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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中国历史上，管夏、商、周三个朝代叫作“三代”。这三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后来的读书人总是梦想“回到三代”。但实际上，这三代彼此之间还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所以夏代的历史在今天看来还是模糊不清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家天下，但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国家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部落联盟而已。
在夏代，各部落对中央政权的出现并不习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也缺乏经验。它没有建立系统的分封制度，无法实现对其他部落的直接控制。因此夏虽然已经是国家，但是仍然保留了部落联合体的诸多特征：夏的天下共主地位主要是名义上的，它只对夏族部落的地域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他部落只要承认夏政权的正统性，并向中央政权交纳点贡赋（传说大禹因此作《禹贡》），就可以基本不受干涉地进行自我管理。
在夏王朝统治的后期，夏朝疆域的东部边缘，有一个叫商的部族兴旺了起来。傅斯年认为，商最早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与后来东北地区的满族类似，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燕子的卵。
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的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夏桀。边缘部族乘中原衰弱入主中原，并继承中原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的这一永恒主题，其实从商代夏就开始了。“殷因于夏礼”，商人在攻灭了夏之后继承了夏的文化遗产，并且将其发展壮大。
《全球通史》认为，商灭夏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全球第一次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组成部分。“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不是中国一地的现象：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至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都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在朝代更替之际，统治技术往往发生飞跃式的进步。商王朝与夏王朝统治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商王朝更有效地依靠血缘的力量。在征夏的过程中征灭了那些邦国之后，商朝发明了分封制，商王把自己的一些兄弟叔伯分封到各地，从而使商王族直接控制的地区比夏王族控制的大了数倍。这样，商朝的统治就比夏朝更有力而且更稳定。所以从商朝开始，我们可以把中国叫作“封建社会”。
但是和周朝比起来，商朝仍然是一个不完善的封建社会。商代早期，王室和贵族不断产生矛盾，曾经多次迁都。由于王位继承制度不明确，内部不断争夺王位，曾出现“九世之乱”。商朝在政治上迷信占卜，国家大事都靠算卦，其方式与印第安人用萨满仪式决定族群大事相类似，这样的治理水平肯定有限。这些统治制度上的缺陷，就需要下一次改朝换代来完善。
传统史书说，商朝起自东夷，而周则起于西夷。
一些学者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是北方少数民族，具体地说是白狄。沈长云先生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认为周族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后来随着气候逐渐干冷，他们转移到渭水流域的岐山一带。“由于地理优势，他们更容易得到来自西亚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车技术。”
也就是说，他们的战车技术要比东边政权的更先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军攻伐商纣王，完成了又一次边缘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征服，开启了周朝近800年的历史。
周代和商代比起来，在统治技术上出现了明显进步。
首先，周代把商代创造的分封制度系统化了。
商代虽然发明了分封制，但商王所封的同姓诸国只占商代三千多国中的极少数。而周王朝建立之时，黄河中下游那些邦国原来的土地全部被分封给了周王族的近支亲人。《荀子·儒效》里提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在西周建立之时，天下主要的71个邦国中，周王族拥有的多达53个。周王的近支叔伯子侄，只要智力正常，都成了显赫的诸侯。
周王朝建立分封制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确保周王族对天下的统治。这在“封建”二字的起源上表现得很清楚，“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把亲人们分封到各地，是为了护卫周王。这样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力比商朝要强很多。
其次，商代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是没有制定相对应的完善的礼仪和宗法制度，这就导致商代的政治比较混乱。商王传位，很多情况下是“兄终弟及”，因此中丁之后出现多次争夺王位的内乱。周代配合分封制，建立了“周礼”，王位传承奉行严格的嫡长制，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不是嫡长子的只能封为诸侯，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争夺王位的内乱。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上，周王也通过“周礼”中的“朝聘”“征伐”“会盟”等礼仪形式严密地控制着诸侯。这样，通过系统化的分封制，西周社会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商代与周代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商代重鬼神，而周代信天命。
和古埃及一样，夏商两代，鬼神是人们生活的主宰。夏商两代的鬼与神，基本都与祖先有关。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帝”或者“上帝”，用来称呼天上的最高神灵。但是这个“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因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个“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贵族认为，神，或者说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只保佑商族。神的统治是不可能被人类推翻的，所以他们只要好好祭祀，别让天上的祖宗不高兴，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所以商代统治者不太重视统治手段，只顾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梦死，这从商代青铜器中那众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商代君主如此沉迷于酒，与印第安祭司们沉迷于致幻剂一样，都是追求“通神”的一种方式。
而周代则把上帝从商人的上帝变成了所有人的上帝，从而创造了“天命”这个说法。
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需要为自己的这一行为进行辩护，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论证。因此《诗经·大雅·文王》里说，“天命靡常”。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个民族能入主中原，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德行，获没获得天命。
