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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政府政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比对创业者提出的要求更难满足。
在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新兴产业成为新的动力，政府政策最重要的是不能阻止或抑制生产资源的流动。劳动力和资本是经济体中的两种流动性资源，它们必须能够流出之前的工作领域，流入生产率最高的领域。
对个人的福利而言，这种流动必不可少。生产率较低的工作必然报酬较低。因此，阻碍人员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流动，就会使那些“受保护”的人收入降低。事实上，这会使个人面临失业的威胁，或者起码会让个人感到不安、恐惧和忧虑。通常情况下，工作的生产率越高，就越令人愉快，也越能给个人带来满足感。今天尤其如此，因为在发达国家，生产率最高的工作越来越不是体力工作，而是知识工作。这为个人提供了更多机会，让他们通过做自己喜欢的、引以为荣的事来谋生。
资本也必须能够流向高生产率的投资领域。经济越发达，资本的最优利用就越重要。因为“发达”经济体实际上是指资本生产率稳步提高的经济体，也就是资本从低生产率工作稳步转移到高生产率工作的经济体。这是一个国家能够享有较高或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也是发达国家在其他欠发达国家开始增长并提升其经济能力和表现时保持竞争力的一种方式。
然而，由于持续50年的经济连续性，当今的发达国家会有组织地阻碍人员流动，并惩罚资本流动。这种趋势在英、美两国尤为明显——这可能确实是英国经济没有增长反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他发达国家，无论是西欧国家、苏联，还是日本，都没有太大区别，尽管其中某些国家已经找到了把流动性注入其经济体系的方法。
英、美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在于同业组织，尤其是同业工会，它们极其重视按过去的方式做事。同业工会有“管辖区”（美国对工会限制条款的说法）和“分工”（英国人的说法），顾名思义，就是禁止会员学习新技能，也不允许非会员从事技能性工作。
手把手传授已经过时了。它是获得技能的错误方式。因为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教育上，我们都已承担不起学徒制。现在，要让技能有生产率——成为今日名副其实的“技能”，就必须使其以系统化的知识为基础。但即使手艺技能仍是合适的技能，关于工作的同业组织也是不当的组织。
手艺技能是手艺人自身的敌人。通过断言技能是不变的，有技能的工人是不可调动的，同业工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了其会员的工作，让他们陷入了无法发展的境地。纽约市报业和美国船运业、造船业的例子，应该是对同业工会主义（craft unionism）日益威胁手艺人自身的严重警告。
事实上，通过提高流动性，可以更好、更容易地实现同业工会的宗旨，即保障收入和就业。
瑞典工会的一位领导者戈斯塔·雷恩（Gösta Rehn）在20年前制定的政策已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项政策，一个与政府、企业、工会合作的自治机构可以系统地促进工人的流动。该机构能够预测未来的工作机会及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出现的裁员，系统地帮助人们做好从某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的准备，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若有必要，该机构会安排工人及其家人从衰败的社区迁往成长中的社区。总之，这项政策的成本比支付失业金的成本低得多。
因此，瑞典在过去20年中经历了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剧烈的产业转型，为新兴产业培养了劳动力，同时也不断提高了瑞典工人的技能、生活水平、工作满意度。
其他任何工业国家都没理由不采用雷恩的政策。这项政策将实现工会想要的一切，并且比今天的工会政策更好。正如瑞典的例子，这项政策将清楚地表明，经济与社会既致力于劳动力的流动，也致力于让流动性成为个人优势、工作保障、事业成功和满足感的来源。
然而，在美国，甚至在英国，同业工会主义已根深蒂固。它不是“自然规律”，甚至不是“工业化规律”，其他工业国家都没有同业工会主义。过去20年内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日本、联邦德国和苏联，显然都没有同业工会主义。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劳工都是以职业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然而，希特勒政权被推翻后，再度重建的工会却基于产业而非职业。因此，尽管联邦德国的工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美、英两国产业中因“谁有权从事什么工作”而不断发生的斗争在今天的联邦德国并未出现。
在美、英两国清除同业工会主义是极其困难的，但该任务将越来越紧迫。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成为美、英两国面临的一个核心政治问题。如果无法解决该问题，两国经济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衰退。
每个发达国家都大致需要去做瑞典人已做的事情：把流动性作为国家政策的目标。而且，该目标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加强并提高劳动者的工作和收入保障，并使流动性成为他们想要和渴望的东西，而不是害怕的东西。
同样重要也同样困难的将是，把惩罚资本流动的政策转变为鼓励资本流动的政策。
