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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技术奇迹”如今已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份关于未来的“奇迹”产品和工艺的新榜单受到广泛宣传。不管这些预测多么有说服力， [1] 它们都很少提及20世纪最后1/3时期未来技术最重要的定性特征和结构特征，尽管这些特征比任何发明、产品或工艺都重要得多。
首先，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大幅增长，不能再依靠过去100年内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产业和技术。在工业发达国家，这些产业已成为“成熟”产业，这是经济学家对开始衰退的产业的委婉说法。只有在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产业才能为快速、广泛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基础。
1850～1870年，经济重心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产业（煤炭、蒸汽机、纺织、机床）转移到不同的新产业（钢铁、电力、有机化学、内燃机）。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相似而且同样剧烈的产业变迁初期。这些新兴产业不仅基于不同的新技术，而且基于不同的科学、逻辑与观念。新兴产业所需的劳动力也不同，因为它们需要知识工作者而非体力工作者。
这些产业能够在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内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大促进就业、增加机会、提高收入及生活水平，并助力实现个人抱负。在拥有坚实工业和教育基础的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之外，这些产业是不可能出现的。
从技术上看，成熟的“现代”产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能继续发展和进步。从金融上看，这些产业作为投资渠道可能极具吸引力，而且回报丰厚，甚至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高速增长。然而，从作为进一步推动发达经济体大幅增长的驱动力来看，这些产业虽然尚未停滞但已相当成熟。不管其发展和繁荣程度如何，它们在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就业和创造新职业机会方面的能力将逐步减弱，越来越无法为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动力。
为了证明该结论，我将简要回顾三个产业：农业、钢铁业和汽车业。这些产业共同推动了过去20年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经济的巨大增长。
（1）农业一直是增长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产业。在美国，1900年每20名劳动力中就有10人务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仍有近1/3劳动力务农。现在只有不到1/10劳动力务农。然而，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比60年前多得多。农业对国民生产、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间接贡献可能更大。那些不必在田间劳作的人，可以成为日益增长的制造业、服务业以及信息和知识产业的劳动力。处于边缘地位的农场主和农场工人转变为城市劳动力，这一转变本身可能是国家生产力提高的最大影响因素。许多这样的农场工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后并没有从事高生产率的工作，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农场中本来就没有生产率可言，那么到城市后哪怕是当服务生或打零工，也可以明显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和经济收入，并且会明显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日本过去20年巨大的经济增长也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工作急剧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工作。日本的农业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占总人口的60%，现在仅占20%。德国和法国的农业人口占比尽管仍然很高，但比20年前低得多。德国和法国（以及意大利北部和瑞士）的生产力水平之所以大幅提高，是因为它们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以及希腊、土耳其、西班牙和葡萄牙引入了原来低生产率的农业人口，使他们到工业地区的城市工作。
过去20年来英国经济遭遇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这样一批处于边缘地位的务农人口储备，无法向新兴产业转移。英国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这种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在过去20年里，英国根本就没人愿意离开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新兴的高生产率产业一直备受劳动力短缺的困扰。因此，英国整个经济缺乏这种内在的、几乎是自动的生产力增长，而这种增长促进了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
在苏联，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储备非常庞大，但是集体农场把人们束缚在农村。这既限制了农场的生产率，又导致城市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服务业劳动力短缺。因此，苏联的新兴产业只有通过攫取消费者的利益才能实现增长。
虽然现有数据没有太大帮助，但这些数据仍表明，整体生产力增长的一半以上可能都源于上述人口转移。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间美国生产力年均3%的增长，还是日本同一时期年均6%或7%的增长，可能都是如此。现有产业表现良好并非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由于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比生产率低的老产业增速快，这种“组合”上的变化才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在过去20年中，这种“组合”上的变化大部分源于劳动力从生产率极低的农场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而这一变化又得益于农业技术的迅速发展，让为数极少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商业化”农场主越来越有可能取得非常高的产出。
农业技术仍在进步，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的阶段可能即将到来。许多现有技术尚未普及，“系统方法”刚刚开始应用于价值最高的农业领域，如水果、蔬菜和肉类等，在很多方面，这些领域仍在采用过去生产率非常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例如，我们现在第一次开发种植番茄的“系统”，从培植秧苗到包装成熟的果实以供运输都包括在内。同时，我们运用遗传选择技术来培育适合机械栽培的番茄新品种，也在研发适合种植番茄的机器来实现上述目标。
