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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初义为史官而非指史书。在这一点上，与欧西史字出自希腊文“Historia”者不同。希腊文初义为“真理的寻求”，所指为史书。在中国，史书是后起之义，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写之史书。
史之初义为史官，更可以文字证明之。《说文解字》“史部”：
史，记事者也，从又（手）持中；中，正也。
许君谓史为记事的人，即是史官，甚是；但谓中为正，实误。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颇驳此说：
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按：古文中作
，无作中者。
以手持之中为象简形，而非中正之中，盖古文
与
不同。史所从之字作
，而钟鼎文中字作
，两字原不相似。王国维在《释史》中，则以为中象盛简或盛䇲之器，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早已说过：
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案卷也。
以上各说，除许君释中为正，象无形之物，去古人心理过远外；无论以中象简形，或象盛简抑盛䇲之器，其为象所手持记事用简策之形则一。故史之初义确为掌史之官（手持简策记事的人），而非史书（简策），明矣。
然则其职务又若何？其初盖与巫祝相近也。其所包括之职务，既烦且广，固不若后世史官之简单。王国维在其《释史》中，颇能窥见其中消息：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从史出。殷周之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书》“牧誓”、“洪范”、“顾命”；《诗》“商颂”）；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书》“牧誓”、“大诰”、“酒诰”、“梓材”、“洛诰”、“文侯之命”），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称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又谓之三有事；《春秋左氏传》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
是则史之最初“位尊地要”，诚若王氏所言。但其最初职务不限于掌书之官，王氏对此点则稍嫌错误。因其职务之范围，远较掌书为广，此所以后之官名多从史出；若最初只是掌书之官，则后代与掌书无关的职务何以亦用史来称之？因为最初史的职务甚广，所以厥后各官多以史称，可谓为最初史职之分化。
直至东周，史与祝及史与巫，尚常比举，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
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得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然则史固司天矣。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过请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然则史固司鬼神矣。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襄公问吉凶于周内史叔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然则史固司灾祥矣。陈敬仲之生，周太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太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则史固司卜筮矣。
《楚语》：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按：巫史连文，即以其职务相似，《楚语》注谓：“巫主接神，史次位序。”实属强分。原文不云乎：“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则巫亦能次神之处位，其职权并非史所专有。总上《左传》及《国语》所记载，则史至东周时，其职务仍与巫祝难有所分。亦即说，史与巫祝同是掌理天人之间各种事务。若往前推，史之职务，只能与巫祝更近，且更进一步；若从王国维谓“中为盛䇲之器”而“古者筮多用䇲以代蓍”（《释史》注）之说，尤与前所谓史之最初职务包括占卜相合。从中者，或最古之史官职务且以占卜为最重要。占而后记之，又与商代贞人之先卜贞而后刻于甲骨上者相类似，贞人犹能保存史官之古义；而贞人者，亦古代史官之一种也。
刘知几《史通·史官》篇：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度数。
按：刘知几身处唐代，当时的史官已与巫祝相远，而以著作为专业，故误会古代史官亦以著述为宗。然刘氏仍能明了古代太史兼掌历象日月阴阳度数，则其说传自更早，应为吾人所重视。此亦足证明史之初义与巫相近。且据司马迁本身所言，亦颇能窥得其义。《汉书·司马迁传》：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
迁所谓史在卜祝之间，是也。故《后汉书·百官志》云：
太史令—本注曰（按：此为司马彪注）：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又引《汉官仪》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二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二人典禳。……
