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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香港经常闹水荒，用水曾经是香港市民极感困扰的问题。水荒不但给香港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制约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协助缓解香港同胞用水困难，根据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建议，广东省政府决定在深圳兴建水库，以输水香港。1959 年 6 月，深圳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曹若茗（广东省原外办主任，当时下放任宝安县县委书记）任总指挥，我任第一副总指挥，赵俊谦（宝安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陈锦培（宝安县水电局局长）、李锡源（广东省水电厅高级工程师）任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一个俯视整个水库工地的山坡的草棚内（即现水库红楼侧），我没有修建水库的经验，但我那时正值廿多岁的盛年，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我渴望着投入生活的激流，生命的烈火在炽烈地燃烧，我珍惜这个机遇，期待着即将开始的战斗。第一次在露天山坡上召开的指挥部人员的会上，我满怀激情地引述了当时颇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苏联名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故事，一条铺设通往西伯利亚的输油管，按常规要三年完成，为了战争需要，苏联人民最后以非凡坚毅的意志和特殊的方式一年完成，以此激励与会者。经过数月的前期筹备，1959 年 11 月 15 日，经报请省委和省政府同意，我们在水库主坝工地上隆重举行了深圳水库动工典礼，已经进场的民工以及深圳的机关干部、企业员工、学校师生、驻军部队共一万多人参加，并邀请了三百多位港澳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盛典。之后，水库各项工程全面展开，其中重点是主副坝的铺土碾压工程，当时施工没有多少先进机械（如挖土机、载重汽车等），除了压土机之外，取土运土几乎全部都是靠锄头、铁锹、肩挑和手推车，基本上是人海战术。按照计划，原参加建库的民工高峰期也只有一万多人，后来考虑到工程任务重，为了保证在来年雨季前能完成主坝土方工程，决定增加民工。李富林（当时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第一书记）以极大的魄力决定从各公社再抽调两万多名民工到深圳水库，即总人数达到近四万人，指定各公社第一书记带队，限三天全部进场。原工地的工棚只能住一万多人，一下增加到近四万人，准备的时间只有两三天，实难应付。最后只好在工地的周边地段搭盖简陋的小工棚，上面用竹枝架起铺盖稻草，地下也铺上稻草，席地而睡，算是解决问题。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工地上很快展现了一片繁忙紧张、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场景。
当时整个工程的运转可以说是不分昼夜地连续奋战。我与指挥部人员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睡眠时间，确实太累了就到工棚掀开那被厚厚一层沙土笼罩着的蚊帐倒头睡一下。当时广东全省正是兴建水利高潮，省水利电话会议常常是夜间召开，记得有一次深夜零时，我在听完省电话会议之后，主持指挥部有关人员开会，我在讲话过程中竟然倦极而睡着歪倒……
总指挥曹若茗是 20 年代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干部，那时年纪已很大，他没有常住工地，但也经常来指挥部参加会议和指导工作，间中也与我们一起熬夜，太晚了有时也就在工棚里睡，与大家同甘共苦，使我深为感动。而灰沙滚滚的工地上的民工则更为艰苦，他们住得更为简陋。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少油少肉，口粮仅可果腹，有些民工出现水肿，而每天的劳动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人的体能所能承受的极限，工地不时有民工昏倒。每当深夜我与指挥部人员到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的工地巡视，看到有些民工在灯光照不到的阴暗地方，东倒西歪地昏睡，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既矛盾，又难过，我每次都不忍心唤醒他们……
