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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按照惯例，我再次访问日本。当时，《不连续的时代》在日本仅仅出版发行几个月就迅速成为一本畅销书。日本一位知名社会学家立即在东京一所重点大学组织了一场以本书为主题的研讨会。他在致开幕辞时说：“15年前德鲁克告诉我们，想要保护日本文化，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正常运作的现代经济体系；而他的这本新书则告诉我们，想要保护日本文化，我们现在必须建设一个正常运作的现代社会。”
当然，本书并非为日本而作，也不是专门面向日本人写的，尽管这是最早指出日本经济的成功并从中汲取经验的著作之一。实际上，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基本论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社会的重心一直是经济，现在重心正在转变为社会及其结构。20世纪40年代初，我并没有因为对企业感兴趣而开始研究管理。我对企业几乎没有兴趣，甚至到现在兴趣也不大。但我已经确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某种当时尚未得到研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事物，即管理制度。（从我早前出版的三本书中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它们是《工业人的未来》（1943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以及《新社会》（1949年），这三本书很快将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到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包括最不发达的国家）都已产生了“管理意识”。事实上，管理学院、管理学位、管理类书籍在当时已经有些增长过度，至少在数量上是如此。但是，就像成功总是会导致的那样，“管理”这种新兴的社会制度（我一直强调，管理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非“经济学”或“商业”）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新挑战，也就是《不连续的时代》中讨论的挑战。这些挑战仍伴随着我们，并且它们是社会挑战，而非经济挑战。
与此同时，正如本书率先指出的那样，20世纪政府的成功已达到顶峰。我们知道，20世纪政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对所有交战国（甚至包括沙俄）而言，官僚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胜利，各国的军事领导力、能力、战略就遭遇了多么彻底的失败。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府似乎都处于权力的顶峰。各国人民都认为，任何社会任务只要移交给政府就能得到“解决”。就像在戴高乐执政的法国、工党执政的英国或约翰·肯尼迪执政的美国那样，这种信念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也一样普遍。当然，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探究就能认识到，政府正迅速变得软弱无能，并且正迅速丧失创造成果的能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确信苏联的实验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彻底失败了（我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中已经预测到这一点，该书也很快将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到60年代中期，苏联的失败不必经过分析就能被认识到，这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但当时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林登·约翰逊为实现30年代新政未实现的福利国家而在“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中付出的勇敢努力接连胎死腹中，它可能只会造成巨额财政赤字，而不会创造社会成果。我很清楚，已经到了停止问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问政府能做什么的时候了。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德意志学生威廉·冯·洪堡（1767—1835）在小册子《政府有效性的限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他成为一位重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19世纪德国大学（间接地，也是现代美国大学）的奠基人。自他以后，几乎没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我与法国大革命初期时的洪堡一样年轻），我开始研究洪堡的政治思想——但从未完成，也从未发表过任何相关作品。通过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本书中创造了“再私有化”这个术语，10年后，担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对其予以采用并以“私有化”的名义将其推广。
本书写于1967～1968年，当时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正值学生骚乱和反越战抗议时期。然而，本书很少提及这些事态。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事态不严重。实际上，我认为这比当时或现在的多数美国观察家所认为的更严重，因为对多数美国观察家来说，这些动荡都是“美国”现象。他们并未注意到，学生骚乱不是始于美国，并且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都没有越战这样的战争，也不存在种族问题）的学生骚乱更加暴力，持续时间也更长。同样，很少有美国观察家注意到下面这个事实：越战只是某个主要军事大国的“警察行动”遭遇的一次失败，但绝非最极端的失败。最近一次获胜的这种战争发生于撰写本书时的近20年前，即英国人镇压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抗。这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
。战争本身及其所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加速了大英帝国的解体。在那之后，出现了一次僵局，即朝鲜战争，然后是一连串失败：法国人在越南和阿尔及尔的失败，美国人在越南的失败，（以及本书出版几年后的）苏联人在阿富汗的失败。（而我只能希望1991年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不会误导军方，使其忘记先前的教训。）一种全球性现象必然有其普遍性而非局部性原因。关于美国的学生骚乱或反越战抗议，如果像多数美国分析家习惯做的那样，只用（甚至主要用）美国术语来解释，那无疑是把“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推向了荒谬的高度！
然而，虽然我比大多数美国观察家更严肃地看待这些动荡，但在我看来（现在仍这么看），这些动荡依然只是表面症状。这些症状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但症状本身并非社会变迁——正如我当时在谈到学生骚乱时所说的那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动荡可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海啸也是如此，然而，真正的现象是海底的地震。正如症状总是表明需要诊断一样，这些动荡表明也需要对其进行诊断。它们是什么因素表现出来的症状？这就是本书在1969年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书提出的每项主张在出版时都是崭新的，并且与出版时主流的观点完全相反。然而，读者和评论家很快就会说“的确如此”，而且自此之后也一直这么说。这是社会分析希望得到的回应，并且回应会验证社会分析。如果社会分析提出的是人们已经知道的事，那么它很可能是一份关于昨日之事的报告。如果提出的是人们不清楚、没感知到的某些事，那么它可能是“未来主义的”，而“未来主义的”是童话故事和一厢情愿的委婉说法。每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社会分析著作，不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托尔斯坦·凡勃伦（这里仅列举两位伟大学者的名字）的作品，都具有这种既崭新又“的确如此”的特质。《不连续的时代》在完稿1/4世纪后仍具有这种特质，我认为，这是它最重要、最持久的成就。
彼得·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1992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