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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了。

投影仪关掉，屏幕上的影像也消失了。

放在演讲台上的水，我喝了一半，然后朝着闹哄哄的听众走去。主题是“旧城区开发和城市设计”，来了很多人，大概是因为存在着利害关系。负责市政府的民间企划的科长带着我，我跟在他身后来到礼堂外的大厅。所有人都背对着我这边，走向门口。有位年轻女性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我面前。

老师，请稍等。

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很普通的打扮，没有化妆，一头短发。我停下脚步，看了看她。

我有东西要转交给您。

我一头雾水，看看她，又看了看递到我面前的纸条。上面写着大大的人名，还有一串小小的像电话号码的数字。

这是什么？

我接过纸条问道。她犹犹豫豫，一边后退着远离我，一边说道：

您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人……让您一定要给她打电话。

没等我继续追问，那名年轻女性就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去灵山邑是因为尹炳九妻子发来的短信。他是我的竹马故友。我在故乡灵山读完小学，尹是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同级生。住在镇上的人们大都在郡政府、学校、邑事务所等地工作，或者是在中央大马路拥有自己的临街店铺。住在院落宽敞方正的韩屋里的人们是地主，到处都有自己的农田。父亲是邑事务所的秘书，拿着微薄的薪水，养活妻子儿女。

灵山位于洛东江桥头堡内侧，即使战争席卷而过，这里还是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父亲从战场归来，在邑事务所谋了个职位。听母亲说，这多亏父亲在某次高地战斗中立下战功，获得过勋章，还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郡政府做过使役。在清一色务农的小镇年轻人中，父亲读完小学，还学会了日语和汉字的读写。父亲的小炕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边角已经变色发黄的《六法全书》《行政学》等旧书。后来离开农村去了城市，父亲在代书所做书记员，也是这个缘故。虽然我们很贫困，不过每个月都有父亲的公务员工资，还有外婆家的小块农田，每年都能产粮食。那五亩水田是母亲出嫁时从外公那里分来的土地。

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小镇边缘山脚那一片的坡顶。房子是一字形，三个房间，中间是厅堂。炳九家地势更高，跟我们家隔着一道砖墙。两间房子，再加上厨房，简直就是个窝棚。最初是土墙草房，后来才更换了石板瓦。炳九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不过我并不了解他。小学毕业后，我们全家离开灵山，搬到了首尔。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几十年之后，我们快四十岁了。那是在首尔市中心某酒店的咖啡厅里。

认出我是谁了吗？

他用庆尚道方言问我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当时他穿着藏蓝色的西装，衬衫领子露在外面，很像官署里的高官。他刚说出尹炳九这个名字和灵山邑，那个早已忘却的外号就从我嘴里神奇地溜了出来，像中了魔法似的。

烤地瓜，你是烤地瓜吧？

即便是血肉之亲，时隔二十多年再会，也会相对无言。大多只是问问家庭关系和现状，自然地一起喝着咖啡，交换名片或联系方式，有口无心地相约什么时候见面喝酒，然后分开。也许一辈子都不再见面，也可能通几次电话，哪怕以后再见面喝酒，也会觉得没意思，坚持不了太久。每个人都受困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没有交叉点，即使亲戚之间也只能在祭祖的日子见面。尹和我开始延续新的关系，是因为我在贤山建筑公司，而他刚刚接手了很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岭南建设。看我还记得他的外号“烤地瓜”，尹炳九的眼角立刻泛起泪光，猛地抓住我的双手，结结巴巴地说：你还没忘啊。

