敌视我们。蒋氏政策的突变一定引起国民党的内哄，使他失掉他以往的社会根据。他的革命工作受了这打击以后，他势不能不放弃改造中国的企图。因此中国的革命分子必致痛恨我们。鲍罗廷、维氏告诉我，曾训令蒋氏的俄籍军事顾问，教他们与第三国际合作。实际这就是教他们倒戈：那这是说，要他们在蒋氏地位危急且有其他领袖足以代之的时候一部分的反蒋。这事颇容易作，因为蒋氏的敌人不少，其中最要者就是孙传芳。

加伦将军及其同事以为鲍罗廷这个办法显然不合于军人的道德，但莫斯科拥护了鲍罗廷。维氏说过鲍罗廷实际倒蒋的计划。

民国十五年至民国十六年当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关键。伯氏所述不无史料的价值。

附注：伯氏的书原名如下：

Revelatiozs of a Soviet Diplomat. By Gregory Bessedovsky.Translated by Matthew Norgate London，Williams asd Norgate，1931.pp.276.

（原载《独立评论》第六号，一九三二年六月） icMDdIxG0c1jqDRlhq3ZVDRoSv5koWyusa5g9bXxWGpw2bNdy7Tbchh6db51CR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