当初商汤因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选中了当了天子。然而商纣胡作非为，已经耗尽了祖先的道德资源。而周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
然而周人既然凭借这套说辞夺取了政权，这套意识形态自然就对周政权形成了制约。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获得天命，那么这就要求周朝的统治者要自我约束，要好好干，否则就有可能被推翻。
这是周代比较重视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原因。《尚书》中的《无逸》篇，是周公教导他的侄子成王的，具体内容是告诫成王不要逸惰，不要酗酒，否则就可能像商代那样因为失德而失去天下。
因此，周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它把人的命运主动权从鬼神的手中夺回，掌握在人的手中。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们沉迷于对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为彼岸世界做准备。苏美尔人说，神创造了人，就是为了服侍神。如果你了解中美洲文明，看古代的美洲人为了讨神灵的欢心付出多少生命代价，你会觉得不寒而栗。只有中国，从周代起就已经摆脱“宗教负担”，成为一个致力于现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国家。这在人类世界中，应该是最早的。
按照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说法，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历史就可以和西方历史一样，同样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递进的阶段。
然而如果关注历史研究的进展，你就会发现，这个说法的论据在今天已经大面积动摇了。对夏商周三代实行奴隶制这一说法，主张最力的是郭沫若，然而郭沫若当时的论点和论据，基本都已经被后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动摇了。
我们说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隶社会，首先是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大面积存在奴隶制的文字资料，没有大量人口买卖的记录。这说明夏商周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其实数量和在人口中的占比还没有后来的汉代多），但是并没有形成奴隶制度。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与商品经济是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与高水平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没有发达的全国性的奴隶市场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很难产生奴隶制。在中国的稳定小农经济状态下，是不太可能产生奴隶制的。
其次，郭沫若主张商周实行奴隶制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商周遗址中经常出现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杀掉殉葬和祭祀。郭沫若说，“以人殉葬不消说正是奴隶制的特征”，“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隶，正是一种主要的财产”。
然而很多人认为，将如此多的人用来殉葬和祭祀，恰恰证明了商周时代还不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中，战俘通常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以青壮年为主，正是最好的劳动力，但是商周却一般是把他们杀掉，用来祭祀祖先。
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
那么，在西方人用奴隶作为劳动力的时候，中国社会是怎么组织生产劳动的呢？或者说，中国社会是怎么分层的呢？
中国早期社会分层，也是通过血缘标准来进行的。我们说，周代王位继承实行嫡长制。其实嫡长制不只存在于王室，而是通行于整个社会。北宋的大儒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了一个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诸侯在国内，同样要把爵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则被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的儿子就降到“士”这个阶级。士的嫡长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儿子就只能算是平民了。
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描述，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么规整，但大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的。比如姬姓族人，虽然同样和周王一样姓姬，但是因为血缘远近不同，在社会上就处于不同的阶层。谁在血缘上离周王近，谁就位于社会上层，成为中高级别的贵族；谁在血缘上离嫡长子远，谁就处于大家族社会地位的下层，成为士或者平民。
周天子的家族是这样，其他周代贵族家族也是这样。周代每一个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嫡长子世袭“宗子”之位。嫡长子就是家族的国君，正是因此，铜器铭文中的他干脆被尊称为“宗君”。
只有身为嫡长子的“宗君”才有权主持祭祀祖先的活动，也只有他才有权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产。
因此《礼记·内则》说，家族内部，最有权威的是宗子。旁系子孙“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
也就是说，如果你血缘地位低，即使因为特殊原因发了横财，比宗子更富有了，但是你在宗子面前仍然要毕恭毕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过宗子。不能在宗子面前摆谱，不管你是坐着多好的车来的，也要远远地停在门外。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的车马，则必须把最好的部分献给族长，你只能用次等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古时代中国特色的敛财方式，即“先贵而后富”：你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周人，也就是“国人”。西周社会分为“国人”“野人”两大阶层。所谓“国人”是统治阶层，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各诸侯国，定居在城邑当中。“野人”指被征服阶层，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种田地，交纳赋役。被征服阶层同样按宗族划分，每一个宗族自我管理，共耕一片井田。
所以，在血缘时代，血缘地位和权力地位是完全一体的。周代的家与国是合一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只是政治关系，更是血缘关系。“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与周王室的关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义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臣的观念。”
所以我们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从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国家，血缘家族一再扩大，到了周朝，这种宗族意识达到了顶峰。可以说，在三代以前，中国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长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