我们家院子的左侧围墙边有棵两人合抱粗的榉树，他家就在这道围墙的后面。每天早晨他隔着围墙探过头来，喊我去上学。他家附近是村庄尽头的国有土地，也是小松林起始处的斜坡。战争结束，附近佃户因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被收走而陆续聚集起来，凑合着用泥土和石头砌墙，搭建起了小窝棚，慢慢地就有了十几户人家。他们包揽了镇上的零活，做泥瓦匠、木工，帮着郡政府干杂事，每到秋收时节就去周围农村做帮工。我也出生在那些房子里，炳九搬到我们家后面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不过我不是很确定。搬来那天，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们在后山玩了一下午。炳九的妈妈为人很温和。我还记得她帮着农家挖地瓜，带回许多散落的地瓜，还送来一瓢让我们也尝尝。尹炳九经常带上两三个地瓜到学校当午饭。他的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人影。每次回家都酩酊大醉，吵吵嚷嚷或者对妻子大打出手。听说他父亲在附近城市的建筑工地当工头。

我之所以忘不了尹炳九，是因为我们曾在后山烧火烤地瓜，结果引发了山火。我们忙着给滚烫的地瓜剥皮，稍不留神，火花引燃了干草。我们手忙脚乱地追赶火苗，又是用脚踩，又是脱下上衣抽打，试图灭火，然而转瞬之间火势就蔓延到四周。我慌忙跑下去，大喊山上失火了。几十个大人从家里跑出来，拥到后山，乱糟糟地忙到天黑，总算扑灭了山火。

混乱之际，我和炳九藏到了郡政府前的公共礼堂。公共礼堂是日本侵略时期的神社所在地，后来用作礼堂或跆拳道场。我们在黑漆漆的公共礼堂里背靠背睡着了。家人和村里人在后山找我们到深夜。第二天到了学校，我们才知道自己在镇上出了名。我们在教务室门前举着写有“注意用火”的画板罚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炳九得到了“烤地瓜”的外号，不记得是谁先叫的。胖墩墩的身材，黑黝黝的圆脸，忽闪又机灵的眼睛，这个外号挺合适。

无论是我学建筑，并以此为业过生活，还是尹成为建筑公司代表，这些都只是偶然，后来我们臭味相投是因为相互需要。我们家离开灵山邑之后他过得怎么样，还是几十年之后重逢，我在日本餐厅里才听说了详情。对任何人来说，自己走过的艰难过往都是血泪史，但是不能说出来当作炫耀的资本。这就像对年轻人感叹说，你们没尝过青黄不接的滋味，你们不知道中午饿着肚子的孩子去学校操场边找水龙头。毫无意义。

炳九成绩糟糕垫底，家里几乎交不上学费，五年级就辍学了。游手好闲了挺长时间，后来他送过报纸，也去过车站摆摊，年纪轻轻就做了货车助手。他的父亲进了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来，他那温和的母亲去镇上的饭店工作，妹妹也离开家去学美容技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尹炳九和我先后去了部队。我在大学期间参军，好像比他稍晚点儿。尹被分到空军部队，接受重装备教育，这成为他日后人生的转机。刚刚退伍，他就取得了重装备技术资格证，投身到当时渐趋活跃的农村现代化事业。

他的第一份事业是租赁挖掘机，进行农田改良。所谓农田改良事业，就是佃户走了，农田不足十亩的小农也因为无法忍受而离开农村之后，中农取得他们的土地，然后以中农以上为中心改造农村，这在新村运动时期尤为繁盛。其实就是重新规划农田和整修水渠。这项事业本来是各地神通广大的有识之士出面，配合郡政府共同促进，然而炳九主动要求打下手加入。最初几年，他只是添置了几台重装备，后来负责地方主干道工程，便离开镇子，以道为单位开展业务。从那以后，他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国会议员、法官和检察官。他的名片有很多种，密密麻麻地罗列着他的头衔。首先是建筑公司代表，其次是某党顾问委员、青少年教导委员、奖学会理事、青年会议所、扶轮社、狮子会，等等。见面的时候，他刚刚收购了破产的建筑公司，准备在大城市建造公寓。我们不约而同地根据各自的需要频繁通话、见面，还合作了几个项目。