长久以来，民间都认为新技术不会从老牌企业中诞生，尤其不会从大型老牌企业中诞生。虽然没有任何内在理由说明原因所在，但到目前为止鲜有例外（前文提过的贝尔实验室是一个例外）。最早推出计算机的不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或通用电气公司，而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公司还没有科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其名称中有雄心勃勃的“国际”二字，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提出新的复制和复印技术的不是那些看似坚不可摧且处于垄断地位的印刷机制造商，而是施乐公司，它在1950年还只是一家地方小工厂。新兴制药业的领导者并非主要的化工企业。此外，尽管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公司拥有庞大的资本与工程人才等资源，但它们却没有成为飞机制造业或航天业的领导者。
核电站可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在该领域是全球翘楚。但从经济上看，核反应堆算不上什么创新，它只是利用新技术来产生一直以来用于发电的蒸汽。不论核反应堆是多么伟大的科技和工程成就，对经济、电力使用者甚至电力公司而言，它只不过是另一个“锅炉”。事实上，对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而言，进入核反应堆行业是防御性行动而非创新性行动，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两家公司在发电和配电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一般而言，虽然有些重要的例外，但那些小家伙，不论是小型公司还是单打独斗的“车库发明家”，一直都比大企业更有创新性。
举个例子：尽管铝业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从事研发，但铝加工工艺领域的7项变革中只有1项出自大公司，其余6项基本上都出自个人或小公司。
整体来说，对新的小微成长型公司而言，老牌大型企业一直都不算是一个好环境。而政府资助的研究，顾名思义几乎都是“大型研究”，却显然都处于最没成效的环境中。虽然目前在美国的大学或大企业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4/5左右受到了政府资助，但其总产出可能不到所有新想法、新知识和新产品总量的1/5。
在一个技术创新非常活跃、迅速、重要的时代，小公司的形成与发展将是最为关键的。然而，这意味着它们需要获得资本。创新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在实现创新的过程中，每花1美元，就必须花10美元将其发展成一种产品、工艺或服务。在开始获利前，甚至还需要花更多的钱来制造和销售该产品——每1美元用于最初的研究，就需要高达100美元用于制造和销售产品。
然而，目前美国的税法却极力鼓励资本留在现有的老牌大企业中。事实上，税法是有史以来人们设计的最大的垄断引擎。不管反垄断者如何试图阻止经济权力集中，阻止大企业变得更大，税法都不可避免地挫败了他们的努力。对作为股息支付的企业所得进行双重征税（政府先对企业的利润征税，再对获得股息的个人征税），这种做法会“资助”并鼓励股东把资本留在现有企业中，尤其是现有大型企业中。除非股东每年的总收入低于8000美元，否则他最好以资本收益而不是以股息形式获得投资回报。因此，绝大多数股东都希望自己投资的公司保留资金，并将其用于新的投资。这意味着，新进入者，也就是小型公司、成长型公司以及独立创新者越来越难以获得经济资本。
令人惊讶的不是那些老牌大型企业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尽管税法如此，仍有那么多新公司能够发展壮大，以至于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产业“巨人”要么已经不复存在，要么相比于那些40年前甚至25年前尚寂寂无名的新公司，已成为相对不重要的小公司。但我们不能永远靠上帝来帮助我们摆脱愚蠢。
正确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它甚至不会减少政府收入——事实上，甚至还可能增加政府收入。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消除股东保留收益的诱因，让他们重新产生获得股息的正常愿望。例如，如果税法允许获取股息者用已支付的企业所得税来抵消他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股息将立刻对股东产生吸引力。而政府收入的损失很容易通过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提高几个百分点来弥补，特别是针对高收入者（在美国，可以取消对市政债券等各种投资的大量税收优惠，这些优惠让非常富有的人根本不用缴纳所得税）。为避免被视为补贴富人，税收抵免可以限制在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率范围内，也就是说，限制在法官、国会议员或相当成功的医生等中等收入群体的个人当前所应缴纳的税率范围之内。
要摆脱现有的这种鼓励垄断的税收政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是用欧洲的增值税取代对企业利润的征税。这个转变的另一个益处是：它也将加强美国和英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然而，尽管税法及其背后基本理念的转变在技术上很简单，但在政治上极其困难。美国现有税法背后的真正理念是不与大企业为敌。这出于一种保护现状并让“肥胖且懒惰者”生活得轻松舒适的强烈愿望——在企业中是如此，在工会中也是如此。无论是对管理者、工会领导者还是对政府行政人员来说，随着新产业和新企业的快速涌现，迅速变革既不容易也不舒服。
双重征税有着深厚的既得利益。世界各地的工会都致力于对利润征收高额税款（而不是对高收入征收高额税款，尽管从工会的角度来看，这要合理得多）。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慈善机构在维持目前的税务理念方面有庞大的利益，例如，若个人股东再度将企业视为“个人”资产，而非管理者的财产，那么就不再会有个人股东愿意给高等教育机构捐款。现有大企业的管理者也不太可能对这种变革抱有极大的热情，无论他们现在多么抱怨“税收负担”，多么反对增加企业所得税的税负。这些阻力实际上是无论如何也要推进税法变革的附加理由，但它们不会让变革更容易或者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
