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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
周秦之变的第二个变化，是人际关系和人的道德水平的变化。
周制是一个小共同体时代，当时的封国并不大，也就几千人或几万人，里面再分封，每个人具体生活的小社会可能就几百人，就像今天一个大村子那样的规模。
这样的社会，诚信度往往比较高。为什么呢？用秦晖先生的话来说，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来考虑，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都“知根知底”。所有人都要长期地、反复地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人们当然不会选择一锤子买卖，而是会将“诚信”作为处世的基本原则。
这一点我很容易理解，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和城里相比，那时候的农村人情味非常浓厚。一个人去另一家串门儿，如果遇到饭点儿，可以自然地上炕一起吃饭。谁家园子里的豆角、黄瓜成熟了，也会很自然地送给旁边结得比较晚的邻居，大家从来不认为这需要客气。那时候我母亲在山村里做小学老师，是“吃国库粮”的，没有菜地，我家门口早上经常会收到一篮子新鲜蔬菜，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在这样的农村社会中，一个人“人性”好坏，也就是口碑怎么样，决定了他的地位和前途。而且农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谁辈分大，谁就可以坐到炕头，谁就有话语权。甚至直到今天，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不管在外面发了多少财，回到村子里，还是会露出淳厚的笑脸，见了长辈仍然要毕恭毕敬。
所谓小共同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大村庄，民风自然很淳朴。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
而变成了一个大共同体后，中国就从血缘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里，人和人之间都是一次性博弈，就是“一锤子买卖”。举个例子，开在小巷深处的小饭店的饭菜通常很可口，因为来吃的都是老主顾；但是火车站边上的饭店就差劲多了，因为来吃的都是流动人口。因此在陌生人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欺诈行为越来越多，甚至亲人之间也很冷漠。所以秦代建立之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种脉脉温情就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冷冰冰的社会。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意思是秦人分完了家，儿子到爹家借个锄头，当爹的都不愿意；母亲到儿子这儿拿个扫帚用，儿媳妇叉着腰就破口大骂。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头再讲讲儒家。
孔子是古今中外最为特殊的一个思想家。为什么这么说呢？
孔子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老子、墨子、韩非子，他们都各写了一本书。只有孔子一个字也没写过。《论语》不是他写的，是他的弟子们写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文笔不好，怕露怯吗？不是。因为他的主张就是全面回到过去，因此不需要创新。
西周之时，并没有“儒家”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所主张的，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是西周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是习以为常的具体生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被抛弃，这时才出现了儒家。儒家其实没有“学说”，它提倡的就是全面复古，恢复西周的一切。也因此，后世历代儒生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回到“三代”，说白了其实就是回到西周。
所以孔子说他“述而不作”。儒家已经有了系统化的经典，周代传下来“五经”，因此不需要他劳神再去写作。他需要做的，就是整理和传授而已。
所以，孔子并没有创新，他风尘仆仆到处游说，是希望当权者能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广收门徒，四处讲学，也是为让更多的人能传承“周公之道”，散播更多的文化火种。所以，儒家这一学派真正的始祖并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自己也说，周公就是他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他经常梦到周公。
所以汉代儒生坚持认为，儒门的宗主是周公，周公才是“先圣”，是开创者。孔子不过是“先师”，是传授者。
这个想法孔子如果得知，肯定会举双手赞同。
孔子为什么要回到过去呢？主要是他非常反感春秋战国的时代变化，反感人心不古。
虽然孔子活着的时候，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但是随着各国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周秦之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中国的血缘社会正在崩溃的过程中，孔子对“巧言令色”“人心不古”“礼坏乐崩”“世风日下”这些“陌生人社会”的苗头非常敏感和痛心。薛涌说：“从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人的角度看，在这方面，孔子可以说是最早看到专制将腐蚀了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先知。”
所以孔子不光主张文化上要回到过去，连政治结构也要全面回归小共同体时代，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到周初那个一千七百多个小国并立的状态。这就和老子的主张不谋而合了。孔子和老子都喜欢小国寡民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国，才能形成一个“熟人社会”，才能像一个大家庭，才能让“民德归厚”。
孔子反对社会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反对国家组织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对民众的压迫加重。
《礼记·檀弓》记载了一个故事——也许不是史实，但是很传神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气氛：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经过泰山脚下，见到一位妇人在新坟前哀哀恸哭。孔子停下了车，询问是怎么回事。妇人说：“我是在哭三个人。我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先后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很吃惊：“虎患如此严重，为什么你们不离开这个地方呢？”妇人说：“因为这里虽然有老虎，却没有严酷的政治剥削啊！”
孔子听罢，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严酷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猛！
这只老虎，就是越来越集权的国家。孔子虽然未见到商鞅变法，但是他经历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鲁国的“初税亩”。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四上》）
“初税亩”是国家增强税收能力的一种改革。孔子对这种社会变化的趋势非常敏感，明确表示反对。
面对“集权国家”这只新出现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想倒推历史的车轮，回到过去，消灭这只老虎；法家却主张前进，主张更快地推动历史的车轮，让这只老虎越来越凶猛。
那么，我们反观历史的发展，孔子的主张显然是脱离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小共同体社会进入大共同体社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央集权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秦王朝统一了度量衡，为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废除了封建等级制，让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平民从底层向上奋斗比以前容易多了。特别是终结了各国混战，天下大部分地区归复和平。这些都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后才结束了封建制，建立统一民族国家。而日本则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做到这几点。
王夫之因而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毁而选举行……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郡县制比封建制有很多优势，因此，它取代封建制，可以说是一种天意。
而且，儒学主张血缘关系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方案——这在小共同体时代也许可以实现，到大共同体阶段显然就不行了。所以现在新儒学认为儒学包治百病，甚至认为“21世纪就是儒家的世纪”，我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启发作用。
是的，中国社会早晚要走出血缘纽带，要走向大共同体，但是大共同体是否一定要采取秦国的方式？是否必然与小共同体不兼容？不见得。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体的传统一直很深。且不说希腊城邦是自治的，罗马帝国结构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是小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庭，能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自治城市，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这造成了西欧近代大共同体即集权国家和中国式中央集权的不同：欧洲集权国家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出现的，因此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因此，虽然现在的西方国家都是大共同体，但是它们都保留了很多自治传统。比如今天美国社会超过一半的公共事务是由民众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国人今天仍然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讨论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没有失去自治能力。当小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如果这种小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消解了。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因此君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正如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一样，“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社会因此沙漠化。事实证明，这不利于一种文明和一个社会持续保持活力。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可能通过“反向的周秦之变”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国寡民。但是，儒家反对权力过度扩张，强调家族自治，对我们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会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后来的大儒顾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来限制皇权，“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没有强大的宗族就没法立国。他说唐代“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唐代的君主虽然知道不能恢复封建制，但是还是保留了魏晋时再度发展起来的大家族制度，这样的话，天下苍黄之时，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虽然他对唐史的这种解读不见得正确，但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贯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