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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字的初义是史官，现在已经成了不争的定论。许叔重在《说文解字·史部》说：
史，记事者也。从又（手）持中。中，正也。
许叔重是东汉时人，他说“史，记事者也”，就是说史指史官而言，想必根据着较他为古的说法。这一点毫无问题。但是，上面所引的话里有问题的，就是以中为正。因为中是表示无形的物件，而较早的人只能表示有实质之物，不能表示用手拿着无形的物——中，这是与古人的思想完全不合的，至清末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里说：
史，记事者也。象手持简形。按古文作
，无作中者。
吴氏以为“象手持简形”，这较许叔重所说的中正为合理。后来王国维先生在他那篇名著《释史》中，推广吴氏的意思，以为中象盛简或盛策之器具。《释史》说：
吴氏大澂曰：“史象手执简形。”然中与简形殊不类。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江氏以中为簿书，较吴氏以中为简者得之（简为一简，簿书则需众简）。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说。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释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记》云：“鹿中髹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于中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中形，而于中之上横凿空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详见余《简牍检署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筭，长尺二寸，投壶长尺有二寸。《乡射记》箭筹八十，长尺有握，握素。注：简筿也；筹，筭也；握，本所持处也；素谓刊之也。
章太炎在他的《文始》中也说：
用从卜中，中字作
，乃纯象册形，其作中者非初文，乃为后起之字。中本册之类。故《春官·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先郑司农（郑玄）云：“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记·礼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谓献民政要之簿也。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谓握图籍也。春秋《国语》曰：“余右执殇宫，在执鬼中。”韦解以中为录籍。汉官亦有治中，犹主簿耳。史字从中，谓记簿书也。自太史内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王、章两位先生皆注意中为简册的解释。但是，我们要注意，古代之有历史是在史官记载史书以前。因为最初的古史，全是一代一代口传的，所谓“十口相传”是也。可见中字应当在简册以外去想象。劳贞一先生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在他那篇《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一文中（见《大陆杂志》第十四卷第三期），以为中不是代表简册，而是代表弓钻。他并且引用了《居延汉简》，以为一直到汉朝，尚有钻燧取火之事，兹引原文如下：
御史大夫吉（丙吉）昧死言，丞相相（魏相）上太常昌书言太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夏至，宜寝兵，太官抒井，更水火，进鸣鸡，谒以闻，布当用者。”——臣谨案比原宗御者水衡抒太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各抒别火官，先夏至一日以除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日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五、一〇及一〇、一一七）
以上句读皆据劳先生原文。钻木改火这件事见于《论语》。而《周礼》把它分别列在“司爟氏”与“司烜氏”两项下。固然《汉简》所说，是在宣帝时改火仍属于太史令，由这一条我们也可以间接证明，后儒所疑《周礼》是刘歆所伪造的故事，假设这是真的，刘歆何不利用眼前的故事把改火列入太史的官职。《周礼》可以证明不是刘歆所造，亦不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它是杂凑而成的，亦有极古传下来的，亦有后人添造的。改火这条亦可作为证据之一。
但是，我很奇怪劳先生已经看到了弓钻与史官的关系，但他又多转了一个弯，要证明龟卜是史官的主要任务。所以又引起了戴君仁先生作一篇《释史》（见《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十二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出版）。它的大意可以说是反对劳贞一先生的意见，仍旧将中的问题回复到简册。他并且引王筠《说文句读》所说：
金刻册字，约有
诸体，其编皆两，其札或三或四或五，以见札之多少不等，非止两札。
他并且以甲骨文册字有的写成三笔，或四笔为证。因为他坚持史官与简册有关，所以他特别注意符命一事。我的意见是，戴静山先生专注意符命一项，等于劳贞一先生的专注意卜筮一项，事实上这全是史官的职务之一，而不能以偏概全。
我现在提出另一件新的意见，我以为史官与改火有关，所以一直到西汉，据《居延汉简》的记载，改火仍由史官主持。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印度皆有祀火典礼。我曾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证明中国古代亦与之相同。因为他们皆有同类的典礼，想必其来源甚为古老，必始于他们方聚居于中央亚西亚的时代。不只此也，我们知道非洲西南部属于班图种的黑㑩㑩人（Herero）亦有类似的祀火典礼。
孟子说灭人国者必“毁其宗庙”，因为庙中供有火，毁其宗庙就等于毁其宗庙中所祀的火，否则灭国与灭火同一灭字，就难以解释了。祭祀后必燔肉于火上，然后大家分食，以取人神相感之意。《左传》成公十三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燔，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又《国语》卷三《周语》：
皇天嘉之，胙（禹）以天下。
作天子曰胙以天下，就因为祭祀才有胙肉，胙国同享国一样。这些皆能证明中国古代实在有祀火。按《说文解字·、部》说：“主，灯中火炷也。”我们一直到现在，称祭祖先的神主或祭地方神的社主，皆仍旧叫做主，明明是木所做的神牌，何以用“灯中火炷”的主来称呼？这就是因为在改为木牌以前，吾国最早亦曾有祀火的典礼。后来虽改用木牌，但是仍旧保存着最初的名称。并且中国古人相信木能生火，因为火在保存中时常发生困难，所以后人就直接用生火的木来为代表。这大约就是为什么改成木制牌位而仍旧保存主的旧名称原因。因为改火是由史官主持，大约最初生祭祀的火亦由史官。然则史官手中所拿的中，不是代表钻龟所用的弓钻，而是代表祀火所用的钻燧。近来我曾对劳贞一先生当面提出此意，颇承他很同意我的看法。
