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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分钟以后，三条木船都靠了岸，这是宝安县属，是沦陷区。
此地一望平坦，全是稻田，远处青山，象
一座屏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岸上有三个日本兵，他们是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元朗伪组织所发的），并点验人数。大家以为不免要把行李打开让他们看一看，哪里知道竟也不必。日本兵一面唱数，一面挥手，似乎不很耐烦。
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现在当然不是整齐的队形了，三三两两，颇为凌乱。我们三五人过了这“鬼门关”时，看见前面的人已经走远了，便停下来打算等一等后来的人。可是那“向导”——这时他也站在路边，大概也在计算人数，一一催我们快走。我们有点不懂为什么要那样着急，却又听见那三个日本兵在咆哮了，猜想起来，也在骂我们怎么不走。我们只好走了，不多几步，回头再一看，呵，后面来的三五位神色仓皇逃也似的奔了来了。他们一面跑，一面向我们挥手喊道：“快走呵，日本小鬼要打人了！”
我们弄得莫明其妙，只好急走。我们穿过大片收割过了的稻田，那星罗棋布的寸把高的禾根，石头一样硬，时时绊着我们的脚。这一阵跑步，可把我们考验倒了，我们一步一步落后。待到走完了那大片的田，转进了一条有些树木也有几间破屋（象是庙宇）的石板路时，我们离前面最大一群已经很远，差不多看不见了。不过，在我们后面，相隔数丈，也还有十来人，他们是最后登岸的，他们也不象能够快跑，中间似乎就有韬奋，他的扭了筋的脚并没全好。
不管怎样，我们要歇一歇了。我和沚就坐在路旁一间破屋的阶石上。说老实话，依据昨天的经验，如果空手，又不赶紧，走走歇歇，那么，一天走这么五六十里，也还可以对付。如果拿了衣包，一口气跑步，那是十里路也有点吃不消了。登岸后，至多走十来里，或许还不到此数，可是因为背着衣包跑步，所以不行。我们歇了几分钟，最后那批人也到了，果然有韬奋，也有独一的穿了那古董长袍极象测字先生的C君。有一位象是“向导”的汉子和他们在一处，他是押阵的罢？这一股也在路旁歇下来了。
但是那位“押阵”仁兄一股劲儿催促大家再走。他说的是客家话，没有人听得懂，但看神气也猜得到他是惟恐和前面那一大队人们失却联系。休息在路旁的人们于是都站起来走了，韬奋也在内。有人代他背了包袱，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截毛竹，他当作拐杖使。我和沚各自去提那原来的衣包，糟糕，不知怎的，重得很。沚说，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困难的路程呢，反正是要丢的，不如今天丢了罢。我们一共有两个衣包，一重一轻，轻的那个一床毛毯，几件衬换衣，于是决定丢那个重的。这时人都走远了，那位“押阵”的仁兄却跑回来大声催我们赶快走。我提起那轻的包袱，沚拿了那个装着日用零碎东西的小藤包，头也不回就走了。“押阵”仁兄指着地上那衣包，说了几句，我们不懂，可也猜得到他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我对他说，“不要了，我们拿不动。”
“押阵”仁兄也许不懂我们的话，也许懂，他着急而又生气似的大声叫着。“押阵”仁兄身上已有一个大包袱，不知是谁的，但可以断定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我们和他语言不通，只好随他在那里跳脚，自顾自急急忙忙赶上那走远了的伙伴们。现在他们已经转了弯，前面出现了人家，一条狗朝他们汪汪地吠。我们跑步也到那转角时，却见“押阵”仁兄也赶上来了，他一手提着我们丢下的那个小包袱，而原来归他负责的那个大包袱他却顶在头上。
“啊，谢谢你，”我站住了对他说，“可是，你这样使不出力。找一根树枝来，咱们俩一块儿抬罢！”路旁有树枝，那是老百姓砍下来当柴烧的，看样子也还结实。
