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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击战频发的国度，笨重的大型货运列车前方通常行驶着一辆轻便的巡道车，以便引爆轨道上可能放置的炸药。本书就相当于这样一辆“巡道车”，因为未来无疑就像“游击战频发的国度”，某些始料未及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会使得今天声势浩大的、貌似不可动摇的趋势脱轨。或者换个比喻，本书或许可以被看作一个“预警系统”，它指出的那些不连续性虽然尚不为人所见，但已在改变经济、政体与社会的结构和意义。相对于那些势头强劲的明显趋势，这些不连续性很可能铸就和塑造我们的未来，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说，这些不连续性是我们“最近的未来”——既是已成的事实，也是临近的挑战。
主要的不连续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1）崭新的技术正在袭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技术会创造出新的重大产业和全新的大型企业，同时淘汰已有的重大产业和大型企业。过去半个世纪的增长产业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发现。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增长产业可能源于20世纪前五六十年的知识发现，包括量子物理学、对原子和分子结构的探索、生物化学、心理学、符号逻辑。在技术上，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像19世纪最后几十年，那时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基于新技术的重大产业，而不像过去50年来技术和产业呈现出连续性。
（2）我们面临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在经济政策及理论方面，我们仍表现得好像生活在“国际”经济中，以一个个国家为单位，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来相互交往，但在根本上，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差异就像在语言、法律、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一样大。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世界经济”出现了。在这种经济中，共同的信息造就了相同的经济欲望、抱负和需求——跨越了国界和语言，很大程度上也不因政治意识形态而异。换句话说，世界已变成一个市场、一个全球购物中心。然而，这个世界经济在经济组织方面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唯一的（尽管很重要的）例外是跨国公司。而且，我们完全没有关于世界经济的任何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
世界经济还不算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经济。新兴的主要经济体未能跻身“先进”和“发达”国家行列，这已经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造成了一道可能会吞噬双方的裂痕。未来几十年，我们必定会目睹一场巨变。
（3）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政治格局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如今的社会和政体是多元的。现在，每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都被委托给一个由管理者运作的、追求永续存在的大型机构。18世纪自由主义理论中关于个人社会的假设仍然支配着我们的期望和视线，但支配我们行为的却是有组织的（实际上是过度组织的）、权力集中的现实。
然而，我们正接近这一趋势的转折点。现代政府是一个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机构，但是每个地方的人都不再对其抱有幻想，并嘲讽其执政能力。我们对其他有组织的机构也持同样的批评态度。天主教会和大学内部同时出现了抗议。事实上，每个地方的年轻人都在以同等的敌意拒绝所有机构。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理解它，甚至没有进行多少思考。这个由各种机构组成的新多元社会引发的政治、哲学和精神方面的挑战，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也非笔者能力所及。
（4）最重要的变化是最后一个。在过去数十年中，知识已成为经济的核心资本、成本中心和关键资源。这改变了劳动力与工作、教学与学习、知识与知识政治的意义。但这也提出了新的掌权群体（即知识人）的责任问题。
然而，本书的主题既非经济也非技术，既不是政治结构也不是知识与教育。本书各章统一的共同主题是：即使对现实匆匆一瞥也会发现的不连续性。这些不连续性可能与预测的截然不同，但它们与我们多数人感知到的“今天”相去更远。
本书呈现的每个图景单看都很熟悉。可当把它们拼成一幅画作时，呈现出的社会风貌却与我们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景象鲜有相似之处。或者，换一个比喻来说，身为演员的我们依旧相信，自己正在演出易卜生或萧伯纳的剧作——然而，事实上我们正在演出的是“荒诞派戏剧”（并且是在电视上而非在百老汇“现场演出”）。
现在，预测“2000年”已蔚然成风。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距离2000年这个里程碑，要比距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933年（希特勒和罗斯福上台的年份）更近。然而今天，每个中年人仍把1933年的事当作“时事”。
有些预言家告诉我们2000年可能会是什么样，我佩服他们的勇气，但我无意效仿他们。我很清楚地记得1933年时人们所预言的未来。当时没有一位预言家能想象到1968年的现实。早一些的1900年的那代人中，也没人能够预言或预测到1933年的现实。
我们能预测的是把昨日的趋势延续到明日的连续性。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唯一可以“预测”的事情，也是唯一可以量化的事情。但这些连续性趋势不管有多重要，都只是未来的一个维度，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
最精确的定量预测永远无法预测到真正的要事：事实与数字在未来不同背景下的意义。
在不到20年前，也就是1950年时，如果预测美国能在20世纪把贫困家庭的数量降低到下述程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白人家庭少于1/10，黑人家庭少于1/3，实属极度乐观。然而我们在1966年就实现了该目标。即使到了1959年左右，也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预测10年内贫困家庭的数量将减少近一半，也就是从800多万户减少到不足500万户（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在当时也几乎被认为是空想。然而，在此期间我们还大幅提高了界定“贫困”的收入水平。
正确的数字或许尚可预测。但在今天，仅仅过去了10年，我们的经验在意义、性质和感知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控制着国家的舆论氛围并塑造了国家的政策（更不用说塑造国家自身的形象了），但所有统计和预测方法对此都完全无能为力。1959年我们讨论的都是富裕，而1969年全都在关注贫困。
本书试图从以下维度展开观察：定性的和结构上的，感知，意义和价值观，机会和优先次序。本书的主题虽然只限于社会场景，但视野广泛，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学习、知识领域。至于个人经验、艺术、人的精神生命等重大领域，本书只是顺带予以关注。
本书并非预测趋势，而是研究不连续性；并非预测未来，而是审视当下。本书不会问“未来会如何？”，反而会问：“为了开创未来，我们今天得解决什么问题？”
彼得·德鲁克
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
1968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