则直到后汉，太史之职务尚包括历算、占卜、望气等。且后汉太史令单飏，以“善明天官、算术”入《方术列传》。太史令张衡则“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后汉书·张衡列传》），而《方术列传》称在“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焉。皆足证明至东汉之时，史仍与巫有关，则其最古之本职更无论矣。
总以上所说，史之初义为史官，而其职权凡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教权政权，最初之职务也。（王国维《释史》：“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盖枢要之任也。”）盖最古教权与政权原不分，史既掌管一切天人之际的事务，则总理一切政权教权，亦极合理。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预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盖时代愈后史官之权愈小，愈古权愈广，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谛。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极尊，而后转卑。《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如淳曰：
《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引虞喜《志林》亦曰：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也。（按：《汉仪注》即《汉官仪》，四卷，卫宏著。卫宏，东汉初人。）
观汉太史公坐位尚在丞相上，可知其更早之地位愈尊，职务愈重，似毫无疑矣。
古代王国典册皆掌于王官；列国者掌于列国之官吏；下至大夫，其家族的典册，亦为其族所私有。非官吏非独不能掌理，且不能学习，且亦无从学习。学必有师，师皆是贵族官吏，亦不肯授于外人。史书是典册的一部分，故史书亦掌于官吏，狭义的说掌于史官。史官所传的弟子，仍是贵族，且或者是史官的同族，若晋之董史，即系历代相传者。《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说：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
又《宣公二年》：
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杜预谓董狐为董史之后，不误。盖董史在晋，历数百年，世掌国史。春秋时齐之太史，且有兄弟继承者，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是兄弟四人，相继为太史也。以上两事皆因有弑君而偶然记载在《左传》中，其余世袭的太史，因未遇到政变，故亦无赫赫之名，然史之掌于贵族则无疑矣。
在古代贵族世传的情形下，这是当然的现象。班固《汉书·艺文志》原出自刘歆之《七略》，其所述诸子十家，皆谓为某家岀于某官。所说出自某官，固然不尽可凭信；但古代典章，皆掌自官吏，班氏尚能略窥其意。《秦始皇本纪》说：“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盖犹同古人官守其业。孔子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问官于郯子（《史记·孔子世家》）。师襄曰师，是掌乐之官；老子据《史记》为周之柱下史；而郯子是国君。足证在孔子以前，非向贵族无从学习。
最早的史并非统一的，各国各有其史官，已若上所述；各国亦各有其史书，各保存于国中，内容既不尽相同，名称亦不尽相似。所以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因为史官的职权最初较广，所以最初的史书所记不止是单纯的史迹，若后人所想象者；其所记载且包括一切宗教的活动。因为最早的政治或社会，莫不与宗教有关，而最初政权皆出自神权也。
不只史书名称不同，即史官的名称亦不尽一致。据西、东周的记载，有下列各种名称：
（一）太史：周 《酒诰》：矧太史友、内史友。
齐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卫 闵公二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
晋 《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鲁 《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对曰：……《哀公十一年》，公使太史固归国子之元。
（二）左史：周 《逸周书·史记解》：左史戎夫。
晋 《襄公十四年》，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楚 《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
（三）外史：鲁 《襄公二十三年》，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
（四）内史：周 《酒诰》：矧太史友、内史友。
《庄公三十二年》，惠王问诸内史过。
《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聘于宋。
《文公元年》，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