农业生产率的增速基本上已经是制造业的两倍，未来10年它甚至可能会更快。
然而，这种扩张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微不足道。现在的农业人口太少了，即便美国农场主的生产率10年内实现倍增——做到这种经济史上几乎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国民生产而言，也只是增加了四五个百分点而已。更何况这种增长只局限于少数商业化农场主，他们的数量也许不超过100万，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都销往市场。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高生产率的商业化农场主数量太少了，即使生产率大幅提高（这无疑对他们非常有利），也不太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在农场从事低生产率工作的可雇人员储备几乎已经消失。在美国，这是导致城市年轻人（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离开了乡村）无法就业的原因之一。诚然，这些年轻人原来生活在某个生产率极低的农场，但他们也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或职业培训。即使从事最简单的、生产率最低的工作，他们也需要在习惯、基本读写、技能方面接受成本高昂的培训。换句话说，剩下的都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务农人员，他们都需要重新接受培训，然后才能有效地受雇从事工作。同样，在日本，剩余的少量农村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或还在上学的儿童。
西欧国家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储备似乎要多得多。例如，在巴伐利亚山区或布列塔尼的贫瘠地区，仍有许多身强力壮的男女在不经济的小农场使用过时的工具和落后的方法劳作。然而对于劳动力从农场转移出去，这些地区存在相当强烈的抵制声音，因为人们认为务农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谋生手段。正如戴高乐将军认识到的那样，任何政府都必须保护不种植葡萄的葡萄种植者和不生产牛奶的奶农，不论这些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如果从事工业领域高生产率的工作会对国民经济有多大好处。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然而，在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北方工业区后，留下的主要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大部分年轻男女都搬走了，那些留下来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这些乡村剩余人口不仅不是资源，反而成了社会问题。要让他们走上任何就业岗位，都需要在教育、健康和技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北方工业区即使劳动力严重短缺也不愿意在南部增设工厂。
在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苏联的欧洲部分及其欧洲卫星国是例外。现在，那里的务农人口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样多，即使是最优秀的“商业化农场主”，其生产率水平也很低，但那里有大量体格健壮、聪明上进的人。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大幅减少农业人口之前，这些国家首先必须向农业经济领域（包括农民的住房、信贷、教育、卫生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
因此，发达国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从现在起，即使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率得到巨大提高，也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如果这种提高迫使生产率极低的乡村剩余人口（这些人虽然在人口普查中按规定也叫“农民”，但并不生产农产品）离开土地，那么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乡村无产者到城市后无法就业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很可能拖累整个经济，阻碍农业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进步——至少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都会如此。
发达国家的农业已成为所有现代产业中生产率最高、资本最密集、机械化程度最高且“工业化”程度也最高的产业。这是一个单位产品上科学知识投入非常高的产业。在发达国家，农业已从最传统的部门变为最先进的部门。现代农业能够生产比今天多得多的农产品。事实上，10年后，每个发达国家都应该能生产出远超自身消费量的农产品。这不仅是北美和西欧国家的独特现象，日本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和日本最优秀的农业经济学家仅在20年前还预测将面临无法解决的长期饥荒。英国农业很可能会实现最大程度的增长，这只是因为该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受到不经济、小规模、生产率极低、处于边缘地位的务农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困扰。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政府的农业部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分裂症”：一方面预测全世界将闹饥荒，另一方面拼命为本国的过剩农产品找出路。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即使农业和农业生产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它们也无法像过去20年的农业扩张那样继续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提供驱动力。
（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第二、第三钢铁大国（德国和苏联）的钢铁业几乎完全被战争摧毁了。然而，现在全球的钢铁产能大约是1939年的5倍。就产量而言，增长最多的是美国和其他传统产钢国。如果考虑人口和经济规模，发达国家中增长相对最多的是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钢铁业在25年前还“不发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乎没人会视之为产钢国的日本，现在其钢铁产量已超过德国和英国，成为第三大产钢国。更惊人的是，25年前根本不生产任何钢铁的国家（也就是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了自己的钢铁业，即使是小国，也有了规模相当大的炼钢厂。
这些国家在不久前还只有很少的或根本没有钢铁产能，其钢铁产能的扩张正是老牌钢铁生产国（尤其是美国）的钢铁业增长与繁荣的基础，因为炼钢厂首先是消费钢材的工厂。要实现1吨钢的产能，首先需要很多吨钢；在钢被生产出来之前，必须要消费大量钢材。当然，这些钢材只能来自现有的钢铁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钢铁业未遭破坏的国家，能够大规模生产钢材，并能为德国重建其被毁的工厂和其他国家建设新工厂提供它们所需的钢材。