我们几乎肯定会看到有人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英国工党政府于1967年秋天曾做过一次这样的尝试。人们普遍认为，资本无法进入生产率更高的新产业是英国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英国的税收政策和政府的投资政策是造成经济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工党政府没有修改这些政策，而是在1967年秋天提议，通过用政府资金购买低利润的新企业的股票来补贴新技术。如果这项提案被采纳，只会导致公共资金的大量浪费。在对这条路线的早期尝试中，尤其是在飞机制造业上，英国政府经常支持错误的创新和错误的投资。此外，就算税收结构允许资本流向可能产生成果的领域，也会因为可用资金太少而无法产生任何影响，无法取代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事实上，工党政府拟采取的措施会降低资本流动性——因为对错误创新无利可图的（即配置不当的）投资，就跟以前的情况一样，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新补贴。
政府有义务提供保护。在经济迅速变化的时期，政府会面临要求提供保护的巨大的、正当的压力。期望一个发达经济体的现代政府回归到19世纪末的自由放任立场是不现实的，无论这种立场有多么可取、对社会多么有利。然而，传统的、从根本上来说不诚实的保护方式，即隐蔽的方式，往往弊远大于利，甚至对需要保护者来说也不是正确的方式。
由肯尼迪总统提出并由国会通过、旨在保护美国工业免受更自由的贸易突然冲击的措施表明了什么是正确的方式。这些措施为受影响的企业和工作者提供了优厚的短期补助。这种公开和直接的保护与关税或配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税或配额是隐蔽的，不作为政府支出出现——尽管它们当然是社会的支出。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发达国家承诺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而不是采取间接保护的政策。一方面，保护会变形，而补贴至少是公开的。更重要的是，保护会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会越来越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补贴可以用来弥补弱点。它可以像瑞典对劳动力流动的补贴那样，让受影响的一方有能力重新站起来。此外，由于公共舆论和立法机构对任何永久性补贴最终都会感到不耐烦，因此补贴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当然，要终止一项公开补贴并不容易，但这总比终止隐蔽的保护简单得多。这类隐蔽的保护有税法中的关税保护、“购买美国货”条款，以及在税法中对石油生产商的损耗予以补贴等。
正因为补贴是公开的，所以它不受政治人物和官僚欢迎。然而，公开却是补贴的唯一优点。发达国家需要自律和政治诚信，用补贴取代间接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间接的保护主义政策总是限制性的，最终总会让被保护者比以前更弱、生存能力更差。
最后，发达大国将不得不从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中寻找线索，这可能是最大的冲击。
目前，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有针对国内市场的可靠的衡量标准和指标。每个市场都被政府的各种政策严重干扰，包括价格政策、工资政策、税收政策、补贴政策、预算政策、信贷政策等，以至于所有衡量标准都被“操纵”了。然而，经济政策首先需要的就是可靠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它需要可靠的衡量标准以确定技术和经济的前沿位于何处。它需要能够预测新兴产业将是什么，以及人力或资本在何处能得到最有成效的利用。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无法再提供任何可靠的信号。
然而，在经济中有一个“操纵”不占主导地位且不可能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这就是国际舞台。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被操纵的。所有国际贸易，包括资本交易、人员流动（无论是旅游者还是移民）以及“技术平衡”都不可能被操纵得太严重。这些国际贸易可以被暂时中止，然而一旦有了任何资本、人员、技术或货物流动的自由，它们就会重新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
因此，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必须学会向外看，根据国际经济指标制定国内政策。这并不是让国际经济占主导，而是以国际经济为准绳，后者要微妙得多。
荷兰、瑞士和瑞典这些小国一直以来都不得不这么做。不管它们愿意与否，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都主导其经济。然而，在大国中，只有日本自1950年起一直受国际经济的引导，这无疑是日本经济取得惊人成就的核心原因之一。
20世纪40年代末，若有人要对日本或英国的战后经济表现下注，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赌注下在英国上。在这两个岛国经济体中，英国不仅发达得多，而且其工业在战后也比战前强大，有了新工厂、新技术及许多新产品，并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领先地位。相比之下，日本的工业则被摧毁了。英国人的技能水平、教育水平、经济表现都比日本人好得多。英国人在世界各地都备受推崇，并维持着战前就覆盖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反观日本人，他们曾拥有的一切（而且也不多）都被破坏殆尽。
