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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代邦国的组织大约由更古的邦国组织所因革而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三代政治的组织是相沿袭而来的，由此可知。但是我们现在除对商代武丁以后的典礼由考古的发现略有所知外，对于夏礼及武丁以前的殷礼毫无所知。因此欲明了古代邦国的起源不得不借镜于古代希腊罗马，孔子所谓“官失而求诸夷”，即此意也。
在未有邦国以前，宗族的组织早已存在。宗族在古代罗马名为演司（gens），这字与希腊文的
’εvos同源同意。罗马的演司各有他的祭祀，不准同演司以外的人参加。他们各有他的独立行政，各有他的独有的土地，他们是独立自主的团体。如是的并存若干时代，而毫无联合的组织。到了某一个时期，或者因为对付共同的敌人的需要，或者因为共同生活比较容易，他们就联合组织成邦。邦是政治的，而演司或宗族皆是血缘的，两种性质完全不相同。这个结合的时期，各地方不同。因为演司或与他相类的团体，在邦组成以前早已存在，所以邦成立以后，对他们的内部仍没有权利干涉，他们仍旧半独立式的存在着。据布律达克（Plutarch）说，雅典左近，最古只有无数的宗族，而无所谓雅典邦。每一宗族各有他的祖先、祭台和首领。当公元第二世纪时，布沙尼亚斯（Pausanias）游历到这里时，在各小村中常听见村人讲述古代的传说，在远古时代，每一个宗族都有他的世袭首领，各有他的族有土地，时常互相有战争。后来有四个宗族，组合成一个小团体，这就是历史上所谓麦拉松（Marathon）平原的四小村。更后他又和其余相类似的小团体组合成一个大组织，所谓十二联邦，这时候大约是在纪元前十六世纪。后来所谓雅典邦，只是联邦中之一，其余的十一个联邦完全自主，各自有他敬奉的神、祭台和圣火，也有他的独立首领。又较后，统治雅典邦的西克娄庇德族（Cecrops）和其余联邦经过强烈的战争，渐渐的将其余十一联邦统一，成为后来的雅典。可见这种组织是由逐渐而成的。希腊的其余各邦的组成，大约也遵循着同样的轨路，不过，记载保存的不如雅典的完备，我们没有法子详细说明而已。
再看近代的初民社会，他们的每个部落是由若干团（Clans）所组成。团虽然属于部落，但是有他的独立性，并且部落是政治性的，也与邦国相同。而团是血缘的，与部落的性质不同。可见人类的这种组织，古今中外是一贯的。观察近代初民的部落组织和雅典的邦的组织，我们可以用来解释古代的邦国。
在没有组织成邦以前，只有宗族或演司的存在，已如上面所说。古代的宗族出自更古的图腾团，在那时，团员都是平等的，无所谓阶级的分别，但等到组成了邦以后，其中所包括的各族的地位不一定相等，有的势力强，征服旁的宗族，或者旁的宗族自动的拥戴他，这就造成最高团体——君团。下面的各族，也不一定全都是平等的，有的高，有的低，变成等差化的现象。但这些仍都属于贵族。在此以外的就变成小人阶级。这种现象在古代雅典组成邦的时候，最为明显。以前只有演司而没有等级，到现在，掌握政权的全是贵族，希腊人称为Eupatrides，他们全都是最早就住在这区域的宗族，他们能推溯他们的祖先到很古，他们也最富有保守性，另外也产生了奴隶阶级。
在中国古代经过周人的削灭古国，颇使古代的邦国面貌难于寻找。但是我们要观察各国中都含有邦君的同姓和异姓，也可以证明他是沿自较古的组织，就是由多姓合成邦国，而邦国不是一姓所独有。由此我们可以反过来证明，更早的邦国的由来，与古代希腊仍旧走同样的路，并且由近代初民社会也可以证明这点。以下分说，封建是宗法的扩大，君权及贵族权力的前后不同。
这一节用意在研究宗法和封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西东周甚为明显，可以说封建只是宗法的政治化与扩充，所以《毛诗》中说，“君之宗之”，可见凡为政治首领的人，君或诸侯下至大夫，都是宗法首领的大宗或小宗的宗主。在威廉生所著《中部玻里尼西亚的社会及政治组织》（Robert W. Williams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of Central Polynesia ）书中，列有一表（第三册第138页）：
A是始祖并兼大首领，他有两个儿子B和C，照玻里尼西亚的习惯，继承权多半在于长子，以下所说根据这个为例。土人的习俗，有时传给少支，但这对于以下所讲的，只需稍微加以更改，并没有绝对的相反。A的爵位将陆续的传给B、D、H，他们的爵位和A相等；至于少支，比如C、E、I，都不能继承A的爵位，他们只能得到一种较次级的爵位，他们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次级团体的首领。这里所谓首领是指着宗法的首领而言，爵位是指着政权的首领而言，而凡长支B的后人，地位照例高于少支C的后人。推论威廉生的意思，这个表可以代表君统和宗统的关系。A是大宗的首领，同时，用周人的方法来说，他是天子，B、D、H都是陆续继承A的天子地位，同是又是大宗的宗主。A的少子C和B的少子E，D的少子I，可以说是地位相等，照周人的说法，他们全都是诸侯，而同时他们是大宗分出来的小宗的宗主。K和F的地位相等，照周人说，全都是大夫，同时是小宗再分出来的次级小宗的宗主。关于这一点，不只可以证明宗统和君统完全有关，并且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玻里尼西亚都是相同的。当然春秋有若干国家不一定与此相合，但那只是周人没有灭过的小国，后来变成姬姓国家的附庸，如邾等国就是。至于姬姓的封国中，君统和宗统是完全相符合的，观以下表对这点更可明了。