然而，这种源于钢铁产能激增的繁荣景象，掩盖了钢铁业正在衰退的事实。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钢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失去了整整1/4的传统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玻璃、塑料、混凝土和纸张等与之竞争的材料。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容器和包装领域，在这些领域，塑料浸渍纸被用来制造重型容器（如油桶），而仅仅在几十年前，这些容器只能用钢铁来制造。塑料、铝和纸张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制造传统的“马口铁”罐，仅在几年前这还是钢铁的垄断领域。在桥梁和建筑施工领域，预应力混凝土已成为钢铁强大的竞争对手。尽管钢铁仍是应用最广、用途最多的材料，但现在它作为专属材料的领域已经很少了。在钢铁的每一种用途上，都至少有一种替代材料可以很好地满足需要，并且往往更好用。
在推动早期工业革命的四个产业中，有三个（棉纺织业、煤炭业和铁路业）在20世纪急剧衰退，第四个产业（冶铁和炼钢业）被19世纪中叶的技术创新拯救了。尤其是人们通过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能生产廉价的钢，钢取代了工业化第一个百年中的铁。然而，在过去的25年中，钢铁越来越边缘化，日益陷入已笼罩现代世界其他基础产业的长期危机中。
至少在5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其原因所在。一个多世纪前发明的炼钢工艺直到最近才出现变化，从物理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此前的工艺非常不经济。改变温度是最昂贵的操作之一。然而，在炼钢过程中会产生三次高温，这只是为了立即淬火，而其中的冷却过程和加热一样昂贵。从成本和投入的角度来看，移动重物也是最昂贵的作业之一。然而，在炼钢过程中，高腐蚀性的钢水需要被一次又一次地长距离搬动，就算再怎么巧妙设计，也难以让这个过程具有经济性。而且这种工艺的成本本来就很高。钢铁业要使产能增速高于经济增速，或使它至少与经济增速相当，就必须研发出成本更低的生产工艺。为了恢复钢铁业的增长态势，可能至少要把生产成本降低1/3。
如今，这样一场炼钢技术革命已经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人研发出了新式吹氧炼钢工艺，该工艺在近十年中已足以处理大吨位的钢铁，是把炼钢由机械工业转变成化学工业的主要步骤。同样重要的是像“连续铸造”这样的工艺变革，它避免了温度上的浪费，而且用原钢进入并通过设备的重力流取代了昂贵又危险的单批次起吊、运输和移动。还有若干仍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工艺，比如一种新的英式喷射工艺，它实际上淘汰了原先的全部炼钢工艺，代之以直接从原材料生产成品钢的连续化学工艺。
如果钢铁业利用这些新工艺重新变得具有经济竞争力，那么它很可能再次成为一个主要的增长产业，甚至在工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然而，要成为增长产业，钢铁业必须首先经历一场严重的财务危机。目前几乎所有的在营钢铁厂都在采用旧工艺，它们将不得不全部拆除或彻底重建。事实上，未来许多采用新工艺的工厂不会建在现有炼钢厂的所在地，而是要建在容易卸载铁矿石的深水港附近。因此对欧洲国家的钢铁厂来说，其选址是错误的。此外，许多苏联的钢铁厂及美国在匹兹堡最早的钢铁厂也是如此。
即使钢铁厂不搬迁，从旧技术（对大型钢铁厂进行了巨额投资）转换为新技术（同样需要进行巨额投资，即使个别钢铁厂所需的投资额可能小得多）也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许可以避免这种命运。首先，这些国家各自的钢铁产能仍然很小，因此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转而采用新技术来开设新钢铁厂。其次，尽管这些国家的钢铁厂成本高昂，但他们不一定要具有竞争力，从节省外汇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尽管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论点）。然而，发达国家的钢铁业必须具有竞争力。即使受到保护以抵御进口产品，它也必须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为本国其他产业供货。由于发达国家的用户可以改用其他供给充足的材料，所以，再多的保护主义（各地的钢铁业者一直相信的论调）也无法真正改变这种基本形势。
即使昂贵的新技术降低了成本，发达国家的钢铁业也只能指望收复部分失地。支撑钢铁业过去20年繁荣的世界性钢铁需求恐怕不会再现。印度、拉丁美洲、中国、南非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钢铁业已达到1885年前后美国钢铁业的水平，它们不需要再进口钢材来建造更多的钢铁厂。从现在起，贫穷国家的钢铁生产商可能会进口专用机器和设备，而不会再进口钢材本身。
因此，尽管技术发生了变化，成本也大大降低，但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钢铁业仍可能成为一个长期不景气的产业。在传统材料中，没有任何一种材料会像钢铁那样受到新“材料”产业的威胁（在下一节中讨论）。
（3）在过去20年中，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汽车业的重要性位居第三。在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汽车业发挥了主要作用，也许是最主要的作用。但汽车业在美国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中，汽车业可能仍有相当大的增长机会。在地理条件与美国接近的苏联，汽车业的繁荣只不过刚刚开始。最重要的是，汽车业对经济和社会的间接影响（道路、加油站、观光旅行和旅馆）在该国尚有待实现。在欠发达国家，如果其经济有任何发展，那么汽车业肯定会成为主要的增长产业。
汽车是现代人的一项主要价值选择，它代表着流动性与自由。汽车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动力之一，其本身就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推进器。它把整个国家紧密地联结起来，使人们有可能从偏远乡村的低生产率工作转向高生产率工作。如果没有汽车，大量劳动力就不可能从边缘的农场转移到城市工作，至少不能那么快实现。而且，也许汽车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创造了需求，这主要因为它是一种连最偏僻乡村中最自给自足部落的成员也渴望拥有的经济财产。巴西在过去几年里已成功建立并能够支撑起本国庞大的汽车业，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表明，该国正在接近，甚至可能已达到了经济发展的“起飞点”，即产业和经济发展能够自我维持的临界点。
但在发达国家（苏联除外），无论汽车业还有多少成长空间，它总体上都已处于守势。城市的日益拥堵使得汽车越来越不适合作为交通工具。
我们将越来越关注客货运大众运输的替代方式，否则拥堵会让城市寸步难行，并且空气污染会让所有人窒息。内燃机（甚至是汽车本身）被禁止进入中心城市，这只是时间问题。几年前，只要提到这件事，市民就会感到愤愤不平。然而，当纽约空气污染防治专员最近宣布，很快将不得不永久禁止汽车在纽约市最重要的四五条大街（如时代广场所在的街道等）上通行时，每个人都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甚至早该如此。在英国和联邦德国，政府交通部门已经建议禁止重型卡车在公路上行驶，或者对此行为进行严厉处罚，虽然该建议在卡车司机的抗议下不得不进行了修改，但普通民众以及两国的议会显然对此予以默许。
西欧国家的汽车可能已接近饱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若以每平方英里 [2] 的汽车数来计算，西欧与美国的机动化水平同样高。即使按户均拥有汽车数这种更合适的方法计算，西欧国家和日本在最近20年内（日本也许晚几年）汽车密度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从现在开始其增长速度也必定会大幅放缓。
在发展中国家，人与汽车的“恋情”也许刚刚开始（苏联的情况肯定也是如此）。各地的年轻人都想买车。然而在发达国家，尤其对成年人而言，汽车正在从人们的酷爱之物变成一种方便实用之物。汽车成为一件必需品，但不再是一种强烈的自我需求和“身份象征”。近年来，美国关于汽车安全的争议，非常像一段长期关系结束时的激烈争吵。