可是他大概不懂我的话，只挥手叫我们走，我们只好走了。幸而不多几步“向导”折回来寻找我们了，于是他分担了“押阵”的负荷。
又走了至多半里，便到了大队休息的地方。
这是路边的一个广场，我们的人东一堆西一堆的坐在地上。广场后边是一排平房，里面也有我们的人。进平房去一看，空空洞洞一统间，原来不是住人的，象是什么货仓；这时太阳光斜射在广场上，平房内却很阴暗。我和沚回到场上，在一株小树下，把包袱做靠背，也就坐下了。
卖食物的担子来了，货不多，一会儿就卖光。但是大伙儿这时更迫切的需要还不是吃的而是喝的。我们的“向导”大概是去办什么公事去了，只是那“押阵”的留在这里照料一切，他很负责，不幸办事手段不太老练，对于这一大群的既不了解情况又不遵守纪律、老是乱钻乱跑、自由行动的流亡客，他简直没有办法。流亡客群中有一半是本省人，其中好几位早已在这镇上“巡视”一周，回来告诉大家说，有粥店，很不坏。于是有人不禁大动食指，打听那粥店的所在，又有人则劝他们忍耐一下，总以少走动为妙，因为这镇上是有日本兵的，而且也怕要走时找不到。
“今天还得走么？”有人不以为然地问。
“怎么不走！”十分肯定的回答，却又机密地悄悄说，“这里是敌人的区域呢，不要忘记了呵！”
“那么就应当赶快走，又叫大家停在这里干么？”
“听说是跟老百姓办好了交涉，在烧饭呢！”另一人插口说，“大概等饭来了吃过就走。”
这一说，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认为今天不应当再赶路的人们就主张不必等这顿饭，因为时间已经不早，而饭还没影子。他们抱怨“组长”们太没计算，只凭主观，不看看客观情形——自然也很不满意他们的不“民主”，可是没有说出来。
我在这里得补一笔。从九龙出发后，有几位是负责专和“向导”们联系的；何时行，何时止，以及其他事务，“向导”们只告诉那几位（事实上，人数太多，“向导”只能找几位接洽），而这几位则又各自认定若干“客人”由自己负责照料。由于实际情形的不可能，这样的“编制”当然不是开一个会来决定的，而且也没有正式宣布谁属于谁的一组，不过大家意会到有这么一种“办法”罢了。这几位居间负责的，大家心目中就名之曰“组长”，究竟共有几人，是哪几位，却也没有人说得出来，而我呢，甚至于还不知道自己是归谁在“负责”的，反正我也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现在是集体生活，大家怎样，我也怎样，还不曾发生过需要知道谁是我这一组的负责者或同组是哪几位的感觉。
话再说回来，当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向导”和另外两三个陌生人来了。他们在广场上巡视一周，又进那几间平房去看了看，便又走了。有人高兴地喊着：“来了，来了！”坐在广场上的人们马上一窝蜂起来，攒成一堆。我正在呆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忽然沚推了我一把，说：“开饭了。”我机械地站了起来，走到那人堆边一看，原来还不是饭而是碗筷，已经快抢光了。
后来，知道今天决定留在这里过宿，刚才和“向导”同来的两三个陌生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这地方的伪乡长，他答应借那一排平房给我们过夜。又据说，本来预定不在这里过夜，但时间既已不早，而大家又都疲乏了，只好改变计划。
终于饭来了。三四个女人挑着饭箩和菜肴，还有两大桶开水。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广场上渐有点蒙蒙起来了。
清早，大家都起来了，收拾好行李，等候出发。所有的行李都聚在一处，这时这才觉得数量倒也不少。据说今天可以雇到挑夫。不多的功夫，来了几个老百姓，带着棕绳和扁担。讲定了挑力，记得好象每挑法币十元。行李都不重，然而件数多了，又且大小不等，配搭困难；结果抽出小件，仅留较大的，配成了四担。
现在就盼“向导”快来。他一早就上那伪乡长那里去了，为的离境也要通行证。在这些事情上，伪乡长当然要些“好处”的，昨天就听说过，“向导”打算送伪乡长法币一百元，合算起来，每人还派不到一元，这也算得很公道的交易了。
“这个伪乡长不算顶坏。”有人说。“他当然看得出来，我们是什么路数。他总算是帮忙的了。”