然而20年后，日本走在了前列，英国却落伍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让世界经济决定其经济政策，而英国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持传统的国内经济。如今，把英国经济的衰退归咎于“福利国家”的观点相当流行。没错，日本为工人和农民提供的社会福利远不及英国、联邦德国或美国。但相比于日本的生产力及人均收入，该国虽然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提供福利（大多依据惯例，而非合同式的员工福利），但其福利水平至少跟英国式福利国家一样高。日本的福利制度有其严格之处，比如“终身雇佣制”，这远远超过了英国经济可能承受的任何福利负担。其实，英、日两国之间的真正差异在于不同的基本态度、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每个人（包括大多数日本人在内）都会说：“日本人有什么选择呢？毕竟，日本经济依赖国际贸易。”不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说法，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所有主要工业国家中，只有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低于日本。其他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家，包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更不用说瑞典、荷兰和瑞士等小国了，其外贸依存度都远高于日本。日本的国民生产只有10%供应出口，反之，其国民需求也只有10%依赖进口。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为15%，而荷兰和瑞典的远高于20%（美国的是5%）。
20年前，日本人就意识到，必须确保有生产率的资源用于未来而非以往的工作。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是世界经济为其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因此，过去20年来，日本人系统地根据世界经济趋势制定其经济政策，包括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
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日本人从不会为了给传统产业争取更多时间而在新兴产业上让步。例如，他们从未提出限制其电子产品出口，以便为棉纺织品、自行车或运动鞋等换取更大的市场准入。相比之下，英国人总是愿意牺牲新兴产业，以换取其他国家对英国衰退的传统产业的让步，而且不管对方让步的幅度多么小。一方面，英国的现代产业与任何国家的现代产业都可以并驾齐驱，但英国在出口上仍依赖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日本将传统产业在出口中的比例从1950年的近3/4减少到1967年的1/3左右，同时把新兴现代产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3增加到近2/3。
日本虽然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体，但同英国一样受控于官僚体制。然而，日本人利用这些控制来支持未来，英国人却利用它们来捍卫过去——这等于是把传统产业国有化。一方面，英国维持着采煤业、铁路业、钢铁业和大部分棉纺织业（即使没将其国有化）的原有格局。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利用官僚体制把资本推向新兴产业，而阻止其进入传统产业。日本人还利用官僚体制让新兴产业能够获得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对日本企业与外国企业间关系的控制，积极推动电子、光学、制药等产业的新技术进口，同时限制传统产业的技术进口。
这两个经济体在海外亮相时的表现，最能体现上述差异。在过去20年的任何世界博览会或贸易展览会上，英国人展示的都是老产品，如威士忌、羊毛织品和瓷器，所有这些都质量上乘，但都是昔日的传统产品。日本人却摆出了新产品，如电子显微镜（在1964～1965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电子显微镜就是日本展馆的主角，以至于大部分参访者都认为那是日本人发明的）、现代装配线造船法、合成纤维，当然还有照相机、录音机和晶体管收音机。
在日本国内，传统产业依旧非常重要。日本政府如果不支持国内的棉纺织业和煤矿业，就不可能长期执政。但在经济政策方面，日本人已强迫自己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沿寻找启示。
日本人在过去20年间所做的事情，世界上其他国家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也必须学会去做。即使在像美国那样的世界经济对其国内经济似乎很不重要的国家，世界经济也是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未来的方向，预示着国内经济应该向何处发展才能保持竞争力、增长能力和与时俱进，更不用说领先了。
换句话说，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学会在政策、态度、组织和结构上把未来置于昨天之上。在一个有连续性的时期，我们可以预期昨天会延续到未来，因而强化昨天差不多就等于强化未来。但是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在一个新兴产业将成为经济领导者的技术迅速变革的时期，强化昨天就会削弱未来。
或许很多人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令人不安的新技术？现在不是应该停止技术变革吗？难道我们还不够富裕，还得继续增加财富而不是更好地分配现有财富吗？”但是，如果不进行技术变革和保持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快速创新的时期，那么迎接我们的就不是维持现状，而是衰退。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也就是经济已经达到富裕水平的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工业发达国家确实在科学与技术的方向上面临着基本问题。这不是一个是否需要科学与技术变革的问题，而是一个应该把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源用在何处才能使知识工作取得最佳成果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将是优先次序，而不是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吸引力——是何处会产生最大的成果，而不是我们是否想要成果。