我再重申一遍，完全可以想象，这些“现代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当然，这些现代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南美、东南亚等）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最快的。实际上，现代产业是这些国家发展的基础，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是现成的，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发展中国家需要如此多的创造力来进行社会和文化创新，以至于它们无法额外承受有风险的、危险的、苛刻的技术创新过程。
此外，农业、汽车业、石化业等主要的“现代”产业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基础。这些产业既能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直接影响，又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迅速现代化的农业不但生产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粮食，而且还为许多新兴产业创造了需求——从化肥到农业设备，从修理厂到农业信贷，从运输、公路到食品加工，这些产业反过来又提供了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同样，汽车业为汽车制造厂中的每个工人创造了大约8个工作岗位——涉及筑路、养路、加油站、修理站、经销商等领域。同时，这些领域所提供的服务也很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由此可见，它们为所有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能量。
这些产业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也会通过创造出口市场而为发达国家带来经济机遇，就像世界各地兴建钢铁厂而为发达国家的钢铁厂带来繁荣一样。
即使目前没有新兴产业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会出现萧条。从发展中国家对设备、物资和高端产品的需求来看，发达国家还可以享受一段经济活动水平高涨、就业机会增加且繁荣富裕的时期。
然而，这个时期内经济形势尽管很好，却也太像英国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那种繁荣了。英国人已发现，这种看起来富足与安逸的情形表明经济正处于缓慢而持续的衰退之中。发展中国家迅速建设本国经济是十分重要的事，而且它们只有依靠最近50年兴起的“现代”产业才能迅速发展经济。虽然这些产业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足够了（总体而言，这些产业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所能做到的），但对发达国家而言还不够。发达国家需要自身的动力，也需要增长，而这些是已逐渐老化的“现代”产业无法继续提供的。
因此，我们听到“技术成熟”或“技术停滞”等预言就不足为奇了。最近几年，大家讨论最多的书——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
，正是基于这一预言。
20世纪30年代末，我们也听到过类似的预言，那时所有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成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滞”。然而，几乎紧随这个预言而来的是西方世界在与之类似的时间跨度内经历了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如今，在这种关于技术成熟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停滞的预言出现之后，也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技术变革和经济扩张。当然，就算是最灿烂的前景也有可能被人类的愚蠢毁掉。人类在20世纪已屡次表现出这种自残能力。然而，除非西方国家犯下参与另一场重大战争的罪行或遭遇另一场重大萧条，否则我们可以预期基于主要新技术的重大新兴产业会迅速崛起。
四个新兴产业已然在望。
信息和数据处理的范畴比计算机广得多，而计算机对信息业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中央发电厂对电气业的作用。
1856年，当西门子发明第一台实用发电机时，电气业的诞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然而，电气业成为现实是在23年后，即1879年爱迪生成功发明电灯泡时。在这期间，一群才华横溢的发明家积极研发相关的应用。如果那时流行说“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发电机（就像现在流行说“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计算机一样），那么在电力真正得到广泛应用之前，就已经有“第五代”或“第六代”发电机了。实际上，在1879年之前，每个工业国家，包括瑞典、瑞士、匈牙利这样的小国，都已经成立了所有到今天为止仍家喻户晓的大型电气公司（比如西屋电气）。然而，只有爱迪生的电灯泡让电力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能源。
没有中央发电厂，就没有电气业；没有计算机，就没有信息业。然而，电气业的大部分资金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才智都投入到了传输和应用设备领域，包括电线、电灯、电机或其他电器等。同样，信息业的大部分资金和才智也将投入到信息的传输和应用领域，而不是信息的生成和存储领域（即计算机领域）。而这个产业的大部分利润也将来自传输和应用领域。
自20世纪40年代末计算机发明以来，信息业的诞生已成为一种必然，但我们还没有把它变为现实。我们仍然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信息系统”。但我们正致力于此。我们可能已经有了创建信息系统的工具，包括通信卫星和其他信息传输手段、显示并存储信息的微缩胶卷和电视显像管、把信息转变为永久性记录的快速打印机等。从技术上讲，像西尔斯这样的公司很快就可以推出一种售价低于电视的电器，这种电器可以在任何有电的地方接通电源，并能够立即获得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学习所需的全部信息。
然而，尽管IBM现在每月生产1000台计算机，但信息业尚缺乏一个能与爱迪生的电灯泡媲美的东西。我们缺少的不是电灯泡这样的硬件。我们仍需加强对信息的概念性理解。只要我们还需要费力地把每组数据转化成某个单独的“程序”，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理解信息。我们必须能够根据信息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类。我们得有一种“记谱法”，就像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1600年前发明的记录音乐的方法那样，可以用适合电子脉冲的符号来表达文字和思想，而不必用现在笨拙的计算机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不必受多少训练，就可以把自己的数据存储到一个通用系统（也就是计算机工程师所说的“例行程序”）中。这样我们才会真正拥有“信息系统”。
20年后，个人用户甚至大公司大概也不会有自己的大型计算机，正如现在单个制造商不会单独建造发电厂一样。60年前，假如某个工厂要用电，就必须自建发电厂。如今，工厂通过“分时系统”（time-sharing）从某个中央发电厂获得电力。同样，几年之后信息可能也会主要立足于“分时系统”，那时大量用户会把数据存储在同一台大型计算机上，他们不仅拥有完全的隐私，而且可以随时随地地即时访问数据。信息成本已大幅下降，几年前，使用计算机每小时需要花费几千美元，如今只需要大约一两百美元。10年之后可能只需要一两美元。最终，其成本应与每小时的照明成本差不多，也就是每小时约1美分或更少。