但是伪乡长之所以肯帮忙，还是因为我们有了那个“向导”，伪乡长是知道这位“向导”的来历（东江游击队）的，他怎么敢得罪他？
这些情形，大家都知道了，因此都很定心，专等吃过早饭动身。可是早饭偏偏来的慢。韬奋的脚昨晚又抹了万金油，经过一夜的休息，今天颇有起色，他这时靠着一株小树坐在地上，很焦急地说：“要是不赶路，早就好了。可是今天到这时候还没出发，回头又要赶了。”正说着，他看见“长柄葫芦”走近了来，就高声问道：“怎样？光是等早饭呢，也还等别的什么呢？”
“当然，早饭要等，别的什么也要等，”“长柄葫芦”回答，“而最主要的，我们得等候日本兵来点验过人数这才可以走。这些日本兵，据伪乡长说，要到九点钟才有功夫来办这件事。”这就是说，如果十点钟我们能够动身也还是运气好呢！
不久，早饭来了，太阳也露脸了，看太阳的地位此时不过八点钟。大家抢着吃过了早饭，那四位挑夫以为就要动身了，便再一度试试那挑子有没有头轻重。等到知道还要等候，他们就说回去也吃了饭再来。种种情形，都表示一二小时内不会马上出发。有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大声号召道：“谁要出恭，跟我来！回头没有时间别后悔呵！”
集团出恭的人们刚去了不久，“向导”和那伪乡长突然来了，神情有点紧张，宣告日本兵马上要来点验，要大家排起队来。大家也被这突然的好消息弄慌了，高声叫喊那些集团出恭的人们赶快回来，又请“向导”派人去找那回去吃饭的四个挑夫。
乱了一阵，队伍排成了，伪乡长就先回去，——当然是去“恭陪”那日本兵来“点验”，不料他这一去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下文了。排好队的人觉得解散也不好（恐怕日本兵突然又来了，会借此挑剔留难），但这样“罚站”也实在难受，大家都要求“向导”去找伪乡长弄个明白。“向导”去了不久就回来，说伪乡长还在日本兵那里，显然也是在等候。
又过了约莫半小时，终于来了。伪乡长之外，另有一个中国人，大概是翻译。日本兵一共四个，都带着长枪。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张纸，原来就是我们从元朗出境时的通行证。
点过了人数，四个日本兵就分为两起，排头两个，排尾两个，吆喝着就开步走了。这一下，颇出意外，但大家自然只有跟着走，日本兵一路喊着一二，愈走愈快，大家几乎变成跑步了。这时走的路又不是来时走过的，但转眼间已经离开那村镇，面前是一片平阳草地，不远处又有小小的山。俄而到了山脚下，队伍停止了，排头的日本兵仰脸高声向山头上叫话。山头上也有日本兵。两下问答了几句，忽然听得排头的日本兵大声吆喝，队伍就动了。我和沚在队伍中段，我们跟着前列跑，却看见本来在排头的两个日本兵此时却站在路边，看着我们一列一列走过。于是我们知道，日本兵押送我们是到此为止。
可是有人在后面喊叫，“转来，转来！”怎么？变了卦么？全队都站住了。远远只见那位“押阵”的着急地在招手。另外一位，不认识的，正和两个日本兵指手划脚在说话。四担行李放在地上，挑夫们惶惑地看着那两个兵。我们以为这是要检查行李了，倒也坦然。但接着又知道并不是检查行李，而是日本兵不许挑夫出境。行李还得自己拿。
我们那件决心要丢过一次的包袱是在那四担之内的。想想迟早要丢，便不打算去拿了。“向导”此时也叫大家站在原处不要动，行李他去照料。同时，也听得山头上那日本兵在高声吆喝，——不许我们站在那里，催我们走。于是大队慢慢地又朝前走了，却也有几个人离开行列，去弄行李。
转过那山脚，我们看见前面是一条三岔路，便停止在路旁休息。搬行李的这时也赶上来了。“向导”、“押阵”，还有那位不认识的，都背着一二件。不认识的那位好象就是本地人，现在由他带路。他用一根粗而矮的棍子把两个包袱作一对儿挑着扛在肩头，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
现在我们穿着田塍走，队形没有先前那样整齐了，单行，稀密不匀，谈笑的声音渐多而且渐高了。抬头一望，横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片青翠的连峰，据说山那边就是游击区。