他妻子在发来的短信中这样说道：“他病倒了。生病之前就总是找您，希望您能来一趟。”

虽然并不情愿，不过我还是决定去灵山邑。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前几天金基荣跟我说过的话。“空间、时间、人？我们的建筑里有人吗？如果有人，临死之前肯定会后悔。贤山先生和你们都应该反省。”

金是我的大学前辈。我一笑而过，避免和他争论，并不是因为他患了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我喜欢他。我并不嘲笑他愚蠢的纯真和对人、对世界的单恋，只是喜欢。周围有人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因为他没有实力，而我认为这恰恰就是金基荣的实力。我对他的宽容就像决定不再单恋这个世界之后，远远地注视着他的那种从容。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得出了人和世界都不可信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欲望只会从这些价值中过滤出值得留存的东西，或者将大部分改造成以自我为主，或者作废。即便是稍微留下的东西，也会像很久以前用过的旧物，封存于其他记忆的阁楼。你问我楼房用什么建成？归根结底是由金钱和权力决定。它们决定的记忆被形象化，得以长久保留。

翻过山冈就是灵山邑。我想起我们全家离开这里的夜晚。父亲和母亲坐在货车驾驶席旁边，我和弟弟蹲在货车厢的行李中间。货车颠簸着驶过土路，盛满餐具的木盆摇摇晃晃，发出刺耳的声响。瓷器还是碎了大半。天亮了，走上通往首尔的国道，我们才下车吃了碗汤泡饭。出发前没吃晚饭，面对着热乎乎的汤泡饭，我们吃得狼吞虎咽。母亲说，人都说败家子才会连夜逃跑……说着说着，母亲失声痛哭。

十五年前，我曾回过灵山。那时尹炳九正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说要在老家买房子。尹很认真地说，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我尴尬地笑着随声附和，不过他说这话时还是很害羞。他拆掉了曾经是灵山大地主的赵氏家族的老宅，买下能清楚看见水库的整片松林。当时就已经看不到昔日灵山邑的风貌了。常听人说，乡下的时间要比城市过得慢，然而对于离开的人来说，感觉就像是迅速流转的视频。机缘巧合偶尔路过两次，几十年的岁月恍如昨日，熟悉的面孔却通通消失不见，首尔街头常见的建筑和风景占领了中央马路两侧，随后便像车窗外的风景般转瞬即逝。

尹炳九的妻子见到我就用手帕抹眼泪。她是小学教师，在炳九发展势头最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炳九结了婚。我觉得他的婚礼并不浮夸，很实际。尹的妻子在病房门前看到我，自言自语地说：

他说过不要卷入政治风波。

尹炳九已经做完手术，处于昏迷状态。这或许是好事。距离接受检察院调查还有一周时间。也许相关人士听到这个消息会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尹像死了一样躺在各种医疗器械之间，我在他的床头坐了很久。他的半边脸都被呼吸机遮住了。他的儿子建议换到道立医院，不过尹的妻子说要是路上出事怎么办，还是住在这里吧。他的长子陪我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找我。他认真地说，前不久尹想在老家房子的位置上建纪念馆。

父亲这样说的。您家的房子和附近加起来大概有五百坪，您来设计盖房，成立文化财团。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但还是很认真地说：

这种事要等你父亲身体好了再考虑。

尹的儿子在首尔负责经营父亲的公司，似乎也觉得这个话题不合适。吃饭时他好几次看手机，还到外面大声指示着什么。他说现在像灵山邑这样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令人担忧。有的人家只留下老人，有的人家已经空了，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年轻人早就绝迹了。他装出一副很懂乡下人情世故的样子。这话的确没错。他和我差不多，一年也回不了一两次。

周围已经黑了，我去了他预订的汽车旅馆。走廊两侧安装了摄像头，设备都是最新的，从照明、电视到空调都可以用遥控器调节。躺在陌生的地方，我难以入睡。偏僻的农村为什么到处都是路灯呢？我发着牢骚，仔细拉好窗帘，试图遮住从玻璃窗透进来的灯光。