虽然如此，整个工地还是热气腾腾的，肩挑的、推车的（高峰期有 5000 多辆手推车）从各个不同取土方向奔向大坝，形成长长的队伍，你争我赶。在开展高工效运动后，各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各种劳动竞赛，纷纷组织以向秀丽、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命名的突击队。工地先后评选的先进模范人物达 3831 人，插红旗、树标兵，使每天人均完成的土方，由 1 立方多提高到 5 立方多。沙井公社西海大队的民工在总支书记陈泽芬的带领下是工地出色的队伍，其中有一个 18 岁的女孩，名叫张敬爱，是当时工地著名的“飞车姑娘”（手推车装满土后，当拉着下斜坡时，由于车斗重，必须整个人的力量压在两个手把上才能平衡，由于双脚离开地面，加上斜坡，人连同车飞速向前飞，故名飞车）。她曾经创造过一天完成 54 立方土的最高纪录，带动了工地的劳动竞争热潮……工程进度很快，坝面不断升高并逐渐合拢，1960 年春节后，大坝已 20 多米高，估计 3 月初可以完成主副坝的土方工程。省委初步决定 3月 5日举行主体工程竣工庆功大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必须最后冲刺。2 月底，整个主坝的坝坡坝顶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挑土的人群，把整个大坝覆盖了，出现了一幅千军万马、全力移山的动人画面，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的力量、群体的力量的伟大。
1960 年 3 月 4 日，近 1 公里长 30 米高的主副坝土方工程终于完成，正面坝坡上显现了陶铸书写的“深圳水库”四个大字。号称“百日堤坝”。工程较最初计划到 5月份完成提前了两个多月。3 月 5 日上午 11 时，深圳水库主体工程完工庆功大会在主坝前空地举行，共两万人参加。陶铸亲来深圳致贺并接见了部分港澳人士。马师曾、红线女率广东粤剧团前来为嘉宾和建库民工演出，热闹一时。港澳曾参加过动工典礼的 300 多位各界知名人士又一次被邀参加盛典，亲身见证了60 年代宝安人民的这一壮举。港澳新闻媒体大肆宣传，香港同胞欢欣鼓舞，成为当年的一大盛事……
在主坝兴建过程中，我们同时铺设通向香港的输水管工程，3.8 公里的输水管所需要的 800 吨钢材无法解决，结果派了赵俊谦到北京找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了从鞍钢调运 800 吨钢材。周总理一直很关注深圳水库，在水库建成后，我曾两次参与接待他亲自介绍前来参观水库的国宾（一次是尼泊尔国王，一次是巴基斯坦外长）。1980 年邓颖超来深圳，一下车就表示：“我要了却周总理一个未了的心愿，看看深圳水库。”
当时国家一些领导人朱德、董必武、叶剑英、贺龙、郭沫若等曾先后来此参观过，董必武还为瞭望亭题名为劳乐亭。
在主体工程完成后，我们继续完善有关配套工程。这期间，曾经发生一场虚惊。由于主、副坝是采取兵团作战，进度快，而溢洪道则是由部队一个营负责，溢洪道全是风化石，工程难度大，进展较慢，在主体工程竣工时溢洪道尚未完全打通，故 5 月份一场 12 级台风带来的暴雨给水库造成极大的威胁。按照原来测算，水库集雨面积为 52 平方公里，正常贮水要两年左右才达正常水位，但现在一场台风便使水库的水位暴涨，眼看要威胁大坝。在危急的时刻，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和部队一位朱师长也到水库来了，李富林、朱师长、李锡源和我四个人不时手挽着手，猫着身子，冒着狂风暴雨到坝前察看水情，在风雨最烈时，水位一个小时便升高 1米，我们均非常焦急。一方面报告陶铸同志。陶铸下了一道手令：“42 军力保深圳水库。”另一方面研究作最坏的打算，布置有关部门准备炸药，万一水位超过警戒水位，炸副坝保主坝。幸好到中午时分，雨停了，水位才缓解下来。随后 42 军陈德政委，彭副军长都来到水库并调来了部队和几十辆卡车，适当加高了水库坝面。事后总结，主要是对集雨量计算有误差。后来曹若茗和我到佛山向地委书记杜瑞芝汇报，杜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研究了杀头问题没有？”我们都愕然。我心想，如要追究责任，我实难辞其咎。
宝安县人民委员会于 1960 年 11 月与香港当局签订供水协议，次年深圳水库即向香港供水。后来为了增加水量，经国务院批准，于 1964 年另建东深工程，将东江水连接到深圳水库。
岁月流逝，40 年沧桑，当年曾经关心支持和参与深圳水库建设的人，有的已离开人世，有的则音讯断绝。兴建水库的创议人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总指挥曹若茗在水库建成不久即调去中央，“文革”初期含冤自绝身亡。而那万千真正的建库英雄，更不知他们如今星散何处，尚有多少还安在人间？还有“飞车姑娘”，你现在在哪里，一切可好？
深圳现在已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如今当人们饮用着深圳水库的水，或者是深圳水库转输的东江水时，当人们在风景秀丽的库区内漫步时，你可曾知道 40年前这里发生的故事？你可曾知道这座水库的堤坝是在特殊年代、特殊条件，一大批特殊的人以特殊的方式铸造的“百日堤坝”？你可曾知道在共和国最艰苦的岁月里数万宝安人民为此作出了多么伟大无私的奉献？
（选自《深圳文史》第 3 辑，海天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