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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深圳是移民之城，但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改革开放才开启了它的移民史。实际上深圳的移民史足足有 2200 多年之久。
秦朝至今，深圳经历了七次大移民，可以说，这里自古就是移民之地。前六次迁徙的浪潮，让北方的移民从黄土地移居到这块靠近蓝色海洋的大陆南端。
在没有大规模移民之前，这里是古代南越国人的居住地。第一次移民潮来自于秦朝，距今大约 2200 多年。
公元前 219 年，已经平定六国的秦始皇，发动了征讨南越的战争。平定岭南后设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深圳地区便属于南海郡，人口本就稀少，加上战争使青壮年几近灭绝。于是朝廷便从中原迁来 50万人。不过，与其说是迁移，还不如说是流放，因为当时的岭南相对于生活安逸、富庶的中原地区，有天渊之别。
此后深圳历经绵延两千多年的五次移民浪潮。深圳地区盛衰交替的同时，移民的血与泪也让人唏嘘。
谁也没有想到，距第六次大移民过去了 300 多年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其规模是前六次移民潮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还有一点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是，前六次移民浪潮都是被动的，都饱含着难以计数的血泪，而 20 世纪末开始的这次大移民，是自觉自愿的，是满怀希望的，是一个梦幻的开始。
深圳和香港像一对双胞胎，既相互独立，又相似乃尔。
这对举世罕见的相邻城市，它们曾经同体，暂离后依然骨肉相连、血脉相通。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写过一部传世之作《双城记》，描写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小人物命运，书中的双城指的是伦敦和巴黎。作家通过对这两个城市的文学对比，让读者深刻体味了风云变幻中的血与火。
据说在英国人最初要割占香港时，道光皇帝曾在太和殿召见刚从广州谈判回来的直隶总督琦善，道光问琦善：“香港到底什么样子？英国人怎么那么想得到它？”琦善回答：“弹丸之地，小得没法提。”道光追问到底有多小，琦善说：“大清是一只大肥鸡，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抹去了。”
香港就这样被英国人一下子“抹”去了。
狄更斯的《双城记》发表 39 年后，1898 年 6 月 9 日，遥远的东方被硬生生分出了一个双城。香港被从广东的母体上切割下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 200 多个大小岛屿，租期 99 年。至此，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构成了今天的香港。
此后，深圳这座城市的命运，便一直与香港纠缠不清，甚至在很多年内，深圳都是作为香港的陪衬而存在的。
经常往返于深、港之间的人都很好奇，怎么两地有那么多相同的地名、路名？
最著名的是香港有个车公庙，深圳也有一个车公庙。
车公，是深港独有的民间口传中的神祇，又叫车公大元帅，传说为南宋一员猛将，在蒙古人南侵时曾一路护驾宋少帝赵昺来粤，因积劳成疾，仙逝于香港，乡民感念他生前对大宋的忠贞英勇，便为他立庙供奉。车公庙两侧门柱上刻有楹联一副：车转普天下般般丑心变好，公扶九约内事事改祸为祥。正月初二为车公诞，每年到此时，香港市民均携家带口，前往祭拜车公，上香、求签、转风车，以祈求转运，不少市民更会买风车带回家，相信可带来一年好运。
可惜现在深圳的车公庙，已不见庙，只余地名，成为地铁、公交一站。
深圳和香港都各有一个葵涌。
深圳的葵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常住人口中以潘、黄两姓居多。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远近闻名的侨乡，葵涌的侨胞分布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香港的葵涌，则是一个工业区，内地去香港新机场必经此地。
至于两个塘坑、桥头、蔡屋围、沙头角等等，不知是否因为当年被割让土地上的乡民，为了不忘记故乡而取了这些名字。因为从历史上看，清末的香港地区，人数比北部的深圳地区要少很多，而且在新界、九龙的很多土地，还是无人耕种与居住之地。从这个角度推断，被分离出去的香港，更有可能的是通过地名标识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对母体的温暖记忆。
在此后被殖民统治的近百年里，香港和深圳之间依然无法割断。
一条“广九铁路”将广州和香港连通起来，节点正在深圳。
