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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既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又只活了40岁，则其出生当在雍正三年乙巳（1725），比周汝昌《新证》所确定的还迟一年。若以实足年龄计算（非旧时习惯算法），则与《新证》所确定的出生年同。这样，雍正六年（1728）初，曹家被抄时，雪芹虚岁仅为4岁，实足则为3岁或不到3岁，是个尚不懂事、不记事的幼儿；即便他特别聪明早熟，能在后来记忆中留下一点家庭巨变的片断印象，至多也不过如同经历梦幻而已。
《新证》据敦诚挽诗确定雪芹享年是很有眼光的。但在解决《红楼梦》题材来源时，却没能摆脱雪芹必定自身经历过一段好日子的想头，以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于是便创曹家再起再落之说，如在乾隆元年（1736），让“曹頫官内务府员外郎”，使曹家“复得小康”，乾隆四五年（1739—1740）之间，让它卷入“大逆案中再遭巨变”，然后才一败涂地。以为《红楼梦》所写即雍正末、乾隆初到四五年间事；其时曹雪芹十二三岁到十六七岁，与小说中贾宝玉年龄相仿。可惜的是这种种揣想，并无任何文字资料可作证明，也难符合实际，所以得不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曹雪芹有“秦淮旧梦”，却未闻还有“燕京旧梦”。这且不说，只看乾隆即位初，宽免八旗官员赔款案，有折子列出：“雍正六年六月内，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等骚扰驿站案内，原任员外郎曹頫名下分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尚未完银三百二两二钱……”抄家治罪已七八年了，并不算多的443.2两赔银，勉力交出的还不到三分之一，余数尚须朝廷宽免，其拮据困难状况，可想而知。这样的“特困户”，就算曹頫真的此时官复原职（我以为不可能），一个内务府员外郎，又不是胆大妄为的赖昌星，即便他敛财的本领再大，在开始的四五年内，要让曹雪芹过上贾宝玉式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再说，曹家又非无名之辈，若能转眼间中兴，显赫于京师，旋又再遭巨变，岂能在各种史料上都找不到片言只语的记载？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与多数研究者一样，认为自曹家被抄之日起，雪芹再也没有过上好日子。只是有一点不一样，多数研究者认为，在此之前，他该有过一段好日子的回忆，而我认为连这一点也没有，因为那时他太小，还不到懂事、记事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