不知他是有意呢或者无意，那位带路的带我们在田里老兜圈子，他向田里做活的老百姓问了二次路，又被放哨在田里的日本兵喝问了一次。但在这一喝问之后，我们就离开那大片的刚收割了的稻田，走上了灌木密茂的山坡。那山坡愈走愈高，后来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大家都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这里有几株大树，大家分成几股都坐在树下。这里是半山腰，据说，爬过这座山还有一座更高的山，不过那已经到了“家”。
带路的那位，任务告终，他和“向导”他们很客气地话了别，就下山回去了。这时大概也将近中午了罢？
熟悉情形的人说：还有三十多里山路，安全是没有问题了，走慢些也不妨，多休息也不妨。这番话提起了不少人的勇气，因此，休息过后，再上路的时候，我们又把那准备丢掉的包袱带上了。然而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多谢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走过一条很长的小路，两旁都是茂盛的树木。这象是一条甬道。同行的人都说：到了，到了。“甬道”走完，前面是一片平地，隐约可见房屋。大概这是一个村子。这时候，队伍拉得很长，散散落落，三五成群，脚力好的，一批一批从后面赶上来，越过我们去了。等到我们也进了那村子，但见断垣颓壁之下，坐的站的，全是我们这批客人，大家都很兴奋地在说笑，想不到游击区的总部所在地竟是这样平淡无奇的。
从前，这村子——不，应该说是镇罢，一定是相当繁荣的。我们看见好几座烧剩的大房子的高墙，很好的石脚，水磨砖，墙上的窗洞还有铁栅没有拆去。又看见这里那里都有几丈平方铺水泥的地，据说这是晒谷场。晒谷场有这样讲究，可想而知一定还有相当富丽的住房和它相配。但现在，这一切都看不见了，现在里把路长的石板路上（在从前，这是村内的大街），两旁仅有那高耸的断垣和那些水泥铺的晒谷场。这就是敌人“三光”政策中的一“光”。现在全村只剩下些破烂的平屋，老百姓在那里边摆个摊子，卖香烟、片糖，偶然也有凉薯和鸡蛋。小店墙上贴着中文和日文的标语，这是游击队的。听说全村唯一的没有遭受严重破坏的大房子是一所教堂，同路来的朋友们有一部分后来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这所教堂，当然只剩一个空壳，教士早已走了，信徒也已星散，家具更不用说早已荡然无存，但单看那房屋的规模也就知道它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当香港文化人走东江路线撤退到内地的那个时期，这座冷落了的教堂送旧迎新，前前后后“招待”过的文化人少说也有几百罢？
我们十来人被欢迎到一所小楼房去。这是两上两下，靠着小山坡，四面空旷，洋式建筑，从前的主人一定是有钱的，现在却成为游击队司令官曾生将军的临时总部。这座小小洋楼，独能幸存，似乎是一个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它的位置不在村内大街的两旁而在离村半里许的小山坡下。从前这里一定还有不少树木，但现在只剩屋后一棵，却也断了半截了。曾生将军在楼上和我们相见，说昨天就在等候我们了。又说，今晚上暂时委屈我们在这楼上过一夜，明天再布置妥当的地方。
曾生将军是中等身材，方脸，光头，穿一身黑布唐装，裤管塞在袜统子里，脚上是橡胶底跑鞋。他能说“普通话”，音调缓慢而沉着。人家说他战前还在广州教书，现在他虽然是游击队的司令官了，但一举一动，依然是书生风度。
曾将军而外，我们又见到政委林平，和几位担任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的年青干部。林政委，看来还不到四十，身材比曾将军略高，但较为清瘦。十多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在他身上留着的显著特征便是冷静、坚决而又思考周密，——这是和他谈了三五分钟的话就会深深感觉到的。他的“普通话”很好，不过也带着广东话的音调。