计算机和发电机在一个重要方面大不相同，即信息业可以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运作。这在教育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
学习和教学将会比人类生活中的其他任何领域都更深刻地受到新信息可得性的影响。教学是人类最古老且最保守的技艺，它迫切需要一种新途径、新方法和新工具。我们迫切需要迅速提高学习的成效，尤其迫切需要能使教师工作更有成效且能力倍增的方法。事实上，在传统技艺里面，只有在教学领域我们尚未打造出能让普通人有卓越表现的工具。在这方面，教学远远落后于医学，医学的工具在一百多年前或更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教学也远远落后于机械制造技艺，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学徒制。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信息概念，并对学习和教学有全新的理解。（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详见第15章。）然而，虽然“信息革命”将对教育产生最显著的影响，但学习和教学也许根本不用或只是偶尔使用计算机。今后的教学资料必定与我们一直在使用的资料大不相同（就像500年前的印刷书籍不同于更早期学校的传统口授一样），但也许不需要是那种有大容量内存的大型机器。正规学校教育多年所需的信息量实际上相当有限，几乎不需要任何像电子存储器这样复杂的物品。“程序”可以比计算机使用的任何东西都简单得多。毕竟，一个普通的台历其实也是一种“程序”，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程序。换句话说，没有计算机的信息系统完全是可行的，而且可能同围绕计算机构建的系统一样重要。
然而，若没有计算机，我们就不会认识到，信息和电力一样，也是一种能量。对机械运行来说，电力是最便宜、最丰富、用途也最广的能量。但信息是脑力工作的能量。这确实是第一个可获得用于脑力工作的能量的时代。自古以来，信息一直极度匮乏。在最好的情况下，信息也是很昂贵、有延误且非常不可靠的。如今，无论是在政府机关、医院、实验室，还是在企业，大多数负责人都要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解昨天发生的事情上，而且只能得到一点点不准确且不可靠的信息。
廉价、可靠、快捷和普遍可得的信息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将不亚于电力产生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年轻人在几年后会把信息系统作为日常工具，就像他们现在使用打字机和电话那样。然而，80年前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曾引起今天计算机所引起的那种恐慌。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再过一代人的时间，人们会认识到计算机是其工具而非主人。计算机使他们能做今日想做，但因缺乏廉价、可靠、快捷的信息而做不了的脑力工作。
信息业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例如，从现在到1975年，美国将需要大约100万名计算机程序员，而现在仅有15万～20万名。计算机程序员对信息业而言，就像装配线上的工人之于以往的制造业：他们是半技能型的、高薪的、高生产率的工人。但与此同时，信息业也创造了大量需要高超技能的、高要求的工作岗位，例如系统工程师，在未来10年中，我们可能需要多达50万名系统工程师。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人类从游牧者、狩猎者与采集者转变为海洋探险者与开拓者，这可能也会产生与信息业同样大的影响，也许我们在海洋领域的进展更快。
大约在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成为陆地定居者和开拓者之后不久，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几乎在同一时期，或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技术壮举：建成第一座大金字塔
，发明犁。金字塔对西方人的想象力、世界观、哲学、数学和科学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虽然影响的是古希腊人而非古埃及人的想象力）。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犁。但这个工具却在一两百年内使农业产量增加了20～50倍，从而使人们拥有了大量的粮食，人类最早的城市由此得以诞生。
我觉得，太空探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金字塔”，而海洋探索则是我们的“犁”。海洋实际上是一个尚未开发的物质资源宝库，比陆地富饶得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海洋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在青铜时代初期，我们的祖先对猎物的位置与迁徙路线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现在对海洋中鱼群的位置与迁徙路线的了解。我们不过是碰到什么就捕捞并收集什么而已。现在，这种情形已在迅速改变——在海洋中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鱼类资源方面（我们将从捕鱼者转变为养鱼者）；在海水中的矿物资源方面；最重要的是，在海底以及海床的矿物资源方面。
从经济角度看，我们没有必要在海面或海底定居。与陆地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既方便又便宜，因此无须把定居点转移到海洋资源附近。然而，我们将系统地开发海洋这一地球上最大的经济资源宝库。随着海洋资源的开发，我们会有新的食物和材料供给、新技术、新重大产业，当然也会有新的大型企业（以及许多新问题，例如，一个有史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无主的也不受任何政府管辖的区域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我们也在深入研究另一项重大技术，即材料技术。我在前文中说过，塑料业可以算是唯一根植于20世纪而非19世纪科学的主要产业。它的基础是X射线衍射——放射性现象发现过程中的早期成果之一。塑料业是第一个新兴“材料”产业，这类产业是为特定用途和特定性质创造某种材料，而不是利用自然中已有的物质。
我们很少认识到，现在使用的基本材料有多么悠久的历史。玻璃、铁、钢、有色金属、陶瓷、混凝土和木材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了，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纸张是耶稣诞生前后中国人发明的。只有橡胶和铝是“现代的”，如今又有了塑料。
人们甚至更不怎么能认识到，古人的技艺有多么高超。文明诞生之初，最先在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一带开发出来的材料，此后就一直没有改变或改进过。德国的科隆现在仍使用罗马人2000年前铺设的混凝土水渠供水，这个水渠自建成以来就没有维修过。没人能比古代大马士革或日本的刀匠锻造出的钢更好。腓尼基人制作的玻璃至今还保持着亮丽的色泽和优良的质地，其中的秘密我们至今还无法参透。
因此，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不言而喻的是，特定材料只能由一种资源（如矿石）制成，而且只能用于某些特定用途，这实际上是一种垄断。材料在源头和最终用途上都是确定的，可以说它们彼此是平行的，没有任何交集。结果，每个人都无须了解其他材料，只要了解自己擅长的材料就行。而每个人所擅长的材料的应用，似乎也受到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法则保护。