在以上表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是天子，并且是姬姓大宗的宗主；周公、唐叔、单子都是诸侯，地位低于天子，他们并且同时是姬姓分出来的小宗的宗主。周公的诸侯地位和他的宗主地位，陆续的传给伯禽、考公等，等于唐叔的地位也陆续的传给历代的晋侯，这和威廉生所画的表是完全相合的。商代是否有封建，现在史料无征，不过周人确实宗统和君统相连，也就是说封建只是宗法的扩充和政治化。
周人君位的传承与商人不同。商人父子相传之中杂有兄弟的相继。至于周人则实行长子继承，至少在文王以后如此，至于文王以前是否已实行嫡长制，抑亦似商人之可以兄弟相承，现在所存的史料颇难证明。固然《逸周书·克殷解》：“王烈祖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颇似商人之兄弟同等，但这或只是祭礼如此，而继承不一定必然。因为如果兄弟可继，太伯、仲雍则可以不必逃，继立者亦将属王季。反过来，文王以前的世系虽若历世父子相传，即将后稷不窋间次之确否阙而不论，这些世系是否不与商代后半之祭大示相似亦成问题。吾人知道商代后半曾有大示之祭，所祭一代只一帝，而将同代的余帝置而不祭。或者文王以前的世系只系大示，一代只举一王，事实上在位者不止此数。因为目前对此难下断语，所以只以文王以后的周人作长子集权阶段的代表。
文王以下，周人确系父传子，一世只立一君不再弟兄共权，其世系表见右（下）：
文王至赧王共三十二世（泄父一世未立，不数），三十八王，父子相继者三十二王，非父子相继者只孝王、定王、敬王、思王、考王、显王六王。其中有三王已确知其即位非照常例，当时皆有乱争，即敬王、思王、考王是也。悼王卒时，周室方乱，子朝与悼、敬争立，悼王年幼，想必无子，故不得不立其母弟丐（《史记集解》引贾逵曰：敬王，猛母弟），否则无以敌子朝。其事载于《周本纪》及《左传》甚明。至于思、考两王，《周本纪》明说“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则此三王之立皆由于乱时，而非常例也。懿王崩，不立其子，反由其叔父考王立，观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是为夷王，其间想必有争立之事而史失载。以三十八王计，其中三十二王合于正轨，只六王例外，其比例数略等于百分之十五，况其内实有因乱而变例者，则文王以后之周人父子相继，几等于百分之百，事实与《礼经》所载，亦相同也。
周人虽立长，但西周之初，未尝无若干兄弟共权的遗痕。当文王时，他的兄弟虢仲、虢叔皆为卿士（《左传》僖公五年），而文王有事必咨询他们（《晋语》，谘于二虢）；当武王成王时，则武王的兄弟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左传》定公四年），弟虽无权继承兄的王位，但未尝不分他的一部分权力，参与国之大政。降至春秋，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最初莫不系公之弟兄。彼时之卿，权力实高过后世之相。虽然不皆若卫献公所说“政在宁民，祭则寡人”，但国之所有大政，不能不咨询他；立君亦必须征其同意。鲁庄公问后于叔牙，又于季友，皆其弟，子家羁亦言“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君之与会、聘问等莫不以卿大夫为相。虽名为相礼，但事实上办外交，《左传》中君之言少而相之言多，想即因此。卿权即分君权之一部，卿权重则君权轻，两者互为消长。这些尚系兄弟共权的遗痕。
再进一步看，周初的封建虽系实施“以藩屏周”的政策，亦未尝不有分权的意义暗存。以前兄弟共一王位，现在则将王位化分出若干小者，诸侯，与弟兄共享。而诸侯同样分若干权位与他的弟兄，大夫。因为大夫的地位虽较低于诸侯，但他亦有土地（采邑）人民，事实上与天子诸侯仍属同类性质，这是弟兄分权的现象。
所以在有周一代，政权是等差化的，上有天子，次为诸侯，其中亦有大有小，再次为大夫，而卿只是大夫中的最掌权者，各有封邑以及封邑中的人民。每类人在他的封邑范围中各享有独立自主权，他的上一级人并不能绝对的干涉。