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是增加生产。不论是国内贫困问题还是全世界的贫困问题，只靠分配都无法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提高穷人的生产率，这反过来又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实现经济增长。
至于发达国家是否愿意停止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这并不重要。没有迹象表明人类已经准备好放弃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也没有迹象表明，当发达国家的少数人过着极度富裕的生活时，全球的大多数人愿意发誓生活在贫困之中。不仅发展中国家渴望经济进步，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和日本（更不用说苏联了），都迫切想赶上美国，并推动经济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长。
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在重要产业上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并鼓励技术创新，这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失败的惩罚将比过去20年更严厉——英国的例子表明，在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落后，哪怕是稍微落后，都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将不得不认识到，“国际技术平衡”这个尚很少使用的经济学术语，就跟过去常讲的“贸易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每个国家都要能够进口新技术。现在有许多新技术纷纷涌现，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种产业、哪一家企业能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然而，从长远来看，唯一能用于购买他人技术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技术。唯一能支付专利和许可的“货币”就是专利和许可本身。
技术交易是为自家产品和劳动力创造市场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把专利或许可卖给外国所得的每1分钱，都会为新技术发明国的产品创造价值1美元的市场。在国外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对创造出口市场也有类似的影响，但这么做必须先有资金支出，也就是会先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而技术出口则需要外国买主投入资金，这在国际收支平衡中能立即产生收入。
显而易见，新技术及以其为基础的产业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现有生活水平与经济健康的唯一方式。新兴产业富有成效地利用了发达国家的优势资源，即受过教育的人。这些新兴产业无一例外都是“知识产业”，雇用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者”，生产高知识含量的产品和服务。然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发展过去50年来发达国家的“现代”产业，包括现代的、高生产率的农业、汽车业、化肥和有机化学工业、钢铁和机械业等，才能变得更富裕和更强大。
20世纪3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现它们已无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同日本竞争，包括棉纺织业、制鞋业、玩具业和缝纫机业，这些产业的主要成本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在发达经济体中，从事低技能工作是对所有经济资源中最有生产率和最昂贵的资源——人力资源的严重错误配置。现在，仅仅30年后，日本人发现他们在这些产业中不再有竞争力。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巴基斯坦这些后起之秀才是目前真正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者。
同样，西方国家和日本都在接近这样的时刻，即目前的“现代”产业，尤其是采用流水装配线的大规模生产行业无法再与后起之秀竞争的时刻。因为随着一个国家增加对知识与教育的投资，大规模生产行业的就业会越来越成为人力资源的错误配置。
一个经济体的成本取决于最有生产率的资源的成本。因此，任何一种资源，如果其生产率远低于生产率最高的资源，那么它必然会因过于昂贵而无法得到广泛使用。或者说，发达经济体已经支付了知识的成本，现在它们将不得不获得知识的生产率以保持竞争力。反过来，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不能指望在知识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长期保持竞争力，即使是过去50年来一直在发达经济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现代”产业也一样。
美国对知识的投资最多，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最高，但除非它能在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中取得并保持领先地位，否则它将越来越没能力保持其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进而也越来越无法维持其经济表现与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是否想要技术变革和新兴产业并不是特别重要。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如何使一个技术迅速变革的时代，即新兴产业可能像一百年前那样快速而频繁出现的时代，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社会公正、个人有福祉和成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