铝是第一个挑战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铝一直被视为“替代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铝才成为许多领域的首选材料。塑料一开始也被当作“替代品”，但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塑料与众不同。首先，塑料不是在自然界中被发现的，也不是精炼天然原料制成的，而是人造的。此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研制出塑料之后，塑料就被认为是人类设计的“材料”或“物质结构”。也就是说，塑料的分子排列方式是可变的，人们能根据特定目的并基于对物质基本特性的理解进行开发。因此，塑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这样的公理：一种材料只能由一种原料制成，且这种材料有“属于”它的特定用途。
然而，从技术角度看，塑料仅是新材料技术的开端，而且是一个很有限的开端，因为塑料仍基于把分离出来的物质视为“材料”的旧观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有能力设计复合材料，其中不同的结构元素有不同的用途——就像在建造房屋时，木材可用来承重，而砖块可用于分隔空间。我们设计了越来越多的“复合材料”，例如，把纯金属晶体的巨大强度与有机化合物的弹性结合起来。人们正在设计一些结构，旨在将某种原子构型的导电性与其他原子构型的电阻特性结合起来，比如有意“掺杂”“杂质”的电晶体。这些复合设计的产物是一种具有特定全新性能的新材料。这种新材料的起点不是一种物质，而是原子与分子的某种微观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量子力学定律下的物理、化学及电学特性。
这一点在太空技术领域的应用最广，因为太空技术在特殊性能方面的需求最多，而超重或体积过大造成的后果也最严重。因此，“材料”是一个可以期待太空技术会对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产生“落尘”效益的领域。
空军的太空与设计部门前任负责人施里弗将军声称，新的航空材料是“三千年来最伟大的一次进步”，这种热情洋溢的评价并没有多少夸大之嫌。
例如，为用于某款先进飞机而开发的一种新材料，其强度是铝的2倍，硬度是铝的2.5倍，但重量却减少了25%，并且最终其价格应该会便宜得多。这是一种把纯硼晶体制成的微小纤维嵌入塑料树脂中的复合材料。还有许多类似的材料，通常是将纯晶体形式的金属与塑料等有机材料结合在一起（也与硅酮和玻璃等无机材料结合），所有这些材料比自然界中发现的任何材料都更结实，或者具有更强的耐热性或耐腐蚀性——而且比传统金属更轻、更便宜。
新的“材料”概念本身比任何一种新材料或任何一种新应用都更重要。它标志着人们从关注物质到关注结构的转变，人类的发明家从工匠到科学家的转变，基础学科从化学到物理学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从车间中的具体经验到抽象数学的转变，以及从始于自然所提供之物到始于人类想要实现之物的转变。
在经济方面，这可能对那些一直以来都有多种用途的材料（尤其是现代的钢铁）产生最大的影响。（实际上，从冶金学的角度来看，现代的钢铁是铁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钢”，但这与本节内容无关。）
特定用途的材料（混凝土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太可能很快受到新材料技术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在其应用范围内，这些特定用途的材料已具备卓越性能，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很难用某种新材料取而代之，因为新性能不能抵消其成本（除非是在苛刻的新环境中，比如太空或深海，这些环境对重量、体积、耐热、耐腐蚀、耐压的要求是天然材料永远无法满足的）。另一方面，钢一直是现代文明的“通用”材料，而不是（像以往铸剑师所用的钢那样）为某种特殊用途而制造的材料。正是这种“多用途”的性质决定了，钢不是任何特定用途的最佳材料，而是一种在廉价与特定性能不佳之间权衡的结果。但是，如果能把任何一种材料的特定性能大幅提高，使其远远超出以往所能达到的水平，那么“多用途”材料就必须便宜得多才能有竞争力。
新材料技术的出现，让我们能够以适度的成本制造出非常适合任何单一用途的物质，因此，相比于经济上已过时的炼钢工艺，新材料技术可能会给钢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即使成功开发出经济上比较合理的化学工艺流程，大幅降低钢铁的生产成本，钢铁业仍会在各种最终用途和应用方面面临压力，在这些用途和应用领域，新的、专门设计的材料尽管按重量计算价格更高，但从性能来看可能更经济。
但从现在起，所有材料都必须考虑到自己可能与其他材料展开竞争，所有材料都得被视为同一类材料的一部分，最终消费者将能够按性能选择材料，而不是满足于使用这种或那种物质。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从石油裂解塔中出来的只有原油的馏出物，从玻璃窑中出来的只有玻璃。需要容器的最终消费者可以从十几种材料中选择，有些是现有的材料，如纸张、塑料、玻璃、马口铁罐等；有些是未知的材料；还有些是已知和未知材料的复合材料。然而，容器制造商必须从特定工艺中获得物质，而不是生产“包装材料”。
可以预见，“材料革命”将使各国越来越少地依赖自然资源，因为几乎任何自然资源，不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都可以满足同样的最终用途。材料革命将使最终消费者越来越能够摆脱特定物质的限制，也将使大量的新产品、新需求的满足和新市场成为可能。但材料革命也将极大地干扰现有的产业结构，挑战传统的产业组织和现有的经济格局。
美国罐头公司是最大的马口铁罐制造商之一，最近几年，其旗下已增设了一家造纸公司、一家玻璃公司以及一家产量极大的塑料厂。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瓶制造商——位于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Owens-Illinois）已大举进军塑料业和造纸业。
我们也可能看到全新产业的出现，这些产业始于终端用途，随后成为供应特定用途材料（例如，建筑商可能需要的材料，或者人们在食品存储和加工中可能需要的材料）的“专家”。因此，我们几乎肯定会看到工业部门发生巨大的、迅速的、令人不安的变化。数百年来，工业部门向来是界定最明确、划分最清楚的一个部门，比如采矿业、伐木业等重工业，或者钢铁、砖、铜、玻璃或纸张等生产大量特定材料的工业。
最终，人类的新栖息地——特大都市（megalopolis）
很可能催生出一系列新技术，以及基于这些新技术的新重大产业。
造成特大都市中贫困和混乱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它已经变得过大，以至于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技术无法支撑，这具体表现在交通和住房方面、供水和排污方面，以及最重要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以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方面。同时，我们无疑将继续生活在特大都市，越来越多的人将以特大都市为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只有世界范围的核灾难或史无前例的瘟疫才能扭转这个趋势。
一百多年前，工业城市出现了。尽管只有德国人为其创造了一个词，即Grosstadt，但Grosstadt与传统的西方城市截然不同。1800年时，巴黎、伦敦、纽约和维也纳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是乡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政治、手工艺和贸易中心。50年后，这些城市变成了工业城市，工厂的烟囱取代了贵族的府邸，成为其特色，工厂工人成了城市的主要居民。正如今日的特大都市既无序混乱，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社区一样，19世纪50年代的工业城市同样无序混乱且分崩离析。骚乱此起彼伏，反抗日益公开化，例如184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暴乱、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反征兵暴动。19世纪早期的工业城市看起来越“组织有序”，实际上越“混乱无序”。最不受动乱困扰的是那些没落的工业城市，如利物浦、伯明翰、埃森或法国与比利时边境地区的博里纳日，新的工业没有集中在这些前工业城市的周边。