我早早地醒来，看了看桌子上在黑暗中发光的电子表，已经七点十分了。我从年轻时就爱睡懒觉。建筑事务所和普通单位不同，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事先计划好的部分就可以了，创意之类不必被杂务所束缚。我自己经营建筑事务所的时候，每周上班两三次，而且都是上午十点多才去。如果没什么事，下午就早早离开了。我这辈子都是在深夜工作，等别人都下班了我才慢慢地起身活动。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

时间还早，可我不能就这样躺在旅馆房间里。走出旅馆，上了公路就是长途汽车站。乡下的人们果然勤劳。汽车站门前已经挤满了人和出租车。我一边嘟哝着乡下小镇怎么有这么多车，一边沿着中央马路往前走。以前屋顶低矮的店铺不见了，两边都是两三层的建筑。路的方向没变，只是比以前宽了许多。

从十字路口右转，经过郡政府旁的小路和文化会馆，我在上坡路左右张望，原来的松树林不见了，胡同消失了，双车道的土路打通了，两侧长长的石墙也不见了。路边同样排列着整齐方正的两三层建筑。我估计着后山的模样，向左转，发现了盖着水泥盖子的下水道。我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从前这里还有小河。有一次父亲喝醉酒回来，掉了进去。我也曾在这里抓过青蛙。

农田之间有一两栋房子。看不到我们家。十五年前来的时候，房子虽然衰落，不过还有人住，后来房子空了，最后被拆除。我还记得站在炳九家的院子里，抬头就能看到拐角处那棵两人合抱粗的榉树。那棵树也没有了，不，有还是有的，树被砍了，只剩下树桩。很多地方都长出了大大小小的蘑菇。辽阔的辣椒地斜斜地延伸到炳九家，每块地都罩着黑色的塑料膜。后山上的树比前面更绿，也更茂密了。

对于这个离开的人比留下来的人更多的地方，我无法理解它文明开化的模样。从旅馆到商街和住宅区，路边都是两三层的盒子似的水泥建筑。这样的小镇比从前更荒凉。飘在低矮屋顶上的炊烟再也无处可寻。站在山坡上，我只看到和其他小城市相似的风景，甚至和首尔郊区也差不多。我和烤地瓜，还有早早离开人世的父亲母亲，仿佛从来就不曾来过这个小镇。

周末上午，我接到了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女儿平静地讲述过去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她是我唯一的孩子，现在在美国生活。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所综合医院的医生，跟美国教授结了婚。留学期间在当地结婚，自然成了那边的人。女儿定居美国之后，妻子经常穿梭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现在好像是想彻底留在那边，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她的娘家人几乎都住在美国，我们的婚姻早在十几年前就问题重重，最近好像彻底脱轨，很难缓和了。女儿说起妈妈新搬的公寓，说起自己家人和姨妈们举行的乔迁宴。您身体好吧？妈妈让您按时吃降压药。既然已经在女儿住处附近找到了新的公寓，看来妻子是不打算回来了。

难得地想起香烟，于是我四处翻找。偶尔在捕捉灵感的时候感到郁闷，我就会寻找红色万宝路烟盒。应该在某个地方。我从书桌上的台灯旁找到打火机，打开抽屉，然后翻找衣柜里的西装。我在衣服上面摸到了烟盒。我摸索着拿起烟盒，忽然有什么东西啪嗒掉了下来。两张名片和一张纸条落在脚下。一张名片是市府公务员，另一张是某杂志社记者。还有一个……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叼起一支烟。我茫然地注视着写在电话号码上面的大大的名字，在心里默念。车、顺、雅。尘封在记忆里几十年的名字，早已被我遗忘了。我想起上周演讲会上从年轻女人手中接过纸条的场面。演讲结束后，我接受了建筑杂志的采访，接着和几个人喝酒。连续几天消化这样那样的繁忙日程，我把纸条忘到了脑后。

