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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我们经常把春秋和战国连称，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春秋与战国之间本质性的差别。
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都远超过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风度翩翩。因此，春秋时代被灭掉的都是大国身边微不足道的小国，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吞掉另一个大国。比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近100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而战国时代，战争却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越国吞并吴国，开创了一个大国吃掉另一个大国的不幸先例，在那之后，灭国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秦灭六国。
春秋时代的贵族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用遣重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防范森严，日日枕戈待旦，“不择手段”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春秋时代一个重要的战争规则是“师不伐丧”，如果一个国家出兵时遇到对方国君去世，就要主动退兵。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对方国君去世之时却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时机。
因此，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无法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战争通常会在一天之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代，战争旷日持久，十分惨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公元前293年，白起大败韩魏联军，史载被秦军斩首者达24万。而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的他国士兵。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铁器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才得到普及。
青铜时代形成的国家规模比较小，因为青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力。我们说过，青铜器很珍贵，所以主要用来做礼器和兵器，农业工具大部分还是木头和石头做的，所以粮食产量不高。
但是铁器出现就不同了。
在历史上，铁的出现是一件大事。铁器价格便宜，同时相比于木犁，能更轻松地耕种土地。铁器的使用使越来越多的森林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我们知道，在铁器普及之前，春秋时代的各国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没有边界。西方汉学家吉德炜说，商代的国家结构如同瑞士干酪，里面充满了空洞。周王分封诸侯，只是派自己的兄弟子侄到一片荒蛮的大地上建立一个又一个殖民点而已。所以西周初期的一千多个方国，其实“领土就好似一个拥有超过1700个周朝堡垒、要塞和据点的群岛，其周围就是由潜在的村民和异族部落组成的汪洋大海”
。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是一个一个点，而不是一片一片的，点和点之间是荒野，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华夷杂处”。当时的游牧民族，并非只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北边，很多生活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荒野上。
举个例子，宋国和郑国之间有隙地六邑，相当于今天三个县的面积，整整600年，这片土地一直是没人要的。总之，春秋以前，中国大部分国土是没开发的，开发的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出现统一国家的压力。
但是，铁器普及后，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若西周的亩产为每亩1石，则战国亩产（以每亩2石计）增加了100％”
，人口也迅速地爆炸式增长，荒野都被开辟，各国的疆界这时也开始连接，国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就呼之欲出。
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春秋时代，人们可以活得很优雅，而到了冷酷的战国时代，人们必须活得精确且无情，才能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
因此，法家学派诞生了。这是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因为大家都出身于同一个家族，或者存在亲戚关系，所以相互之间提倡体谅包容，“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在人欲横流、生死存亡之秋的战国时代，“温良恭俭让”已经落伍了，没用了，人们必须放下温情，准备战斗。因此法家的思想就是通过变法摧毁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贵族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统治方式，强化集权，扩大军队，提高战斗力，保证国家生存下去。
为什么要强化集权呢？因为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我在前面说过，周代的分封制在过了几代之后因为血缘联系弱化了，诸侯就不听天子的了，而各诸侯国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诸侯也都是把领地分给自己的亲人，让他们当卿大夫。过了几代，这些卿大夫也不听诸侯的了。甚至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仪仗，令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典型的是三家分晋，几个卿大夫干脆合伙瓜分了这个国家，把一个晋国分成了韩、赵、魏三国。
一旦内部分裂，对外当然就失去了抵抗力。所以，君主首先要打击贵族势力，统一指挥，提高国家战斗能力。
接着，要扩大军队。国家要想不被吞并，就要有强大的武装。
要扩大军队，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钱。
战争是最能消耗资源的。因此需要提高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换句话说，要从民众身上获得更多的钱，征到更多的兵。
铁器普及之后，井田制就瓦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农民用铁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原来用木器、石器种一年的公地种完了。种完公地之后还有大把时间，于是就自己开荒——春秋末期，土地还大量荒着。开了荒，打了粮食，不用交公，可以归自己。
这样，大家都忙着开荒，原来那点份地就可种可不种了。井田制就瓦解了，国君和贵族能收上来的粮食就更少了。
所以鲁国最早搞了一次改革，叫“初税亩”。按字面解释，就是第一次开始按亩纳税。也就是说，不管老百姓手里是公田还是私田，都要交税。原来只有公田要交税，现在自己开荒的地也需要交税，这样，国君的税收就大幅增加了。这一制度于公元前594年自鲁国开始，后来楚国、郑国、晋国等国家也陆续跟进。这是国家汲取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强。
国家力量的第二次增强，则是分封制演变成郡县制。郡县制是楚国发明的。楚国原来是南方的一个蛮夷之国，不太懂中原国家的规矩。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打下一块新的土地，都要新封一个贵族。楚王不这样做，他把这块新的土地叫作“县”，就是“悬着”的意思，意指悬在边疆的一块土地。楚王派自己的一个仆人去管理这块土地，收的税直接归楚王所有。这样的县越来越多，楚王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就是郡县制的雏形。制度创新往往是在楚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完成的。
分封制相当于地方自治，国君想直接从各地贵族手里征发百姓、征收赋役，会遇到贵族的阻挠和反对，很不容易。但分封制变成郡县制后，国家取得了对老百姓的最终控制权，无论征税还是发兵，都由国君说了算，贵族不再有发言权。于是，各国纷纷效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郡县制，这就是战国变法的基本逻辑，其实也是一千多年后中世纪后西方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逻辑。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争先恐后开始变法。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举起改革大旗。不久，李悝在魏国又兴起改革大潮。楚国的吴起变法是战国时代又一次著名的变法。可以说，一部战国史就是一部变法史。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仿效。
在各国的变法中，最成功、最彻底的是秦国的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