虽然工业城市从未变得美丽宜人，但它确实变得组织有序了，而这需要对“何谓城市”有一种新观念——奥斯曼（Haussmann）伟大的“林荫大道”计划就是最好的例子，它造就了现代巴黎。奥斯曼关于工业城市的观念，通常被视为纯美学观点，或者被（那些比传统的“布杂艺术”建筑师更有洞察力的人）视为一个优雅的交通流几何模型。然而，就像一切真正的远见一样，奥斯曼的计划在各方面都极大地释放出了人类的能量。完全采用该计划的两个城市（维也纳和他本人所在的巴黎），在19世纪后半叶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走向衰败的城市，它们作为战败国的首都，在当时最重要的领域，即在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等领域正在迅速失去优势。然而，这两个城市反而几乎立刻成为欧洲的知识和艺术中心，对当时的人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们都充满了创造力、活力和生活的乐趣。
奥斯曼的远见也为新技术和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创造了市场。事实上，工业城市是19世纪最重要的增长市场。工业城市为重大发明提供了动力，也为基于这些发明的产业提供了市场，这些产业包括照明业（先是采用人造煤气，后来采用电力）、电力运输业（地铁、有轨电车或高架铁路）、电话业、高层建筑所需的钢架结构业（这是罗马时代以来建筑材料领域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零售业、报业，等等。
就像工业城市不同于1800年的城市，今日的特大都市也不同于工业城市。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规模和人口方面。特大都市是人们主要的居住地，而在工业城市时代，多数人还生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工业城市立足于产业工人，特大都市则立足于知识工作者，并围绕着知识工作者组织起来，信息是特大都市最重要的产出，也是其最重要的需求。大学校园而非烟囱林立的工厂是特大都市的特征，大学生而非“无产者”是特大都市的核心政治现实。
要让特大都市“组织有序”，我们需要一种新观念。我们迫切需要一位像奥斯曼这样的人才。因为缺乏这样的观念，所有城市规划的努力都归于徒劳，正如19世纪早期的努力那样白白浪费了。在奥斯曼接受了工业城市的现实并深入思考之前，当时每一位“城市规划师”
都想把新兴的工业城市改造成原来传统城市的样子。类似地，今日我们所有的城市规划师都试图让特大都市回到原来工业城市的面貌。然而，到目前为止，每次想要回到以往工业城市的企图都失败了，伦敦的“绿带”（Green Belt）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也需要真正的新技术来建设特大都市。
例如，只是说我们需要大众交通工具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现在所没有的东西：一种能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容纳大量人员的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应该能够结合火车的运输量和汽车的灵活性。与传统城市不同，甚至与工业城市不同，特大都市不止有一个中心，甚至不止有几个中心。在奥斯曼的模型中，从城中任何一点到另一点的最短路线，只须经过一个节点中心（如协和广场）。而且，这些节点都在一条轴线上，换言之，所有节点中心都位于一个小型的“核心城区”里。
在今日的特大都市里，没有这样的“核心城区”。因此，使每个人都能方便地到达这个“核心城区”并不能解决特大都市的交通问题。然而，19世纪的交通系统，尤其是有轨电车和地铁系统，就是建立在“核心城区”假设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人们摆脱汽车，改乘火车、有轨电车和地铁，但人们仍然固执地要开车。因为只有自行开车才能灵活地从一个地点随意到达另一个地点。大众交通系统只有既能满足这些随意移动的需求，又能提供真正的便利，才能被人们接受，才能解决可能导致特大都市陷入瘫痪的危机。
还有一个需要创新的例子是特大都市新“街区”内的“垂直街道”，即高层公寓楼。一条人口稠密、人来人往的街道是社区生活的主轴，也是街区安全的关键。街区之所以“不安全”，并非因为流氓横行。流氓之所以横行，是因为街道上空无一人。世界上很少有城市像罗马一样有那么多粗野之人，然而在罗马的任何一条街道上行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非常安全，因为街上总有人。
相比于传统街区，特大都市的公寓楼里住着更多人。然而，电梯这个19世纪工业城市的非凡发明，其设计目的是把同一建筑中的人彼此隔离开来，从而让乘客可以从自家公寓门口直接走到街上，而不必接触公寓楼里的其他人。这样一来，大型公寓楼就不是街区，它也就无法成为社区，最重要的是，它越来越不安全。然而，特大都市的“街道”只能存在于这些大型建筑物内部，因为人们居住在里面。因此，设计垂直街道就成为一项重大挑战。我们可能已经有了相应的技术手段，比如自动扶梯。但要以此为基础在高层建筑内创建社区中心、购物中心以及人们可以聚会、消遣、休闲、散步、交际的“户外”，将需要大量技术创新和美学智慧。
特大都市的大众交通与垂直街道本身并非特别奇妙的构想，却需要极富想象力的解决方法。大体上，这些构想仍然基于特大都市是工业城市的延伸这一假设，但对特大都市有用的技术可能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例如，我们可以想象，特大都市的交通问题可能不是通过方便人们出行来解决，而是通过设法降低人们出行的必要性来解决，也就是把信息和思想传递给人们。这就需要新而不同的产业，这些产业不同于现在已有的任何产业，就像地铁、电话和电灯不同于18世纪城市中的技术和产业那样。
上述这些是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虽然还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已经登上了舞台。相比于错误的预测（即预测了不会发生的事情），任何这样的预测都有更大的风险。它冒着变得无关紧要的风险（即没有预测到即将发生的重要事情）。预言家预测的一切事情皆有可能发生，然而他可能没有理解最有意义的新情况，或者更糟的是根本没有留意这些情况。在预测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预测本身变得无关紧要这种情况，因为重要的和独特的事项总是价值观、观念和目标（也就是人们能猜测但不能预测的事情）发生变化的结果。
因此，我试图描述的新兴产业可能现在还不是主导产业，但它们在未来的经济大戏中却是“主角”。这些产业告诉我们，全新的事物已然存在，而不仅仅处于展望之中。这些产业表明，新生事物足够强大，足够有活力，足以在未来几十年中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提供前进的驱动力。然而，它们表明的关键点在于，新兴技术在知识、社会和经济方面不同于传统技术。新兴产业不是补充，而是创新。
所有新兴产业都基于20世纪的知识，这些产业的根基是20世纪的物理学，包括关于辐射和量子的物理学、关于物质与结构的新科学、关于分子与原子键的物理化学等。然而，对这些新兴产业而言，传统“科学”以外的知识领域同样重要。计算机首先以符号逻辑为基础。如果没有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1910年出版），计算机就不可能出现。计算机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来自已故的理论数学家冯·诺依曼，而不是某位电气或电子工程师，甚至不是某位物理学家，这并不是偶然之事。
这些新兴产业基于一种新观念，即“系统”观念，它对信息业、海洋业、材料业、特大都市相关产业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它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诞生的“完形”（configuration）观念转化为技术，这具体表现在生物学家的“生态学”中、心理学家的“人格”中、德国感官知觉研究者的“格式塔”中以及人类学家的“文化”中。 [3]
