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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逸才呢？超凡脱俗，超逸，不受正统规则的约束，也不大合正统。他们以春秋战国纵横家的思想作为其行为的理论依据，驱使他们行动的核心力量是心中存在的远大抱负，即做帝王之师、行帝王之术。王闿运与杨度就是逸才的代表。
王闿运，湘潭县人，这个人可是湘潭的宝贝，也是湖南的宝贝，乃至全国的宝贝。他一生在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诸领域成就辉煌。他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文学家、大策士、大经学家、大史学家。
王闿运与官场的交往常常保持名士做派，很有些魏晋风度。他喜欢与官场周旋，与官场打交道，善于与官场打交道，“见大官则藐之”的谋略被他运用得娴熟无比，与官场打交道，他不卑不亢，学问充实于心，浩然之气充实于心。他的学问是真功夫。常年手抄二十三史，贫时如此，达时亦如此。盖抄一遍胜过读百遍，且漫漫长夜，娱乐活动少，抄书既是娱乐，也是一种健身。王闿运一生不得其志，对社会愤世嫉俗，但他并不清高。他是见大官则藐之，他身上有一股傲气、狂气。与普通人交往则率真。王闿运的逸体现在他的脱俗、任性、率真，不按世间常规出牌，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另类、异类。王是一个游走于官场的人，他要用官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又不能丢自己的尊严，不能成为官员的奴仆。
如有一次，王到金陵看望两江总督曾国藩。适曾有事，当日未得相见，第二日，曾使部下来请他赴宴。王很生气，认为曾国藩看不起人，愤言：“我又不是来蹭饭局的！”怒而去之。
若干年后，曾国荃任两江总督，王到金陵，他到处串门，就是不到曾国荃处。曾国荃得知后，急令部下执书捧银追之，索其墨迹。王此时已到了船上，见九帅送银子来，那就应付两句吧？眼望长江水，随便胡诌几句。部下拿回去，引起曾氏幕僚们轩然大波。有的说，王闿运是歌颂九帅的功劳如长江之水一样浩荡，有的说王闿运是贬低你九帅，打天京这样的盖世功劳不过如长江之水一去不复返罢了。王得知此事，笑谓左右，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只是想到老九的银子不收白不收，但总要胡诌他几句来搪塞罢了。
王闿运懂得炒作自己，他算得上是湘潭最善于炒作的作家了。《湘军志》的编写是曾国藩在生就有所交代的，让湘军故里的才子王闿运来承担。后曾国荃出资请王闿运具体实施。银子是得了，湘绮楼也盖起来了，而《湘军志》却恼怒了所有的湘军人物。盖王氏以春秋笔法秉笔直书，尤其对湘军攻下金陵后抢掠行径的实笔，把曾国荃惹火了，勒令其毁版，另安排他人重写。王氏之《湘军记》遂成为一本谤书。且不说《湘军志》的史学价值如何，而其文字功夫却是少有人可与相比的。
湖广总督端方送给他一个砚台，他拿着砚台自顾言语：“端方不端不方。”弄得端方很尴尬。
湖南某巡抚来见王闿运，席间，颇以巡抚自居，王不客气了，指着在旁侍奉的仆人说：“尔辈乘时，皆可为督抚。”该巡抚大失面子。故很多官员在王面前都不敢高调，而以弟子自称。
他可以想出许多别人想不出的见面的由头。比如说，三十多年前，他在北方与袁保庆（袁世凯之嗣父）吃过一顿饭，席间，扯起彼此同是一年中的举士，一个湖南中的举，一个河南中的举，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袁与王当时拜了同年。这本是酒桌上的戏言，三十多年之后，王闿运让杨度拿着他写的信去北京拜访袁世凯。这种套近乎的办法使杨度有机会接近袁世凯。
他与张之洞若干年前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吟过几首酬唱之作。若干年之后，他也让学生拿着他的诗作去拜访张。
与社会打交道他采用的是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诙谐，调侃，能以逍遥通世法，以平民身份与社会各界打交道，不做派，不扭捏，是真名士，真风流。
比如说，曾国藩过世，举国上下为之哀悼，一时挽联花圈如云。按理，挽联总是对亡者品德功绩的肯定，而王闿运的挽联这样写：“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军功只局限在一个区域，传世之作则没有，怪不得曾纪泽不把这副挽联挂出来。
与他打得火热的有一些是社会底层的人，如名伶、名妓、侠妓等。咸丰五年（1855），王进京会试，路过郑州，识妓女秋云，两人填词作赋，成红粉知己。王吹嘘，此次进京必中天下大魁，盖时香车宝马来接。结果连个进士都未中，只好灰溜溜地从运河南下绕道回家。三年后又进京会试，再到郑州时，秋云已经等不到心上人而忧郁而逝。又比如，他的第二位夫人莫六云，本不过广西一歌女，因为在广州唱出了名而成为众人追逐的目标。时王闿运在广东巡抚处做师爷，也时常去戏院捧场，没想到把个莫六云勾引上，那莫六云自购宝石猫眼绿一对作为定情之物，并在报上刊登嫁人启示。那嫁人的条件是为王定制的，只是为掩人耳目，结果不名一文的王闿运把广州城的女明星娶到了手，时人诗云：“抚署一幕客，名动五羊城；湘中一寒儒，势压八名府。”
晚年的王闿运风流不减当年。前面二位夫人相续辞世，他不再娶了，找了个周妈当保姆，实际上是工作秘书与生活秘书一肩挑。周妈并不漂亮，甚至还有些丑，但她把王闿运招呼得贴切。王称她有“陈平之才”，而周妈也俨然以王府女主人自居。晚年的他不再明媒正娶，而与保姆周妈相伴生活，可谓很开放的了。无论出行何处，总带上周妈，周妈成其贴身女仆。在衡州任山长时，有一次，一和尚因寺院的菜地与官府有些冲撞，需要有人找官府疏通关节，周妈事前已收人家二百两银子据为己有，王装聋作哑，写一条子给周妈：“本山长向不与出家人往来，若僧尼有事求，须敬垫现银二百两！”这样既为周妈解了围，又不坏自己定的规矩。