至于戴静山先生所提出史与巫的关系，我亦是非常赞同的。在最初只有神权，所以巫史特别有权力。后来社会演化了，于是在神权中分出了政权，所以史同巫仍保存着大部分最高的权力，而成为天人之际的重要人物。关于策命一事，史官仍旧保存最早的职务。而最初占卜大约亦是由史官管理，所以一直到商代，贞人占卜后将辞刻在甲骨上。因为在较早，取火的钻燧同钻龟的弓钻恐怕只是一件事。钻燧为着取火是有神性的；弓钻为着问同亦是有神性的。
我的结论是说史官手执之中是弓钻，不如直接的说是钻燧更比较的近于情理。
在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的层累造成说以外，我认为还有另一种也很重要的，我称它为同源异派合流说。我这是拿几条水来做比喻，它们发源的地方是在同一或相近的地方，而后它们各向不同方面流出，并且所经过的地点不同，因此，它们各水沿途所吸收的物质亦各不相同，所以我说它异派，但后来它们又合流到一处，多半经过人工的混合，变成了合流，这个时间大约在战国及战国以后，于是又变成上古史一种古怪的现象。
我再在事实上来举几个例，可能使大家更明白我的意见。这种说法现在只用在五帝上面。大家知道五帝之说始见于《大戴礼·五帝德》篇，太史公的《五帝本纪》就是根据《大戴礼记》而来的。
因为我看见在中国上古史里边，常常有两个人并列成一小团体，这就是黄帝与炎帝、颛顼与帝喾、帝尧与帝舜，我以为他们每一对最初全是由一个传说传下来的。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固然只有黄帝，但事实上它所说的事情亦有炎帝的存在，所以古代所说的五帝，事实上仍有六帝，而其源流皆出自传说中的两帝。《史记》说：“（1）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2）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3）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4）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5）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边有互相冲突的地方，一面说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见（1）］，另一方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见（3）］，既然说他弗能征，何以他又能侵陵诸侯，这两句话是互相冲突的。这种怀疑不自我开始，清儒已经有人说过，我以为这是两种传说的不同，一种是黄帝之代炎帝，是用征诛的方式，另外一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见（5）］，这内中有禅让的意味。本来事实上说起来，征诛同禅让只是一件事的两面。譬如大家全知道，尧是让舜登帝位的，普通全说是禅让；但是据《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说：“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正义》是唐人所作，彼时《竹书纪年》这部书尚完整无缺，这证明尧舜之间在禅让的传说以外亦有征诛的一说，这两种传说与黄帝同炎帝之间的传说颇相近似，这亦使我更加信黄帝同帝舜、炎帝同帝尧，最初只是一个同源的传说，而以后传说所经的地方及口传的民族各不相同，所以愈往后愈复杂，尧舜的传说自然就比黄帝同炎帝的传说更趋于复杂。
至于颛顼同帝喾，《史记》上所说的：“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剬义，治气以教化，紫诚以祭祀。”而帝喾，《史记》又说：“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土，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完全是空泛的记载，并没有实事可以证明，大约若举出事实来，他们恐怕仍旧同黄帝及炎帝或帝尧同帝舜相同吧。为什么说他们两个是一对，就是因为《史记集解》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而《帝喾下》引《皇览》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两者相近，所以我说颛顼同帝喾是一对。
又按：帝喾在古书中时常与帝俊相混，而郭璞以帝俊为帝舜，于是帝喾又同帝舜混乱了。不过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反能证明我所说的帝喾与帝舜皆是由一个同源的传说传下来的。王国维先生在研究夋字中，曾解释过帝俊与帝喾的关系，他说：“此称高祖夒，案卜辞惟王亥称高祖王亥，或高祖亥，大乙称高祖乙，则夒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帝喾之名已见《逸书·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史记·殷本纪》告作诰，《索隐》曰：‘一作俈。’案《史记·三代世表》、《封禅书》、《管子·侈靡篇》，皆以俈为喾，伪《孔传》亦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亳，故曰从先王居。’若《书序》之说可信，则帝喾之名已见商初之书矣。诸书作喾或俈者，与夒字声相近，其或作夋者，则又夒字之讹也。《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夋。’《太平御览》八十引作逡。《史记正义》引作岌。逡为异文，岌则讹字也。《山海经》屡称帝俊（凡十二见），郭璞注于《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云：‘俊宜为喾。’余皆以为帝舜之假借。然《大荒东经》曰：‘帝俊生仲容。’《南经》曰：‘帝俊生季釐。’是即《左氏传》之仲熊、季狸，所谓高辛氏之才子也。《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实始为歌舞。’即《左氏传》所谓有才子八人也。《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传记所云：‘帝喾次妃诹訾氏女曰常羲，生帝挚者也。’三占从二，知郭璞以帝俊为帝舜，不如皇甫以夋为帝喾名之当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上文已说过，黄帝同炎帝之间似乎有两种不同的传说，一种是禅让，另一种是征诛。我并且说过这只是一件事的两面，只看的人角度不同而已。在尧同舜之间，也存在着这两种传说，尧让位于舜是最普遍的而最使后人相信的。譬如《论语·尧曰篇》如此说，而孟子时代更大发挥这种意见。可是《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正义》是唐朝人所作，那时《竹书纪年》原本尚存在，不像现存本是明朝人所改定，所以这一说必有甚古的来源。这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可以说炎帝同帝尧全是被迫而让位，这大约另是一种传说。所以我说五帝中有两对两对的传说同源，就是说黄帝同炎帝一对，颛顼帝喾一对，尧舜是一对。因为他们最初是同源，所以传说的内容颇相近似。本来同源异派各说各的话并不要紧，可惜的是到后来，大约在春秋以后，有人忽然使他们合流，而忘记了他们根本是同源的，所以使中国古代史发生了异常的混乱。更不幸的是五帝的历史并且加上他的世系，所以成了定型，而传至几千年以后。
（原载《大陆杂志》第29卷第10、11期合刊本，196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