这种新技术不是“应用科学”。基于符号逻辑的现代数学以及完形观念都不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然而，两者都是新技术的核心，因此也是新兴产业的核心。现代数学和完形观念都是新事物，它们使得新兴产业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产业截然不同。20世纪的技术拥抱并吸收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包括物理科学和人文科学。实际上，在这些新技术中，物理科学和人文科学没有区别。在这些新技术中，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分裂，即300年前笛卡儿引入西方思想领域的“分裂”，正在逐渐被克服。
这种分裂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甚至技术领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担忧“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用C. P.斯诺（C. P. Snow）的流行说法，就是科学领域与人文领域之间的分裂。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分裂了。我们将不得不要求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再次成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否则他将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观念，无法使其科学变得有效，甚至无法使其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我们还将不得不要求人文主义者对科学有一定的了解，否则他的人文知识将是无关紧要和无效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不得不要求关心经济的人，无论是政治人物、企业人士还是研究人员了解这两种文化，并在两者间游刃有余地行动。
新技术不仅基于科学，更基于全部新知识，这个事实也意味着技术不再与文化分离，而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文明总是由技术塑造的。有人认为技术只是在最近200年里才变得重要，这是一派胡言。工具和工作的组织（我们称为技术的两个要素）一直在塑造着人的行为和能力，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而，数千年来（在西方国家，自从古希腊人将奴隶制变成一种经济制度和从事生产的基础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方法和组织都位于文化之外，不值得有文化的人关注。假如我们的新技术像现在这样位于当今文化的中心，那么古希腊知识分子蔑视奴隶（奴隶的辛苦劳作让知识分子得以过上奢侈和悠闲的生活）的遗产就将被最终清除。反过来，这也必然会改变文化和技术。
同样重要也同样新颖的事实是，每个新兴产业都完全是基于知识的，没有一个新兴产业是基于经验的。
1850年前，每项技术及与之相关的产业都基于经验。知识，也就是有系统、有目的、有组织的信息，几乎与这些产业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并且今天仍主宰着我们经济和工业生活的所谓“现代”产业，也主要是基于经验而非知识。在飞机或汽车的诞生过程中，科学几乎没发挥任何作用，甚至连“教母”的辅助作用都没有，更别提助产士的作用了。这些技术仍是基于经验的。电气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比如，爱迪生更像是传统的工匠，而非现代的研究者。只有在化学工业中，才有在大学受过科学教育的发明家。除此之外，在“发明的英雄时代”，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六七十年里，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发明家，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 [4]
因此，新兴产业体现了一种新的经济现实：知识已成为核心经济资源。系统地获取知识，也就是有组织的正规教育已取代传统上通过担任学徒获得经验的做法，成为生产能力及业绩的基础。
最后，这些新兴产业与传统的“现代”产业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前者主要雇用知识工作者，而非体力工作者。例如，拥有大量就业机会的计算机编程是一项半技能型工作。做一名程序员只须具备初中数学水平，外加3个月的培训和6个月的实习就够了。虽然这种技能并非十分高深，但它基于知识而非基于经验或体力训练。新兴产业可能创造的其他就业机会也是如此。在数量上，新兴产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可能很多。其中有些工作肯定需要高深的技能，例如许多为了开发海洋而产生的工作岗位。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技能型工作还是非技能型工作，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做好这些工作所需的准备就是学习相关课程，而不是担任学徒。工作者的生产率将取决于他把概念、思想、理论（即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工作的能力，而不是把通过经验获得的技能应用于工作的能力。
我们很容易高估新兴产业及新技术的影响。毕竟，蒸汽船直到1860年之后才开始在海洋上取代帆船，也就是说，那时电力和内燃机新技术已开始取代燃煤蒸汽机成为“现代的”原动力。然而，未来的新兴产业代表一种质变而非量变。在结构、知识基础和社会方面，这些产业都不同于以往的产业。因此，这些产业不仅代表了变化速度的加快，而且代表了一种不连续性，其不连续程度堪比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间新出现的产业。
因此，企业或政府实际上大同小异的现有政策不适合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要求企业人士和政治人物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它们既需要新政策，也需要抛弃当今工业社会习以为常的做法。
[1] 最有说服力的或许是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和安东尼·J.威纳（Anthony J. Wiener）列出的“未来33年可能出现的100项技术创新”清单，参见两位作者的文章：《未来33年：一个推测的架构》（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 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美国文理学会会刊》（ Daedalus ）1967年夏季号。
[2] 1平方英里=2.58999×10 6 米 2 。
[3] 更详细的讨论请参阅《已经发生的未来》（ Landmarks of Tomorrow ，New York: Harper & Row，1959）第1章“新世界观”。（该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4] 详见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卡罗尔·W.珀塞尔（Carroll W. Pursell，Jr.）编辑的《技术与西方文明》（ Technolog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London，and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中本人撰写的两章：“20世纪的技术发展趋势”（Technological Tre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世纪的技术与社会”（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