民国初年，袁世凯邀王闿运北上，路过武昌，见段芝贵（湖北总督），他穿着清朝的袍服。段笑他：“都民国了，还穿什么胡服？”王闿运指着段芝贵笔挺的西装革履：“你不也穿的是胡服。”段哑然。段又设难：“王老先生，听说你一辈子都不愿做官，为何到了晚年又想出来做官了？是不是当官比当老百姓好些？”王一本正经地说：“段大少爷，这就是你不晓事了。当年李少荃说得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了，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了。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难事要我去做；现在老了，无用了，便只有去做官了。”说罢哈哈大笑。段知道这老头子的厉害了，不敢怠慢了。席间，王大谈中兴时期与曾、左、彭、胡的交往，令湖北官场新贵们肃然起敬，纷纷写帖来请王的客。王一个也不领情，他跑到武昌一个叫王金玉的老妓女处抄《洛神赋》去了。
到了北京，袁世凯宴请他，他把周妈带上，袁问：“这是你的什么人？”他说：“我的拐杖。”席间与周妈对着袁世凯指指点点，不把个民国总统放在眼中。
袁世凯请他出山当中华民国国史馆的馆长，他让全馆的人放假——“你们回家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月来领薪水好了，这中华民国有什么史可写，不就是梁山泊与瓦岗寨罢了。”
王闿运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他一生最遗憾的是他的帝王学没有成功，“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帝王学，是政治学中的最高者，要么伴君王侧，要么另觅君王，两者风险都很大，苏秦遭车裂，晁错被腰斩。古往今来，玩帝王学者鲜有完美下场，而功名之学不同，按部就班，以获功名利禄，较之帝王学，虽低一档次，却安全，诗文之学就更稳当了。
如何理解王闿运的帝王学、功名之学、诗文之学？我在《杨度》中假托王闿运之口这样定义功名之学、帝王之学和诗文之学的——
所谓功名之学……乃是为功名而来求学的……其目的在考取举人进士点翰林……此等人，老夫只教他熟读四书，精通八股，作试帖诗，写策论，做官是他的目的，诗文只不过是敲开功名之门的砖石……此乃老夫门下最初等之功课。
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辩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质。
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论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画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聊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环宇，功标青史。……
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然自古以来树大招风、功高易谤，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入凌烟阁、上封侯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至毁家灭族的也是他们。
年轻时他只想行帝王学，他是许多重臣的家庭教师和幕府成员。如年轻时在肃顺府中当家庭教师。肃顺是咸丰帝时的权臣。咸丰帝热河病死，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祺祥政变。其时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在一年前被清廷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此时又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王闿运来到曾营游说曾国藩，纵谈谋国大计。我在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设计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藩以茶代墨，连书“狂妄、狂妄、狂妄！”曾国藩拿下天京后，不但没有非分之想，反而自裁湘军，自剪羽翼。王闿运在他自己手上没有完成一个帝王学的个案，便把平生所学尽传杨度。杨度把老师的这一套用在袁世凯身上。杨度任筹安会会长，积极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袁世凯倒台，杨度遭到国民政府通缉，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王闿运逝世，流亡之中的杨度请人送来挽联：“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帝王学到了杨度手中便失传了，它成了一门绝学。可笑的是，现在的小青年有不少对此还兴趣盎然。有读者看过我的《杨度》之后，纷纷电函咨询帝王学，有的甚至还要拜我为师，研习帝王学。真是可笑也！
（原载《唐浩明纵谈湘潭人物》）
王湘绮平生以帝王学自傲，视为独门绝学。可惜世事难料，“纵横计不久”，郁郁不得志。大弟子杨度身后，即告失传，遂成“绝学”。
此文专谈王氏与其帝王学，娓娓道来，散漫有趣。传统文化与世界潮流的精髓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自是新文化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