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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出名的奇书，奇就奇在从易读的一面来说，几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它，真可以说是妇孺皆可读；但从深奥的一面来说，即使是学问很大的人也不能说可以尽解其奥义。一部书竟能把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真是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此，两百多年来，它既是风行海内的一部书，也是纷争不已的一部书。
那么，《红楼梦》真是一部不可解读的书吗？从理论上来说，世间的客观事物，都是应该可以被认识的，所以不可知论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但是，从实践来说，什么时候能认识这客观事物，就拿《红楼梦》来说，什么时候能被彻底认识，这就很难预期了。这就是说，终究能解读这部书是肯定的，而何时可以完全解读这部书则是很难做出预测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对这部书还完全没有解读，我认为积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经验，应该说人们对这部书的大旨是基本了解的，现在说的难解的问题，是指书中较为隐蔽的部分，而并不是说书的整体。
再说《红楼梦》作者本身，是希望永远不被人解读呢？还是希望终究能得到知音，得到解读呢？我认为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们的解读的，不然就不会做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来了。但是，再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能解读，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不能解读。曹雪芹处于他的特殊的时代环境，他希望在他的时代，有一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解读。他所以要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些人，以免造成文字奇祸；而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是极希望人们能读懂他的书的。至于百年之后，那他就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了。
从作者的心理来说，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别人能了解，那么，他又何必要费这么多心血来写这部书？不著一字，不是更为隐蔽吗？现在他既已著书，而又一方面反复强调“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而另一方面又说明“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这前后矛盾的话，初看似乎不可理解，细味方才悟出，实际上是他唯恐人们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绽，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
这种藏头露尾、欲隐故显的情景，在文学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我觉得魏晋之际阮籍的《咏怀诗》就与它有极为相似之处。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下难以情测。”雪芹的朋友敦诚称雪芹是“步兵白眼向人斜”，是“狂于阮步兵”。敦敏也说他“一醉毷氉白眼斜”。他们都用阮籍来比喻雪芹，而雪芹也恰好自号“梦阮”。“梦阮”者，梦阮籍也。这样，我们正好从雪芹自号“梦阮”得到启示，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所以“文多隐避”是因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则雪芹亦何尝不是。当然雪芹从未“仕”过，且亦不能称他的时代是“乱朝”。但若从雍正夺嫡的时代起，一直到雍正上台就立即大开杀戒，不仅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杀的杀，关的关，而且雍正元年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即被抄家，彻底败落。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曹雪芹家也被抄，彻底败落。同时破家败落的还并非一二家。处在这样的时代，从雪芹自身的遭遇来说，说自己有近似阮籍的境遇，有同阮籍一样的“常恐罹谤遇祸”的畏惧，我觉得是合理的，因而雪芹的“梦阮”两字，是有真实的内涵的，他的《红楼梦》“真事隐去”，也就是阮籍的“文多隐避”，其道理是一样的。
无论是阮籍还是曹雪芹，他们的作品尽管“文多隐避”，但并不是他们绝对不希望人们能理解，因此我们如能认真地去求索，总应该能找到解读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