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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知道1968年和1913年这两年的经济事实和数据，而对其间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无所知，那么就不会察觉到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和中国爆发了革命，希特勒曾经攫取政权。这些事件似乎在统计数字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过去20年间，工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总体上刚好弥补了两次世界大战间30年的经济停滞。这里说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1913年前已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或者起码发生在那些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政治与科学、世界观与习俗方面，还是在艺术与战争方面，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发生最大变革的经济领域，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却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前所未有的连续性。
过去20年，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但这种增长大多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业务规模就已比较庞大”的产业中，依靠的是1913年前就已成熟的技术，利用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发明。就技术层面而言，过去50年只是兑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祖父母辈对我们的承诺，而不是报纸的星期日增刊所说的革命性变革年代。
想象一下，如果某位优秀的经济学家在1914年7月，也就是在“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打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之前睡着了，50多年后醒来，这位做了瑞普·凡·温克尔
大梦的经济学家拿到最新的经济报告和数据后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他惊讶的不是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50年的变化竟然比任何经济学家的预期都小得多（更不用说优秀的经济学家了）。
这些数据表明，如果1914年之前30年左右的经济趋势能持续下去，在后续50年内基本不变，那么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有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能达到目前的生产和收入水平。
所有1913年时已经处于现在所谓经济增长“起飞点”的其他国家（美国、西欧国家、中欧国家、日本），今天都大致达到了根据1885～1913年的经济增长趋势所预测的50年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1913年时英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大放缓，但该结论仍然适用。
更令这位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从大梦中醒来的经济学家吃惊的是，他会发现，世界经济版图也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如今每个主要的工业国家，早在1913年就已成为工业领域的领导者。自那时起，没有任何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跻身领先行列，例如巴西，虽然该国中部地区可能已处于崛起的门槛处，但仍未进入上述行列。除此之外，只有那些实际上属于工业国家的延伸区域，如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发展成了工业国家，而且基本上是作为主要工业国家的附属经济体。
在1913年前的半个世纪，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不亚于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世界地图的变化。1860～1870年，美国和德国崛起为新兴工业强国，并迅速超越了老牌霸主英国。20年后，俄国、日本、如今的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奥地利已经开始腾飞，意大利北部则紧随其后。即使是日本这样一个非西方国家，其经济增长在当时看来似乎也轻而易举。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变得非常困难，甚至难以实现，这不仅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经济情况形成了根本性对比，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政治威胁，其威胁性只有1913年以前工业社会内部的阶级战争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这位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从大梦中醒来的经济学家把目光转向产业结构和技术领域，他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并对此感到出乎意料。当然，有许多产品是他不熟悉的，包括电器、喷气式飞机、抗生素、计算机等，但是，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来看，承载重任的仍然是与1913年相同的产业和基本相同的技术。
过去20年来，农业一直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除了苏联及其在欧洲的卫星国，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一直超过制造业。然而，农业技术革命早在1913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大多数“新”农业技术，比如拖拉机、化肥、改良种子和品种在那时已存在了许多年。当今“优秀”农场主的生产率和产出也仅仅达到1913年“示范农场”的水平。
钢铁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经济增长引擎。
世界钢铁产能自1946年起，至今已增长了5倍，苏联与日本是主要生产国。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钢铁产量就已经是经济实力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几乎所有钢铁厂，采用的都是19世纪60年代的工艺。但早在50年前就有人认为这些工艺过时了。汽车业也许是第三大经济增长引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汽车业已经高度发达。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了25万辆T型车，比苏联任何一年的总产量都多。1913年市场上在售的汽车，已经具备了当今汽车的所有主要功能。
50年前，电器以及有机化学等领域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通用电气、西屋电气、西门子、贝尔电话以及德国的老牌化学公司那时已是成熟的蓝筹股。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已不再是挣扎求生的小公司，到1913年时它们已发展成巨型“章鱼”，触角几乎伸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虽然电子产业那时初露端倪，但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在1912年英国的“马可尼事件”中引发一场轰动一时的丑闻，威胁到“民主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劳合·乔治的政治生命。