周人虽然实行长子继承制，但是仍旧兼用兄弟分权的制度，已如上节所说，由于这种分权的形态，遂造成春秋后期邦君与贵族的争权。最初参加长兄政权的余子，除几个特殊者外，只限于当朝的邦君的弟兄，等到这一朝的邦君死后，他的弟兄就不再参加新君的政权，而让给新君的弟兄来参加，可以说君权君位是世袭的，君的弟兄参加国政，不是世袭的，因而造成君权重而卿权轻。因为君权君位是世袭的，君容易扩充政权，至少保持着政权；卿的政权不是世袭的，随朝代而更换，因此不容易造成根深蒂固的政权，更说不到扩充政权。最初的现象如此，所以邦君与贵族的争权也不太常发生。可是到了春秋中期，就渐渐的发生了变化，旧君的弟兄也想照邦君一样的世掌政权，不再将政权让给新君的弟兄。他们和邦君一样世掌政权，也就可以与邦君一样的扩充政权，于是邦君与贵族的争夺政权的现象发生。这时各国多半先发生了旧君的弟兄与新君的弟兄攘夺政权的事实，比如鲁国的东门氏与三桓的争夺，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举例。三桓都是鲁桓公的后人，而东门氏是东门襄仲的后人，东门襄仲就是仲遂，或称公子遂，是鲁僖公之子，鲁文公的兄弟，若照以前旧君的弟兄将政权让给新君的弟兄的办法，到了鲁文公的时候，他的祖父鲁庄公的弟兄的后人，早已应当将政权让出，而由文公的兄弟东门襄仲掌握，但是由于三桓中季孙氏的始祖季友，对鲁僖公能作鲁君有极大的帮助，遂使季孙氏在鲁国站着很高的地位，又因为鲁僖公的弟兄公子般及闵公皆被弑，新君的弟兄大约甚少，这也是使三桓能够保持政权的另一种原因。所以在文公在位十六年中，三桓并未放弃政权，他只是和东门襄仲共同职掌。由文公元年到十六年，《春秋》或《左传》所记的帅兵或出国聘问共二十八条，其中由三桓者共十九次，而东门襄仲八次，另一次是叔孙氏与东门襄仲同行的，所以说他们是共掌政权。可是到了文公卒后，宣公即位，形式就甚有改变，文公十八年《左传》对此所记甚详：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
公子恶及视，皆是文公的嫡子，襄仲杀他们而立文公的庶子宣公，于是他和他的儿子公孙归父，遂借着这种功劳在宣公之时能居高位，并想将三桓的政权夺掉，所以在宣公十八年的工夫，鲁国帅兵与楚国聘问，《左传》中共计有十四条，其中襄仲与其子公孙归父共占十条，三桓只占了四条，可见东门氏在这个争夺中得到上风，已经与文公时东门氏与三桓共掌政权的形式不同。据《左传》的记载，他这种争夺并不是完全为的东门氏，而是想将鲁君的政权由三桓手中夺回。所以《左传》说（宣公十八年）：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
可见这种计划是得到鲁君的同意，三桓当然不甘心将多年掌握的政权让出，就等待机会将东门氏去掉。在公孙归父往晋国的时候恰巧宣公病死，三桓就借着这个机会将东门氏的政权完全拿掉。《左传》说：
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卜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遂逐东门氏。子家还及笙，坛惟复命于介。既复命，祖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
驱逐东门氏以后，并且盟国人，使他们不要效法东门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適立庶。
这是鲁国的贵族想帮助鲁君，将三桓夺去的政权拿回的第一次。
由宣公到他的孙子襄公，三桓的势力逐渐成长，于是，他们就想逐渐瓜分鲁公室，《左传》襄公十一年：
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事。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这是瓜分鲁公室的第一次，后至昭公五年，他们又舍中军，《左传》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这可以证明这次较襄公十一年初作中军的时候，对鲁君的政权更有妨害。所以《左传》说：“卑公室也。”并且这次季孙氏择四分之二，他的力量更超过其余二家。这次以后，鲁君的直属人众，全部丧失，只余留下三家给他的贡赋来维持他，这种的变动不为不小。并且他们在精神上也将鲁君的宗教权夺掉甚多，《论语》中孔子说：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季子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按《左传》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鲁用天子礼乐，原用八佾。因为别为夫人仲子立庙，故隐公有这次的问，而《左传》同篇亦说：“始献六羽，始用六佾。”亦足证鲁君原用八佾，季氏亦用之，至少是僭礼上侪于鲁君，故孔子叹之。至于三家雍彻一节，马融注《论语》说：“雍，《周颂·臣工》篇名。天子祭于宗庙，歌之以彻祭。今三家亦作此乐。”按郑笺“辟为卿士，公谓诸侯”。《毛传》释“相为助也”。盖天子祭的时候，助祭者由王室卿士或诸侯担任。比若“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左传》隐公三年），皆以诸侯而做王室卿士，又周襄“王享醴，命之（晋侯）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皆是。鲁既用天子礼乐，所以也以雍彻，今三家更以卿而上僭鲁君。林放是指的“林放问礼之本”的林放。孔子颇以他懂解礼的精意，所以认为季氏之僭祭山川，山神也不会降福给他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