有人拿灯来了，这是小小的煤油灯。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曾生将军抱歉地说，弄不到好菜，可是有狗肉，问我们吃不吃狗肉？我们这一伙十来人，谁也没有吃过狗肉，这时一听说，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于是端上狗肉来了。要不说明，我们还当它是山羊肉呢！
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记不了。
饭后，主人们就请我们休息。
这小小的洋楼是并排两间，我们吃饭的一间可以说是外间，通楼梯。有一道门通到隔壁的一间，这比较小些，这是曾生将军的办公室，他和他总部的工作人员共有五六位之多，就挤在这小间内。显然，他们是把外间让给客人了，我们感到抱歉，但也盛情难却。
我们在外间开了个大地铺，主人给我们一些日本军毯作褥子，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着战利品，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晚间，我下楼去小便，看见门外有哨兵。我想，这是因为司令官也睡在楼上的原故。但在第二天我知道这几个哨兵是保护我们的，曾将军吃完晚饭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
第二天我们搬到树林子里，九个人住了一个草棚。
昨夜住宿的那座楼房虽然孤独地蹲在小山坡边，百步之内并无别的人家乃至烧剩的破屋，但尚在从前那村子的范围内，现在我们这新居却在村外山中，离那楼房恐怕有两三里罢？隐伏在峡谷之中，周围全是松树，那草棚也是利用了两棵大松树作为柱子，加一根横梁，再铺上茅草作顶，形式和帐篷相象，不过较高。铺位是木头和竹子搭成的架子，足有一人高，非站在凳子上就爬不上去；铺面约长九尺，宽三尺许，一边靠着那棚子的人字形的斜壁，两头就是棚子的前后门（其实并无门，我们匀出两条被单挂在前后两个门口，以挡夜风）。这高而且大的铺位就占了棚子的一大半面积，余下的地位摆着一条长而且狭的粗木板桌和两条板凳。这条板桌可真幸而有它！我们九人之中有两位太太，她们大抵是先踏上板凳，其次登上这板桌，最后这才爬上那高铺。
棚子前门有一条小路。曲折向外，在松林中行，约数百米，便“豁然开朗”：左手上坡去是一条较为正式的路，隔路又是一片松林，坡头长满了半人高的茅草，以及很美丽的骨牌草，有的还是很青翠，有的已经半枯黄；右手下坡去约十来步就是一条小溪，水却不深，踏着溪中的几块垫脚石过了溪，路旁有茅棚，住着一二家老百姓。小溪上下游全是密茂的灌木，你看不到这一脉活水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顺路转弯，又是树林，又没有路了，穿过树林，忽然看见一片广场，而在广场边沿也有若干草棚，这可完全是按照帐篷形式搭盖的，高个子进去得伛着腰，睡地铺，（这里地面干燥，也没有草）我们同路来的朋友约二十多位就住在这里。我们每天一定要来这里两次，因为这广场又是饭厅。
我倒喜欢朋友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他们人多，热闹，而这广场又是最好的活动场所。然而我也感谢主人们对我特别照顾的盛意。如果广场可以比作轮船上的统舱，那么，我们九个人的棚子就好比是个房舱了。有时半夜醒来，听得风过松林，那一起一伏的波涛似的声音，便仿佛是身在海中。再说，从游击区的安全观点看来，这小棚也更合标准；它深藏在树林之中，象个鸟巢，从外面看它不见，而从棚中外望可以看见坡上坡下来往的人。
那时候，东江游击区正受到两面夹攻：国民党军和日本军。游击队化整为零，经常移动。我们现在暂时歇脚的地方，名为白石龙，据说隔一条山岭便是广九路，离敌人那么近，然而游击队的人员坦然处之。他们说：“敌人不敢远离据点，我们常常驻扎在敌人据点的鼻子底下。至于顽军（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离开敌人据点一二百里就要发抖了，他们怎么敢来这里呵！”