当然，我们周围有很多新兴产业和新技术，但按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点”（对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就业的贡献）来看，这些新兴产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对国民经济来说是如此。
20世纪60年代喷气式飞机出现后，飞机才开始对经济产生影响。航空货运直到现在才表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如同卡车在过去30年中打破了铁路对陆路货运的垄断，随着1970年左右“巨型喷气式飞机”投入运营，货运飞机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淘汰远洋货轮。然而，到目前为止，货运飞机在世界运输业中的重要性还不如牛或驴。
直到现在，当IBM公司的出货量达到每月1000台时，计算机才开始对经济真正产生影响。
在过去的30年里，制药业几乎完全改变了医疗产业。因为有了新药，医疗保健已成为市场上的“热销商品”，也成了每个人的普遍需求。因此，医疗服务及其融资在世界各国都成为政府关注的议题。正如150年前，识字首次成为个人有利可图的投资，结果导致学校教育向公众开放一样。然而，在经济方面，也就是从对就业或对国民产值的直接贡献来看，制药业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远远小于食品加工、铁路运输或纺织等传统产业的贡献。
在所有这些新兴产业中，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产业具有巨大的经济重要性（这是按经济学家的标准来界定的重要性），那便是塑料业。
即便如此，直到几年之前，塑料本身仍被视作“替代品”，而非主要的新兴产业和技术领域。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技术上看，如今的塑料业仅能模糊地预示未来“材料”产业可能呈现的状态。
在我们眼中，这些伴随新技术产生的新兴产业，比我们熟悉的旧钢铁厂和汽车装配厂重要得多。这些新兴产业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也成为投资组合中的魅力股。然而，如果把所有新兴产业（除塑料业）及其产出、对就业的贡献等从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中剔除，那么国民收入或就业人数（也就是经济学家用来衡量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
因此，1913年的经济学家有可能相当准确地预测20世纪60年代的产业结构。只不过当时只有不理智的经济学家才会想到去预测经济的连续性。在过去的50年中，技术和产业的相对稳定与之前半个世纪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奠定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发明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50年内出现的。合成染料及随之而来的有机化学工业、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和西门子发电机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电灯和留声机是爱迪生在19世纪70年代发明的。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打字机和电话，它们共同帮助体面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职场，并因此引发了半个世纪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最终帮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世纪80年代，汽车出现了，铝出现了，稍早还出现了硫化橡胶（这是自中国人发明纸以来的第一种真正的新材料）。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报、第一种有效的合成药物阿司匹林（也是制药业的开端）在19世纪90年代研制成功。莱特兄弟的飞机在1903年飞上天空，德·福雷斯特和阿姆斯特朗在1912年发明了电子真空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非凡50年，孕育了大量新发明和新技术，现如今的多数工业技术都是对其的扩展和完善。
这种连续性反过来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稳定。19世纪的每项伟大发明几乎都能够在一夜之间催生出一个新的重大产业和新的大型企业，这样的产业和企业时至今日仍然在各国占据领导地位。
最好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工业的重建。那些主导着当今联邦德国经济并且其股票是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蓝筹股的企业，1913年时就已主导德国经济和证券交易。这些企业的名称没有变更，其产品范围、市场和技术也基本没变，只是规模大了很多。
当然，这种忠实地、近乎古板地完全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头了。例如，克虏伯公司在该家族最后一位继承人的努力下展开重建，他想尽可能地恢复祖父辈于1900年左右创建的企业帝国，下设煤矿、钢铁厂、造船厂等。后来，该公司于1967年在联邦德国政府的担保之下被银行接管，但其失败的原因是企业帝国缔造者熟悉的老克星，即过度扩张，而不是克虏伯家族最后一位掌门人对其祖先的崇拜。
事实上，即使是具有广泛威胁性的技术经济“灾难”也仍然远在未来，而不是近在当下。到目前为止，“人口爆炸”尚未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和瘟疫。假如苏联的农业生产率仍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速度提高（更不用说像美国农业生产率那样爆炸式提高了），我们实际上会为大批农产品“滞销过剩”而担心不已。我们虽然有控制人口的技术手段，但到目前为止，避孕药尚未对贫穷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由新左派、嬉皮士、欧普艺术、氢弹和登月火箭构成的当今世界，似乎更远离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确定性和观念，而更接近古典时代末期的大迁徙时代。但在经济领域，包括产业分布、产业结构、工业技术等方面，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
按照经济学家的标准来衡量，最近半个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时代，并且是以往大约300年间（自17世纪最后几十年世界商业和系统化农业首次成为主导性经济因素以来）变革最少的时代。
在这个连续的时代，尤其是那些1913年以前就非常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势头迅猛。但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严格遵循我们的祖父辈和曾祖辈确定的路线展开的。
令人惊讶的也许不是前几代人的工作和思想过了半个世纪才结出丰硕的果实。尽管我们现在往往把1900年前后的那代人贬为古板的墨守成规者，但正是他们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战胜了过去50年中所有的邪恶、疯狂犯罪和自杀性暴力。今日卓越的经济成就、发达国家富庶的大众消费经济及其生产力和技术实力，都立足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地基，并使用了那时开采的建筑材料来建造宏伟的建筑。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就兑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经济和技术承诺，也证明了那两个时代的经济远见。
然而，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世界经济和技术领域不连续的时代。我们也许能使其成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涉及技术政策与经济政策、产业结构与经济理论、关于治理和管理的知识、经济议题等方面。
当我们忙于将19世纪宏伟的经济大厦建设完成时，脚下的地基却已经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