犹豫片刻，我拉过了书桌上的有线电话，按顺序拨打纸条上的数字。铃声响过很久，连接语音信箱。我本想说点儿什么，却又急忙放下了话筒。我拿出手机，留了短信。

我是朴敏宇，方便的时候请给我打电话。

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建筑公司的宋说：

今天金基荣老师有聚会，您去吗？

金前辈的什么聚会？

医生说没多少时间了。几个人陪着出去放放风。

好，去哪里呢？

说是要去江华。

我决定不坐司机的车，而坐宋开的车。经过奥林匹克大道的时候，宋说：

大东建设的林会长被盯上了。

我猜出他是听到了什么传闻，但是故意装糊涂，反问道：

被盯上了，这是什么意思？

听说林会长和现政府关系不好。

大东建设把汉江数字中心的项目交给了我们。现在，那栋超高层建筑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我故意漫不经心地说：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负责的事就行了。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干净利落地收尾。

他大概是看过报纸上的报道。政府正在调查，大东建设正在郊外推进的亚洲乐园项目很可能会因为资金问题而搁浅。

我们难得出来放放风，你怎么总说这种泄气的话？

我故作愉快地说道。宋转移了话题。

别看金基荣老师生病了，但是心态真的很好。

是啊，他本来就是个乐观的人。

因为是平日，路上车不多，我们的车行驶在奥林匹克大道上，经过金浦，跨过江华、草芝大桥。我们把车停在交叉路附近的停车场，走进了咖啡厅。等在那里的李永彬教授高高地举起手来。他和我同届，毕业学校不同，因在有奖征集活动中竞争而相识，活动时间相仿。我们曾经为了拿到某个项目而竞争，也曾共同参与过某个项目。他和金前辈一样在欧洲学过建筑。若论实际业务，他没法跟我们这边相比，不过他毕竟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首尔人。李永彬早年选择了教授这个职业，现在是华而不实的批评家。他一身休闲打扮，戴着棒球帽。他似乎有些意外地说：

你应该很忙啊，怎么到这里来了？

好久没见金前辈了。

一辆商务车驶入停车场，熟悉的年轻人跑进咖啡厅。原来是建筑杂志社的主编。他四下张望片刻，对我们说：

大家都去吧，我在东幕海水浴场附近订好地方了。

金前辈坐在副驾驶，冲着走近的我们挥了挥手。三辆车相继驶入海水浴场，还没到玩水的季节，只有出游的家庭和几名年轻人，显得很冷清。我们走进看得见大海的海边餐厅，围坐在餐桌旁。金基荣比几个月前瘦了许多，因为抗癌治疗出现了脱发症状，戴了顶旧礼帽。除了我们，还有杂志社的两个人和画廊策展人。加上金前辈的妻子，以及他的建筑事务所的弟子们，总共有十几个人。金前辈和妻子，李永彬和我，跟其他人分开落座。我们点了鲳鱼、大眼鲱鱼等生鱼片和烤蛤蜊。

我们谈起贤山建筑公司初创时期经常爬摩尼山的事。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天不怕地不怕。每个人赋予成功的意义各不相同，而金基荣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经营着工作室。李永彬没有留下值得纪念的作品，进入大学专心为稻粱谋。我也曾经拥有过一家养活百余人的建筑企业。是不是人越成熟就越没有气力？正赶上金融危机，公司规模缩小，变成了只有二十多名员工的务实的事务所。

金前辈难得出来郊游，今天心情似乎不错。每当他笑起来的时候，瘦削的脸颊就会显得更小，露出很多皱纹。医生说要想克服抗癌药物的副作用，应该多吃高蛋白食物，不过他只吃了几口妻子夹给他的鲍鱼和蛤蜊。

