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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友农高中毕业后，无缘进高等院校深造，不得不回到农村。他虽说“愿意回乡务农”，但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干农活，因为当时高中毕业生在农村凤毛麟角。1961年上半年，他回到家乡麻桥，在石峰曹村小学当代课教师。
参加工作以后，他仍然一心想报考美术院校，但安徽连续几年未有美术院校招生。自那时起，他一直坚持自学美术和文学，仍朝着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
大概当了一学期代课教师，他于1961年底进入南陵县粮食局工作。他在《一生痴迷诗与画》一文中说：“高中毕业后我不得不回到农村。我的同学钟徽育在芜湖地区粮食局工作，他很同情我，介绍我到南陵县粮食局当协助员。”后来又说是“考取县粮食局，担任工会宣传工作”。细想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可能经人介绍后还要参加考试，至于具体工作，可能既是协助员，又是工会宣传干事。据韩振清介绍，钟徽育在汪友农班上年龄最小，每受同学欺负，汪友农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他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粮食供应最紧张时，汪友农总是吃不饱，钟徽育个头小，食量也小，总是把自己的饭菜分给他一部分。
汪友农能写会画，到粮食局上班不久，便组织文艺演出队，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包括诗歌朗诵、相声、小品、快板、短剧，还出墙报、画报等，很受同事们欢迎。
作为工会宣传干事，他工作十分努力，写了不少稿件投向《芜湖日报》，至少有两篇发表。一篇是《空粮袋中找宝》：南陵县城关粮油站保管员秦维舜，通过学习“一厘钱”精神，深深地感到为国家节约一点一滴财富的重要意义。于是在实际行动中，他主动地利用整理麻袋和面粉袋的机会，把空袋中粘的稻谷和面粉，细心地抖刷聚集起来。到五月底止，共整理麻袋9万多条，面粉袋6千条，抖刷出稻谷1200多斤，面粉120斤。另一篇是《淘花生果的故事》，写南陵县城关粮站站长、残废军人、共产党员刘和清节约生产的故事：城关粮站收购的花生果，有1万多斤含沙土较重，不能直接加工油脂，如果请人拣沙粒，需要支出费用400多元。刘和清提出用水淘的办法，有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出油率。于是他决定先进行试验，自己挑了几十斤花生果赤着脚下河去淘，淘后及时晒干再交付加工。试验结果证明，这样不会影响出油率。试验成功后，刘和清带领站里职工利用休息时间淘晒花生果3100多斤，为国家节省费用120余元。
这两篇稿的见报时间分别为1963年7月7日和9月17日。
此前的5月12日，汪友农还在《芜湖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小通讯，题为《雨夜灌秧水》，写麻桥公社永村大队桥头生产队社员王老爹半夜起床灌秧田水的故事：暴雨即将来临，如不赶紧把秧田水灌好，秧苗就会被冲坏。王老爹灌秧田水时，得到发春夫妇等人的帮助，发春和几名男社员跳进水中，合力拉开闸门，使王老爹成功灌好了秧田水。此篇文章可能也是汪友农在粮食局工作期间的作品。
尽管工作努力，但是汪友农在粮食局只干了一年时间，按照他填写的简历，为1961年12月至1962年12月。韩振清回忆，汪友农离开粮食局的时间应是1963年5月。
他在《一生痴迷诗与画》中说：“很不幸，不久我被解雇了，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我担任过代课教师，学过漆工，画过玻璃匾，绘过门楼、床楣、灶头，还帮死者画过肖像……”那应该是一段很困苦的日子。
1963 年下半年，汪友农在家乡龙山小学当代课教师。同年10月16日，他在日记本上有一段话“写在儿歌前面”：“我整天生活在天真、活泼、伶俐、纯洁、可爱的孩子们之中，亲眼看到他们向上不断成长，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即使只当两个月代职教师也好）怎么不激动呢？为此，我常常想把这些宝贵的东西拾到自己的日记里，但是我的文学水平太差，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能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不太远的将来，深信一定有所起色。”这是他的第二次任教经历，从这段话可见他对教师工作的热爱和他对文学的追求。其所作儿歌：“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鲜花香遍美丽的山河，我们教师是园丁，闻到的香味最早最多……”
1963 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登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同年4月，《雷锋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各地纷纷重印，仅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即印20万册。3月7日，汪友农在笔记本里记录：“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此话出自《雷锋日记》，汪友农笔记显系抄自报纸。
8 月15日，汪友农写了一篇题为《到校第一天》的生活小故事，是以学雷锋为主题的千字故事。故事说：“我”与同窗好友汪金辉“在寝室里同睡一张床，在教室里同坐一条凳，看书、散步差不多时时也在一起，大家都说我俩是一娘所生”，汪金辉要申请助学金，“我”是班委会成员，认为他家生活不太困难，应该把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学。汪金辉的申请没有通过，迁怒于“我”，同窗好友反目。“我”想起老师教导，要好好帮助他改正缺点，在暑假里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一本《雷锋日记》。开学第一天，汪金辉见到“我”时说：“《雷锋日记》我读了几遍，雷锋同志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越看越感觉惭愧，越想心里越难过……”他呜咽地哭了，“我”也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即使在最困苦的岁月，汪友农依然没有辍笔，依然敏感地捕捉着时代的信息，依然做着作家梦。他还写过一篇题为《爸爸的锄头》的千字文：爸爸的锄头是爷爷留下来的，民国廿三年大旱，稻田里干涸开裂，如同小孩子张着要吃奶的口，地主张阎王不准农民放汪冲湖的水，爷爷扛着这把锄头，带领村民硬性打开湖堤闸门，地主指派爪牙和打手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不治而亡。爸爸接过这把锄头，宁肯花钱整修，淬火加钢，几十年来舍不得丢手。如今爸爸要把锄头移交给即将初中毕业的“我”，希望我“为社会主义农村好好显显一代的身手”。爸爸的锄头如同雷锋手中的那把砍柴刀，具有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