是知各国史官名称不尽相同。后人或有以记事记言分为左右史之职，如《礼记·玉藻》：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后人不明古代非大一统，遂常寻求画一的制度，如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三十四谓：“内史居左，太史居右。”乃谓内史即左史，太史即右史。若观以上所引，周既有内史，又有左史，则左史亦非内史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又谓：“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其实周、晋、楚皆曾有左史，如上文所引证，则章说亦非也。盖诸家皆泥于古代与后世相同，有画一之组织，而不知其非也。知各国史官史书之名称不必尽相同，则无须代为整理而求其画一。至于《周礼》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似属较后之组织。因《周礼》一书，写成时期颇有先后，中有较先作品，亦有较晚之增加部分。然太史所属之冯相氏、保章氏，皆掌司天及日月星辰，尚系史官的初职。则五史之增，亦不妨害其保存局部的较古面貌。
卜辞中既有卿史、御史，则商代官吏有史之名称可知。至于《说文解字叙》称黄帝史官仓颉，而《吕氏春秋·先识览》有夏太史；但夏以前传说常极简单，则史之名称是否为当时所有，抑为后人之所加，颇难考证。至于史之职务，其存在于夏代或甚至于夏以前，则当无疑问也。
最初的史迹既包括一切天人之事，故其范围至广；但较后已随史官职务之缩小范围，而将其大部分记载限于人事。以史书性质的演变而言，可分为四阶段。即最初各国之史，尽由其史官所写，其性质完全为官书，私人无作史书者。苟其欲之，亦无史料足供撰述。此第一阶段也。及春秋之末，贵族陵夷，平民上升，上下阶级紊乱，同时学术开放，昔则为贵族所垄断，今则平民之优秀者亦能因获得知识而加入士的阶级。于是渐有私人著述，史书亦不外此例。战国至西汉可谓为官书与私人著述并存之时代。其重要者如司马迁，虽任太史令之职，但其写成《史记》，则非受汉皇命令而纯粹为私家著述。但在同时期，六国各有史记，而《秦纪》尚存至西汉，司马迁即曾读之。此第二阶段也。及东汉时，班固等即曾受诏著书：
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汉官仪》：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后汉书·班固列传》）
刘珍，字秋孙。……永初中，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李尤，字伯仁。……（和帝时）召诣东观，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皆《后汉书·文苑列传》）
班固等所撰，后称为《东观汉记》，完全属于官书性质。东汉之特点，即史书不由太史令撰述，而可由他官，大部分在东观写成，因：
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后汉书·窦章列传》）
兰台为东汉皇家图书馆，修史所资，自然于兹取之。此第三阶段也。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掌撰国史。至唐，更设史馆，专修官书。然晋以后私家撰史者，屡世不绝。官私兼存，此第四阶段也。
最古史官的职权既甚广泛，其所掌之史书，亦系广义的，包括一切典章制度，实包括后代所谓六经。章学诚谓“六经皆史”，颇有局部的合理，因六经最初皆史官所掌。各国的史书，名称既不尽相同，已如前所述。但普通多以“春秋”名之，而不称为史，如《墨子》中所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是也。以史称史书，似始自司马迁。在《太史公书》中，凡屡称“史记”，盖指古人所作史。是史由史官而兼指史书，盖始于秦汉之际。
以中国史言之，约可分为三类：一曰编年，二曰记事，三曰传记。或独用一体，或综合众体，史书大约不出此范围。编年者以年为主，以事系于年月，如《竹书纪年》《春秋》是也。记事者以事为主，记一事或同类事之始末，而不限于年代，如纪事本末记某一事或正史中诸志记同类之事是也。传记者以人为主，记一人或同族或同地域或同性质之人物的事迹，如正史中及杂史中各传是也。亦有综合各体而成书者，如《史记》各本纪，编年体也；各书，记事体也；世家及列传，传记体也。
宋以前，多分史书为编年体及纪传体，刘知几《史通》所谓二体也。宋以后，更有纪事本末一体兴焉。此旧说史书之三体也。然纪传体实合编年体之本纪与传记体之列传及纪事本末体之志而成，为一种复杂的组织，似不能独标一体，故今以新三体说代之。
古人史书多称为春秋，故刘向、刘歆《七略》因之，将史书入于春秋类。班固据之遂不别立史部，如《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即《史记》），皆现今所谓史书，而艺文志属于春秋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晋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其丙部则史部也。至宋文帝元徽中，王俭撰《七志》，一曰经典志，记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史书与六艺同列为经典，盖仍《七略》之遗意。梁武帝普通中，阮孝绪撰《七录》，二曰纪传录，记史传。史与经又分为二。至以四部分类者，唐则曰经、史、子、集，以史与经并立而次之，盖远师东晋李充分四部而史入于乙部之意也。历代虽稍有更动，然史次于经，从此已定。但其中所包括有超岀现在史学史范围者，如地理及金石两门，后因研究范围逐渐增加，以附庸蔚为大国；故现研究史学史者，不再讨论及之，留为地理沿革史及金石史之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