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结郁,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韩愈承其说,以为李杜文章之所以能光焰万丈,乃“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调张籍》)。意思是说上帝有意让他们遭受厄运,以便能发愤作诗,恰如将冲天雄鹰的翅羽剪去,送入笼中,让它看着百鸟自由飞翔,它能不悲鸣吗?这些话,若用来说明曹雪芹成就之原因,我以为也是非常恰当的。
不及充分享受儿时欢乐的曹雪芹,随着家庭的突然败落,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他不但失去了纨绔子弟能尽情吃喝玩乐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也失去了家中延师教读,严格督责其熟读《四书》,懂得经义,写好八股文,为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做好必要的学业准备的机会。胡适说:“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因此,“《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又说:“他有天才而没有受到相当好的文学训练,是一个大不幸” ,这话有没有道理呢?
凡事都有得有失。曹雪芹失去了接受“正规”封建传统教育的机会,是确实的。但所失的主要还是把握举业之道所需的学习和训练,如经文经义和学写八股文、试帖诗之类。光凭这样的“文学训练”,实在是出不了人才的。在那个时代,从贾政这样的家长的要求看,连“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不难想见,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已不在重视之列,更不必说被瞧不起、甚至反对去读的小说话本、戏曲传奇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能有高明的文学造诣吗?
曹雪芹因失而有所得的是:少了管教约束,有了更多凭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读各类书籍的机会,对于一个要反映生活广阔画面的小说家来说,具备博识多见的杂学知识,远比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时文重要得多。人们常惊讶雪芹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不能不说正得益于此。
作诗“诗笔有奇气”,还能“自创北曲”(脂评语),谈吐可“说得四座春风”,写小说成“千古奇文”,这些对应举做官是毫无用处的;做官要的是贾雨村曾自诩的那种“时尚之学”。但雪芹之所以没有走仕宦之路,客观环境使他并不深精举业,固是一端,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家庭的巨变断绝了他这条路;我们从未听说过一个被下旨抄家,“枷号”不多年的犯官,他的儿子还能通过科举考试出头发迹的。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政治条件不合格。
人们总以为曹雪芹也像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贾宝玉那样,生来就厌恶仕途经济,所以能否读书做官,根本就不在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曹雪芹很自负,又“狂”又“傲”,看不起那些名利场中热衷于营求的人是无疑的。但这不等于他对自己一生注定无缘科场的命运也无所谓。功名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今天我们难以理解的。雪芹自然也会对命运的不公,感到极大的怨恨和悲愤。敦敏说他“燕市哭歌悲遇合”,他“哭歌”的不幸,又岂止是生活贫困,他是被“入了另册”的,被宣告了科场之路不通。我以为《红楼梦》开头说到的那块补天石(虚拟作者)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雪芹自我境况的写照,只是往往为大家忽略过去而已。他写道:
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这里所谓“煅炼”,脂评以为是喻“学”,如谓:“煅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这与东坡“人生识字胡涂始”诗意一脉相承;小说中也有“却因煅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二十五回)的话。又评曰:“煅炼过尚与人踮脚,不学者又当如何?”是喻人学得知识,没有问题。对“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等等,脂评或批为“便是作者一生惭恨”,或说“惭愧之言,呜咽如闻”,都直揭出此即作者自况。“补天”的含义不正是通过举业,进入官场,为朝廷效力吗?还有一条脂批最有意思,说道:
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话。
这话一看便知,是雪芹长辈说的(后详)。他把《红楼梦》之写成,归结为雪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一样通过科举之途去安邦治国(所谓“补天”),而又不甘心去干些诸如做工务农之类社会所需的平凡的事,在惭恨孤愤的心情下,就选择写小说传世了。这里叫“鬼话”,固然是长辈对小辈所撰书的谑语,但也不无可玩味处,“鬼话”的“话”,可有二义:一是话语,“鬼话”意同胡说八道,亦即“荒唐言”;二是故事,即“话本”之“话”,“鬼话”是作鬼者的故事,可见其中人事,大多已成陈迹了,犹元人记已故戏曲作者资料的书叫《录鬼簿》。
总之,借用司马迁的话,《红楼梦》是曹雪芹“发愤之所为作也”。因为他“意有所结郁,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身世遭遇的不幸,也正是造就他文学上巨大成就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