季氏这种掌揽政权，甚而夺到君的宗教权，当然不能为鲁君所能忍受，于是鲁君就联合若干帮助他的贵族想去三桓，这一次是在昭公二十五年。上一次只是公孙归父出面，而这一次就由昭公自己出面。后来鲁国若干大夫皆怨季平子，遂设法联合与鲁君共去季平子：
公若献弓于公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果、公贲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寝，将以戈击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免，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乃馆于公。
子家懿伯所说的甚合理，固然君权的旁落是一件很伤心的事，但是这并不是一朝一夕之过，他的来源甚久，所以宋乐祁说：
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昭公二十五年）。
所谓三世，是指的季文子、武子、平子。所谓四公，是指的鲁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宣公之殁，三桓将东门氏驱逐出国，可见鲁君的丧失政权是与三桓和东门氏之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子家懿伯又说：
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
政自之出久矣，就是乐祁所说的政在季氏三世。隐民多取食焉就是穷困的人多仰仗季氏的帮助，大约季氏也若齐国陈氏的施舍，很多的小人阶级全归在他势力范围里，所以他的徒众多，这就是乐祁所说的无民而能逞其志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鲁昭公虽然想夺回政权而终归失败的理由。并且三桓是合作的，至少对鲁君这件事是合作的。在鲁君的兵士已经攻进季氏以后：
公使郈孙逆孟懿子。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三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鬷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见叔孙之旌以告，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己亥，公孙于齐。
这时叔孙昭子恰好不在鲁都城中，所以他的司马鬷戾就决定率领叔孙氏的甲兵帮助季氏，所谓“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这句话更能证明三桓的利害相连。
昭公出亡在外七年的时间，竟死于郓。在他在外的时候，季平子更无顾忌的总揽政权。昭公卒后，他就立昭公之弟定公。定公在位十五年，所有一切对内或对外皆由三桓主持，《春秋》中所述帅兵以及会盟都由三桓出面，足可以证明君权的微弱，以及旁的贵族都不能分三桓的权利。这大约是定公与三桓没有发生冲突的原因。但是到了定公死后，其子哀公立，君与贵族的争权又重新发生，至哀公二十六年又釀成哀公的奔越。在哀公二十四年，他曾经往越，《左传》说：
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
适郢是越王的太子，所谓“得”是得到适郢的欢心，哀公遂欲联越而去三桓。但因季孙的纳赂而止。至哀公二十六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
哀公同越太子连合，目的就在用越国的兵力去掉三桓，可是这一次同昭公那一次相似，仍旧失败了，原因就是因为三桓掌握政权过久，他们的力量超过君的力量。
晋齐两国贵族与邦君的争权虽然与鲁国的情形不同，但是性质并无相异之处。原自晋献排去桓叔庄伯的后人（《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及“骊姬之乱，诅无蓄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所以晋与鲁不同，贵族中并无公族。可是非公族的异姓代替晋国的公族掌握政权。