我们在白石龙简直看不见游击战士。他们当然不能被我们看到，他们那时正分散在附近各山道和山头上，对两面的敌人严密警戒着。他们此时负荷的伟大任务就是保护我们这班过路的流亡文化人，——在四五天内，陆续来的，差不多有千把人了！这在那时的东江游击队，实在是极重的负担，光是供应每天的粮食就大费周章，他们不得不从二三百里外弄粮食来，而且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的！
但是最可虑者，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进攻。千把文化人中，绝大多数是无党无派的，也有少数国民党籍的，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这些文化人不留在香港做大日本的顺民而竟敢凭借东江游击队的保护奔回祖国，实在是大逆不道了，理应加以围剿。事实上，顽军那时也正在急急部署，而且也在勾通日本人约期夹攻。可惜他们迟了一点。当我们走了以后一星期光景，顽军六路进攻白石龙，只扑了个空。
东江游击队的林政委（我想他是负总责、计划着护送文化人回内地的），在最短促的时间就布置好了一切，把千把个过惯都市生活的文化人，安然送到了内地。
不知不觉就过了五六天，这五六天的生活又热闹又痛快。主人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从他们的演说中，我们大略知道了东江游击队的发展过程及其目前处境的困苦。那时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和日本军和平相处，却用全力来对付曾生和王作尧这两支游击队。
然而游击队还是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建立了基础，提高了威信。各地的“山大王”也很敬畏这支人民的抗日武装。我们这次从香港出来，所谓“江大哥”和“王大哥”都那么帮忙，就因为“我们是曾司令招呼的朋友”。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明的暗的，不知有多少，可是港九陷落以后，国民党在港九的高级官吏和许多盟军也不得不仰赖东江游击队的保护而到了内地。
五六天的时间虽不算多，可是已经足够使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之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了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了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
大约是到后第三天，我们就对林政委说：如果路上布置好了，我们打算就走。过了一天，他告诉我们：派出去布置的人已经回来了，护送的终点是惠阳，沿途安全，——但此所谓安全是以游击队的行军眼光来看的。林政委知道我们不会跑路，特别是走夜路，因此他劝我们再等候几天，让他再派人去沿途察勘一下，把宿夜的地方弄得更好些，或把站头缩短，那时候我们再走。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为了供应我们，粮食要到二三百里之外去购买，又要留一部分武装保护我们，万一有了情况，那我们更会妨碍到他们的行动，我们多留一天便使他们多一天的负担。现在既然可以走了，何必再等呢？因为我们坚决要求，林政委终于答应了；可是，只能四五人一起走，多了恐怕出岔子。我们马上自己组织好五个人，事情就这样决定，翌日下午出发。
韬奋本想和我们同走，但终于被劝住了，而且据说他的太太一二日内就可到了，他也觉得应该等她。
［本文是茅盾所写《脱险杂记》的节选，全文写于 1949 年 8 月。写的是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作者在东江纵队游击队保护下从香港转移到内地的经历，正如茅盾在本文第一节所言：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选自《茅盾全集》第 12 卷，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