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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名霑，字芹圃，号芹溪，雪芹也是他的号。他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作家短暂的一生，跨越康、雍、乾三朝，时逢“盛世”，而他的家族又是在雍正统治时期败落下来的，整个清朝中叶的政局和社会变迁给他的生活与创作以直接的影响。曹雪芹是当时特定历史时代的产儿，他的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
曹雪芹的先世原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朝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兵攻陷沈阳，曹锡远被俘，沦为奴隶，其子曹振彦编入旗籍，当了一名“教官”。明毅宗崇祯七年（1634），曹振彦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领”，官运开始亨通起来。清兵入关时，曹振彦屡立战功，后又于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随摄政王多尔衮出征大同，并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及浙江盐法参议使等官职。
论民族，曹雪芹的上世是汉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旗籍；论出身，曹家因从龙入关，护驾有功，属于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所以，更准确地说，曹家应该算作内务府汉军旗人，这在清初，是一种极特殊的身份，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享此殊荣。
正因为如此，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充当幼年时期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则给康熙当伴读，形成了曹氏家族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康熙登基以后，立即对曹玺委以重任，简派他督理江宁织造，而且改变了原来三年更换一次的惯例，把江宁织造变成“专差久任”。这样，曹玺便于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连任江宁织造二十二年，直至病死任所。据《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记载，曹玺自幼深沉好学，富有政治才干，织造任内，使“积弊一清”，深得康熙赞许。特别是他在康熙十六年和十七年两次进京汇报江南情况，“备极详剀”，得到破格提拔，“赐蟒服，加正一品”，成为“内司空”，即具有内务府包衣身份的工部尚书。
曹玺死后，曹寅继任江宁织造，他比乃父更有才干，不仅精通吏治，体察民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称他“七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著名的《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就是曹寅主持纂辑刊刻的。还在曹玺举丧期间，康熙已晋升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同时“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三十一年，正式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直至康熙五十一年病死。这期间，又与妻兄李煦轮年兼理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李煦是广东巡抚李士桢之子，也出身于“簪缨巨族，阀阅大家”，先后任广东韶州府知府、浙江宁波府知府和畅春苑总管，康熙三十一年出任苏州织造。还有杭州织造孙文成，康熙也极为重视，认为“三处织造，视同一体”
，都是他的股肱近臣。
织造在清代是一种特殊官职，它由皇帝亲自派出，具体督理宁、苏、杭一带的纺织事务，向宫廷供奉绸缎、衣饰、果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还负有政治使命，凡属吏治、民情、风俗、习惯、晴雨、丰歉等一应社会动态，都必须及时向最高统治者秘密奏报。这里涉及清代的密折制度问题。康熙对自己首倡的密折制度颇为欣赏，他晚年在一则特谕中写道：“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前古帝王行之甚少。朕临御五十余年，凡臣下奏折，细加体察，殊有裨益。设若浙江巡抚奏秋成八分，其福建从浙江过者询之，或云十分，或云六七分，一有参差，便可知其虚实矣。摺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如果属有益，即当酌量施行；倘有徇私报复害人者，即时发生，令众知之，彼之真情有不毕露者乎？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人不能知，内中亦不存稿。如张鹏翮为总河时，其所奏折，有一非朕亲批者乎？既许摺奏，诸王、都统、大臣等，不能推测折中所言何事，自然凡事皆戒谨恐惧。在今日开言路之法，不善于此。凡为小臣时，大都愿开言路，及为大臣，则又不愿；而不知折之公私，朕一见便悉，不能掩也。”
不能不承认康熙的经验谈包含着一些真情至理，确实不是凡庸之见。
密折制度对皇帝了解下情的确不无好处。但就事论事，清代的密折制度有利也有弊，既可以使皇帝及时了解吏治民情，也给奸佞构陷无辜以可乘之机。有清以来，朝野“打小报告”盛行，殆缘于此。不过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反映情况一般都较全面，所陈事实皆可复按，康熙帝因此很激赏，对曹、李格外优宠有加，也常透消息给他们，甚至连南巡这样的外界绝对不可预闻的重大举措，也常常先向曹寅打招呼。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玄烨在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上批道：“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年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通过密折，曹寅更加密切了与最高统治者的不寻常的关系，由股肱近臣进一步变成了耳目亲信，无论朝野都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曹寅与康熙的特殊关系，集中表现在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中。
第一次南巡正赶上曹玺病死未久，康熙“亲临其署，抚慰诸孤”。第二次南巡由桑格在织造府接驾。第三至第六次南巡，都是曹寅接的驾。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对第三次南巡曾做如下记载：“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谖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
康熙和曹寅俨然亲如一家，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何等密切。这就是曹雪芹的家族为什么在祖父曹寅在世时能够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曹寅的所做所为也确实没有辜负康熙的重托，不仅奏报地方见闻及时，四次接驾有功，在团结江南文人学士方面也颇见成效。当时满汉民族间的矛盾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特别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很强烈，需要有人去做安抚、缓解、统战的工作。
曹寅为人宽平和气，文化素养高，富收藏，擅词曲，喜交游，是做统战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主持编刊《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就是一项深得文人学士之心的具体举措。程廷祚在《青溪文集》中说，“管理织造事楝亭曹公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当不是虚美之谈。为了表彰曹寅的功绩，康熙于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时，“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
，达到正三品的官阶，待遇是“诰授通议大夫，妻封淑人，封赠三代，诰命三轴，俸银一百三十两”。曹氏家族越来越显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