按照各自表述的惯例，香港称之为“九广铁路”。广州—罗湖—九龙，成为清末英国人从中国内地运输物资的最重要的通道。
这条铁路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经清政府批准兴建，中英商定以罗湖桥中孔第二节为界，分为华段、英段，各修各段。
1910 年，广九铁路英段竣工通车。越明年，华段也竣工通车。
全线通车仪式选在 1911 年 10 月 5 日，华、英铁轨接通的同时，鞭炮齐鸣、醒狮狂舞。谁也没想到的是，广九铁路通车鸣炮之后仅仅 5 天，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勉强撑了四个月，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剪彩时顶戴花翎的清朝大臣，被身着中山装和北洋军服的革命党人替代了。
不过，广九铁路自此便成为粤港的“亲情线”，这条铁路见证了百年中国史。百年来，广九铁路对于沟通粤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三趟快车”对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功不可没。
所谓“三趟快车”，是指每天有三趟专门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的快运货物列车，它们分别发自武汉（751 次）、上海（753 次）、郑州（755 次）。从 1962 年起，这三趟满载着牲畜、肉禽、蔬菜、水果的快车，每天“定期、定班、定点”到达深圳的笋岗仓库，在这里验关放行香港。当时内地尚处于困难时期，但供港的快车从未停驶，香港人也从未感受到饭桌上的匮乏。
如今，“三趟快车”的蒸汽车头早已变成了电气车头，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货物运输也早已不止三趟，而且不限火车，海陆空全方位地往返于广九之间。
深圳与香港的双城记，最让人感怀的是诠释了什么叫“一衣带水”。
香港是缺乏淡水资源的，几乎没有天然水源，虽然年平均降雨量有 2224.7 毫米，但远远不足以维持全港日益增长的淡水需求。香港在开埠前后主要依靠山涧溪水和私人开凿的井水。遇到几次严重缺水后，于 1960 年开始向广东省购买淡水，此后淡水的主要来源就变成了深圳的东江。
香港人至今对 1963 年前后的水荒还心有余悸，因为遭遇严重干旱，政府只能租用游轮到珠江口抽取淡水，并对市民限制供水，每四天供水一次，每次供水四个小时，全港市民生活陷入困境。香港水荒引起国家高度重视，1963 年年底，国家拍板，深圳兴建东深供水工程，主旨是为了缓解香港用水困难。
当深圳水库的淡水，带着一丝清甜，不舍昼夜地流入香江，这个被咸水包围着的城市，放心地吮吸着来自深圳水库的母乳。
水是生命之本，而电便是光明之源。
《东方之珠》的歌里唱道：“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香港之所以被称为“东方之珠”，很大程度上便因为它的满城灯火、霓虹闪耀。为什么“整夜未眠”？因为“灯火闪亮”！
闪亮的灯火里，最大的电力来源无疑是大亚湾核电站，这个核电站静悄悄地卧在大鹏半岛的东北翼，离香港尖沙咀直线距离 51公里。核电站于1987年开工建设，1994 年 5 月 6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从它发出第一度电起，便有 80%的电力供应香港，20%供应广东。目前，大亚湾核电站的年售港电量，仍占香港社会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
香港和深圳，这一对同胞兄弟，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分开过，即使在那纸冷冰冰的条约下，它们也呼吸着共同的空气，啜饮着共同的母乳。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再一次把它们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世界上原本有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很快会增加第四个：粤港澳大湾区。
曾经的双城记，是深圳与香港的双子星座。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则可能是深圳、香港、澳门、广州的四手联弹。
中、英政府官员及嘉宾参加广九铁路（英段）开通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藏）
1982 年 9 月，南头联检站开始动工兴建（选自江式高《昨日深圳》）
再次想起，狄更斯《远大前程》里的一句话：“许许多多分离的结合，就构成了生活。”
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深圳曾经是“国中之国”，因为作为中国人，到深圳必须办“边防证”，要过武警守卫的“关”。这道关被俗称为“二线关”。