晋国的中军，在将兵时是元帅，在平时是首席执政者，揽军权政权于一手，他的地位的重要可以知道。据《左传》的记载由晋文公三年到晋厉公八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到成公十八年）历任的中军如下：郤縠、原轸、先且居、赵盾、郤缺、荀林父、士会、郤克、栾书，共九人。除栾书外，都不是姬姓。栾书虽然是姬姓，但也不是公族。可是在晋厉公以前，没有一个公族掌握主要的政权。这种情形与鲁国完全不同，三桓是鲁桓公的后人，完全是公族。到晋悼公以后，政权更集中于六卿，六卿是韩氏、赵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左传》对于由晋悼公元年一直到晋出公元年，担任晋国中军的人记载如下：韩厥、知
、苗偃、士匄、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知瑶，共十人。士匄的士氏即范氏，就是献策去桓庄之族的士
的后人，荀偃的荀氏即中行氏，可见这十人未曾出于六家以外。晋国的政权完全把揽在六家的手中，他们并吞了其他的小贵族，一面夺取晋国的君权。但是贵族自相争权不会到六家均势而停止的，自然尚有进一步的争斗，结果是韩、赵、魏、智四家联合而驱逐范氏、中行氏。等到剩了四家以后，智氏又想联络韩氏、魏氏去消灭赵氏，但是反被韩、赵、魏的联合，而将他消灭了。从此晋国只有三家，也就是三家分晋的由来。晋君尚且没有鲁君的勇气，对于六卿或三家始终没有敢抵抗，原因大约由于两次晋君的被杀。一次是晋灵公派人去刺杀赵盾，结果没有成功，反而被赵盾的从弟赵穿所杀。另一次是晋厉公将郤氏弟兄杀死，目的也在争夺回失去的权利，可是另外的两个贵族栾书、中行偃，因此畏惧，反弑厉公。经过这两次弑君的变故，悼公以下的晋君再也不敢想收回政权了。对于这一层，晋国与鲁国不一样，而与齐国一样，姜齐君权的丧失，只由一个异姓贵族，就是由陈国来的田氏，也称为陈氏（古音田陈相同，故《左传》称为陈敬仲，《史记》则曰田敬仲）。初来到齐国的是田完即陈敬仲，当齐桓公的时候，他只做到工正，并没有掌握很大的政权。但是因为一方面在齐桓公死以后，五公子争立，连亘数十年之久，使齐国的公族衰弱。另一方面，田氏甚能施舍，使小民全听从他，《左传》昭君三年，晏婴说：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焕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僻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陈氏用这种收人心的方法而逐渐的将齐国的政权夺到手里，因而终于夺得了齐国的君位。
以上异姓与君争权同公族与君争权，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造成春秋末期君与贵族对政权的争斗是极普遍的现象。
另外尚有一点必须提到的，就是各国贵族间的勾结，他们的互相帮助。比如鲁昭公的出奔，卫国、宋国的君，都要求晋国帮助鲁君返国，晋君也赞成。所以昭公三十一年：“晋侯将以师纳公”，可是晋国的政权并不在君的手中，而在贵族的手中，已于前说及。所以范献子等就想出了帮助季孙的办法：
范献子曰：若召季孙而不来，则信不臣矣，然后伐之，若何？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季孙意如会晋荀跞子适历。
等到荀跞表面上责备了季平子以后，劝他将昭公接回国，季平子马上答应了。但是等到荀跞告诉昭公以后，昭公坚持必须驱逐季平子，荀跞就掩耳而走，告诉季平子说：“君怒未怠，子姑归祭。”这一幕助鲁君返国的事，就这样草率的了结，这就因为晋国的贵族与鲁的贵族是志同道合，互相帮助的，《论语·宪问篇》：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鲁国的三桓的把持君权，与齐国的陈氏相同，志同道合只有互相帮助，安肯帅兵往讨，所以孔子告诉他们，他们不答应。孔子明知道他们不肯答应，所以两次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也可以证明各国贵族的互相帮助。
这些现象的造成皆由于周代兄弟分权的制度。但是经过春秋后期君与贵族的争权，战国时的国君皆恍然于这种制度的不合理，多趋向于邦君的集权。并且庶人的能参与政治亦赞成君集权以裁减贵族，所以各国这时不再像春秋时传数世的贵族存在。比如孟子对齐宣王所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孟子·梁惠王下》）。
又若《战国策》所记触詟与赵太后之言：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
盖战国诸君，除秦楚以外，皆由贵族取代君位而来，如三家之分晋，陈氏之代齐皆是。彼等既取君位，复深恐他人亦师其方法，更取而代之，于是不欲再使贵族历世在位而能造成根深蒂固的形势。此齐之所以无世臣，而诸侯不使王族历世在位掌权也。此春秋以前贵族之分享政权所以进至战国邦君之集权，两时代政治制度的不同。
［原载《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三），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