说实在话，我活不了多久了，金前辈开口说道，你们去英国坐过伦敦眼吗？李教授说坐了，金点了点头。

那个轮子转一圈要一个小时。佛祖说过，人间百年一个轮回，那我们不都是转不完一圈就要下来吗？

百年之后，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将消失不见，世界上都是新人。看来还是建筑商好些，建筑会在地面上留存。虽然大家都会这样想，不过建筑商也可能留下贪婪而丑陋的形象。午饭之后，年轻人去海边散步，慢悠悠地走着，时而把虾条扔给海鸥。傍晚时分，我们才把车停在华道面方向通往摩尼山的坡顶，漫步兜风。晚霞满天，太阳慢吞吞地落下地平线。

李永彬说起岭南建设尹会长的事。

那个人是你的发小儿吧？贤山那时候，因为你，我也和他见过几面。

金前辈大概也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风光，不过那人好像做过一两次国会议员吧？

尹炳九会长，还有最近的大东建设事件，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秘密资金出事吗？

李教授静静地看了看我，说道：

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下了？

我们都是给人画画而已。尹会长病倒了，不省人事。

我说了自己去灵山邑的事。我说房子、砖墙、羊肠小道都不见了，我出生的地方只剩下了树桩。

全世界的故乡都消失了。

我说话间，金前辈凝视远方的大海，转头看着我们。

那还不是都让你们给消灭了。啊，晚霞真美！

进入首尔市区，大家自然地分开，李教授跟着我回到办公室。尽管没有事先约定，不过我和他决定去公司附近的红酒吧吃晚饭，喝杯酒。他提议支持金前辈最后的活动。这是一次回顾展，展示金前辈的设计草稿、建筑模型、照片资料、设计方案等。他说，身边的人都在捐款，你也赞助一下吧。好吧，我大概是这样回答的。酒意渐浓，李永彬教授从卫生间回来，冷不丁地说道：

可能是因为今天见到了病人……我想起了那片槐树林。

槐树林？

我没听懂，心不在焉地反问道。

不就是开发江北地区的时候吗？李永彬补充道。我这才想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平房的贫民区和低矮的后山。

那里怎么了？

我小声嘀咕。他说：

没什么，我就是想起了从前。我们都给推平了。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闷闷不乐地说：

你不知道吧？我也出生在贫民区。

李永彬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以前你说过。这话我说过多次了，你是强者嘛。

直到午夜，我们才喝完酒。回到家换了衣服，我拿出手机看了看，几条短信中夹杂着车顺雅的。

我是车顺雅。您给我打电话了。谢谢您没有忘记我，跟我联系。我白天不方便接电话，晚上可以，晚些也没关系。

我迟疑片刻，开始按数字键。虽然很晚了，但是收到短信还不到一个小时。如果睡了，应该不接电话或者关机。我这样想着，一个个按下数字。信号音隐约传来。喂？哦，我是朴敏宇。啊啊，朴敏宇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面馆。年龄在增长，声音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也跟着提高嗓音。你现在住哪里，在那里做什么，父母都好吗？我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车顺雅说她在富川做生意，吃饱喝足没问题，偶然间听到了我的消息。我说那为什么不来演讲会场，那样我会很开心。她的回答很简单，说自己又老又胖，不好意思见面。我说现在知道联系方式了，时不时打个电话，什么时候抽空见个面吧，然后就结束了通话。

第二天，我在头疼和口渴中醒来，脑子里空荡荡的像白纸。渐渐地，海边、山坡上看见的晚霞、癌症晚期患者的乐观笑声、话筒里传来的女人声音，像斑点在白纸上弥漫开来似的，乱七八糟，仿佛是梦的延长线。快点儿回来才行。我用力晃了几下脑袋，从冰箱里拿出凉水，接连喝了两杯，然后呆坐在餐桌前。这时，门铃响了。今天是钟点工来家的日子。虽然很麻烦，不过我还是要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