既然有“二线关”，那么必有“一线关”。“一线关”是指深圳与香港的界线，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前，那道关就是国门。
因为边境毕竟是自然地形，无法像在纸上画线一般绝对横平竖直，深圳有些犬牙交错的田亩便伸进了港方的区域，所以还设有 6 个过境耕作口、20 个下海作业点。持有辖区户口的深圳人可以凭证去港方的田地耕作、捕捞，属于原住民可以自由进出的“飞地”，其中最大的一块飞地是沙头角，被设为“边境特别管理区”。
当然，从深圳去香港要过关，这个非常好理解，因为毕竟从法理上说，香港租借给了英国，当时还是英属领土。可是，为什么从内地到深圳，还要再设一道关呢？是否多此一举？
1980 年，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划定深圳特区的时候，特区的面积没有今天这么大，也就 300 多平方公里。而深圳市的另外 1600 多平方公里土地，便都划到深圳经济特区范围之外，比如现在的宝安、龙岗等区皆与特区无缘。
当初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考虑到建立经济特区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借鉴经验，一开始如果摊子铺大了，担心收不了场，如果只在小范围内试验，万一失败可以立刻刹车。而且刚刚建立特区，如果不对各地涌入深圳经济特区的人流加以控制，深圳将会无法承受巨大压力。
于是四年后，一道长达 84.6 公里的铁丝网建成启用，东起盐田小梅沙、西至南头安乐村。这道高 3 米的铁丝网将深圳分割成两部分：特区内、特区外，使深圳成为中国唯一“一市两制”的城市。
因此国人要从内地到深圳就必须办一个边防证。边防证其实就是一张纸，上面手写着你的姓名、籍贯、年龄，但并无照片。
每天在南头、小梅沙等几个关口，除了人头攒动的排队验证进关者，还聚集着大量无证的人，他们心急火燎地四处设法搞证，所谓搞证，其实也就是花钱买证。
我曾经有几年经常开车去关口接人，因为汽车进出的关口一般抽查不严，大部分都可以轻松通过。再到后来，连抽查也不查了，你开车到关口只要稍稍减点速，武警微微一颔首，你就安然通过。
2005 年，“边防证”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舞台，人们只需凭身份证即可进入特区。
2010 年 7月 1日起，深圳扩大了特区的版图，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经济特区总面积扩容为 1997 平方公里。特区已经一体化，“二线关”却依然寂寞地矗立着。
久而久之，大家都发现“二线关”成了鸡肋，当检查者与被查者都觉得乏味时，游戏便进行不下去了。
八年后，2018 年 1 月 15 日，国务院宣布：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在风风雨雨中存在了 35 年的“二线关”，正式成为历史名词。
虽然“二线关”到 2018 年才正式拆除，但是大家都清楚，进入 21 世纪以后，人们心中的那个“关”早就拆除了。
曾经有部好莱坞电影《一条名叫旺达的鱼》，黑色幽默片的经典，但很多年过去了，情节已经完全不记得，只记住这个奇怪的片名。
如今当我在空中俯瞰深圳时，我想形容它，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脑中突然跳出了这句话：一条名叫深圳的鱼。
的确，深圳太像一条鱼了。这与《逍遥游》暗合，是否印证了深圳由鲲鱼化为鹏鸟？庄子早就预言了鲲鹏的下落：“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翻译成白话就是：“这只鸟，当海动风起时就飞往南边的海。那南海，就是通天的渊池。”
如今，这条像海豚一样横卧在中国南方海边的巨大的鱼，身体正在扭动中，仿佛随时会一跃而起，直冲云霄。
在中国城市中，具有深圳这种地形特征的城市极为罕见。因为大多数城市都是“摊大饼”式发展起来的，它们从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辐射开去，一圈一圈地把城市大饼摊成，所以基本上不是方形、长方形，就是圆形、椭圆形，即使不绝对对称，也至少东西南北大体相等。而深圳例外。
深圳这条鱼是头朝西、尾朝东地静卧着。从鱼头到鱼尾，自西向东足足有一百多公里；而鱼的两侧，即南北方向只有三四十公里，最短处不到十公里。占总面积78%的平原和台地，像绿茵茵的鱼鳞一样覆盖着它的躯干。
深圳人从西部的宝安区去东部的大鹏新区，几乎比去广州还要远。所以在很多深圳人的潜意识中，有鲜明的东西概念，却少有南北概念。
有朋自远方来，见到我往往都会问：“深圳市中心在哪里？”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带他们去市中心。而我会对他们说：“深圳没有传统城市的所谓市中心，如果一定要找市中心，那会有好几个。”
在这一点上，深圳很像洛杉矶。
我第一次去洛杉矶时，也曾向朋友问过类似的话，当时得到的回答是：“洛杉矶没有一个具体的市中心，但有很多个市中心。”后来熟悉了洛杉矶，便知此言不虚，洛杉矶是一个城市群，阿凯迪亚、帕萨迪纳和波莫纳都各有中心，不同的小城市积聚起一个大都市。
很多人也都试图寻找深圳的中心。但他们会发现，在福田、罗湖、南山、宝安都存在着各自的中心，甚至在一个区内不同的街道还会形成好几个中心。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在南山听本土人聊天时常常会说：“我明天去深圳。”我当时觉得很震惊，大家不都在深圳吗？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嘴里说的深圳，是指罗湖。
深圳很散，像一幅散点透视的中国画。
那么我们寻找城市中心时，在寻找什么呢？因为你寻找的东西不同，可能你对城市中心的结论也会不同。
我曾经做过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的总策划，当时我们试图寻找的是城市的人文血脉，以及人文血脉形成的独有的城市景观和城市性格。而且我坚信，什么样的城市历史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城市性格，什么样的城市性格又都反映在它的布局、建筑、街巷中。
深圳不像北京那样有意识地按照皇城的样子打造出来，皇城的格局是四四方方，由内向外以不同的涟漪状荡漾开去，俗称“摊大饼”。所以相声里给北京市杜撰了一个市歌《五环之歌》，唱道：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全中国的城市大都像北京这样修成了一环又一环。
而深圳摊不成那个大饼。
首先是狭长如带状的东西地理走向，让深圳无法“成环”，各个区从东到西依次排开，它们用四十年的时间，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定位即风格，它们用各自的风格混搭成多元、包容的“深圳风”。
就拿文艺来说，大鹏的客家山歌便独领风骚；罗湖的歌舞厅文化成为翘楚；福田无处不在的文化沙龙、小剧场话剧让城市夜空充满文艺气息；盐田的鱼灯舞弥漫着海洋文化的鲜气……这些各具特色的定位，就让分散于全城的十个区，创造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它们既独立又互补地完成了各自的空间建构，并进而形成了各自不可复制的城区魅力。
在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人们才慢慢了解这座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微妙的互补关系。比如说你要买书或进行其他文化活动，一般会首选福田区，到莲花山脚下的中心书城一带，在那里你会享受到所能想到的一切精神文化生活；而如果你想要购物、娱乐，一般会首选罗湖东门一带，那里的步行街、夜总会能帮助你更快地找到目标；如果要休闲、度假，毫无疑问会去大鹏半岛，在南澳、较场尾的民宿，你会忘记这个城市的快节奏。这种几乎像模块般的下意识选择，没有人会弄错，并且他们会乐此不疲。
这其实也正是一个中心并不集中的城市的优势，曾经的那种大而全的功能型城市，正在被不同功能组团的互相分摊所替代。
北京的市中心很好确认，以天安门为绝对中心，不到天安门等于没到北京。
上海也好办，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黄浦江外滩一带，是这座城市的绝对核心，不到外滩等于没到上海。而深圳确实不存在这样的绝对中心，没人能说不到哪里就等于没到深圳，这个众望所归又无可争议的地标，一直在遴选和争论中。
城市的中心在哪儿？有时候取决于你的心态，一个内心充实、欢悦的人，无论处在哪儿，都不会太孤独。
想起了苏东坡的一首词《定风波》，中间有一句成为千古佳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当时苏东坡的好友被贬官到了广东，多年后在京重逢，苏东坡问朋友：“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朋友却坦然答道：“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苏东坡听了，感动不已。
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很多人像蒲公英一样飘飞过来，他们在这里能否安稳地待下来，取决于他们的心是否能安。当他们在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都能找到各自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们便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中心。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城市中心就在市民的心中。
（选自《特区文学》2019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