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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为近代人才之渊薮，自咸同以降，以迄民五（1916）之拥袁倒袁，包括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吾湘人殆无不居于领导地位。其间以文人而兼经师，著作甚富，享年最高，其影响直接及于湖南四川，间接且及于全国者，殆莫如王湘绮先生。
湘绮先生名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生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卒民国五年丙辰（1916），得年八十有三。身历道、咸、同、光、宣五朝，以迄民国，所经事变之繁，与所接触人物之多，近世殆罕其匹。
商务所印行之《湘绮楼日记》，始同治八年己巳（1869），迄民五丙辰，凡历四十八年，共计三十二册。其内容或记家居读书，或记出游讲学，凡交游之乐，游览之迹，或偶抒怀抱，或偶发奇想，无不纤悉毕载，间亦录存未入专集之书札、诗词，尤足珍贵。涉猎一过，于此半世纪间学风之递嬗，人物之消长，社会之变迁，均可窥见其梗概。其叙述湖南当时各方情况，余读之倍觉亲切有味，而老辈用力之勤，尤足使吾人感奋兴起也。
予读陈寿《三国志》，虽亦敬诸葛亮之为人，然终感不足，寿讥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予之观点则不在此。亮在建兴五年（227）所上疏（即所谓《出师表》），其对后主所推荐之人物，不过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四人，郭无传，向亦无专传，行事不详；费、董虽有可称述，亦平平不足道。而亮所必欲锄而去之或竟置之死地者，则为刘封、彭羕、廖立、李严、马谡之流。亮之于封，则虑其“刚猛难制”；于羕则认为“心大志广，难可保安”；而廖立之罪名，更不过“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至于李严、马谡，则本为亮所推重之人，亮之誉严，则曰“部分如流，趣舍罔滞”；亮之于谡，则以“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此数人者，俱各具有过人之禀赋，亮苟有以诱掖之，不难蔚为人才，为国桢干，然卒无一能尽其用。予初求其故而不得，阅《湘绮楼日记》有说法家一段，其言曰：
管仲郑侨诸葛亮，皆法家也，法家自用而不用贤，所用者皆不如己者也。彼此以供驱策赞叹悦服者为可委任，贤者又安肯履其廷干其忌乎？且法家唯自用乃能成功名，若知有贤于己者及与己等者，已非法家之法。……后世功名之士，大抵皆名法家。
凡余平日所不满于亮者，读湘绮此说，尽得一印证焉。
湘绮曾两度入川，主讲于尊经书院。抗战中予三至成都，每至必于书肆中访求湘绮在川所刊行之遗著，所得颇多，而最为予所宝重者，为《独行谣》与《王志》两小册。《独行谣》为绝句六十首，所咏乃太平天国一时期之故事，始金田举事，迄大乱弭平，凡《湘军志》所不能详者，均于诗之附注中委细述之。近年有关太平天国之史料，经多人热心搜集，已蔚为大观，予涉猎所及，似未有提及湘绮之《独行谣》者，可怪也。
《王志》两卷，湘绮弟子桂阳陈兆奎编辑，大抵为湘绮先生笔答及门人问难之作，亦偶存笔记或其他短论。其《论道咸以来事》凡十则，所记当时故事与他家颇多出入，特举数例如下，以资参证：
一、记曾、李关系云：“李少荃（鸿章）平生服事翁二铭（心存），于曾蔑如也。后为翁叔平（同龢，心存三子）所排，至兴大役，欲致之死。……余尝诮之：‘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倒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李但笑不答也。”
二、记骆秉章与曾、左关系云：“湖南空虚，万事不办，曾侍郎（国藩）独力治军，（骆）不惟不助之，反多方以扼之，官士承旨，视曾军如土寇。其用左郎中（宗棠），由张石卿（亮基）移交，待之同胥吏，白事不为起，见必垂手侍立……”（按：此条记左入骆幕情形，与薛福成所记完全相反，或此特初期事实，后乃有所改变耳。）
三、记左、李出处云：“又世皆言左由曾荐，当密寄问曾时，曾覆奏左未能当一面，恭王违众用之。李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怏望，后以沅浦、俊臣俱辞避，李乃自请行（指鸿章赴上海治军事），非曾意也。”
四、其论曾、胡云：“其后曾起农家，胡称贵胄，诸所措置，曾不及胡，而同时名人希与胡接，由其少无边幅，又荒于学涉故也。使曾有胡材略，胡有曾声望，则豪俊效用，规模宏远。中兴之业实成自胡，而外议不知所由，或谤或谀，皆非事实。”
《湘绮府君年谱》六卷，为湘绮长子代功所述，叙事谨严，文字简洁，不愧为名父之子。
谱中有三处述及湘绮与梁任公（启超）、宋遯初（教仁）、蔡松坡（锷）之关系，颇可注意。
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正月，湘绮留杭州。（时年六十九）谱云：“十二日，梁卓如来访，论公法及时事，有出位之言，语以不忘名利者必非豪杰，尚未教以思不出位也。”予前者知任公曾于庚子归国有所策动，然不知其曾至杭州，且曾于杭州与湘绮讨论时事也。
二、民国元年（1911）十一月，湘绮至长沙。（时年八十一）谱云：“桃源宋遯初教仁，自上海归湘，来谒，国民党领袖也。初致敬爱之诚，继言民国新设史馆，必给府君受职之意。大要言清室三百年事，今人已多不知之，且清为金后，盛京石刻，证据分明，而《东华录》及言满洲掌故诸书，皆未言及，‘今值绝续之际，幸遇三长之才，及时不图，后悔无及矣’。”
三、民国三年（1914），湘绮在北京。（时年八十三）谱云：“七月朔日，蔡松坡锷来，论徙民实边，议尚可行，令其条陈各事，以备采览。”此二三两节，可见宋、蔡两先生对国事能从大处着眼，与当时一辈以官为业者，固自不同也。
湘绮以民国三年应袁世凯召至北京，任国史馆馆长。袁于其未至前，则连电促行，词旨谦抑，及其既至，则亦泛泛视之，此于是年十一月湘绮至汉口所作别袁一书可见，书云：
前上启事，未承钧谕。缘设立史馆，本意收集馆员，以备咨访，乃承赐以月俸，遂成利途。按时支领，又不时得，纷纷问索，遂至以印领抵借券，不胜其辱。是以陈情辞职，非畏寒避事也。到馆后，日食加于家食，身体日健，方颂鸿施，故欲停止两月经费，得万余金，买广夏一区，率诸员共听教令，方为廉雅。若此市道，开自鲰生，曾叔孙通之不如，岂不为天下笑乎？前拟将颁印暂存夏内史处，又嫌以外干内，因暂送敝门人杨度家，恭候询问，必能代陈委曲。闿运于小寒前由汉口还湘，待终牖下，奉启申谢，无任愧悚。
袁决意称帝，湘绮实不赞成，其列名劝进，系他人所盗窃，非湘绮意也。先是筹安议起，袁氏以湘绮国老，惧持异议，乃嘱杨度致书，微示以意，湘绮答晳子函，有“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之语，其不赞成可知。又湘绮为此事有上袁氏一书，措辞更婉而厉，书曰：
前上一笺，知荷鉴察，筹安参议，礼宜躬与，缘天气向寒，当俟春暖。三殿扫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国忠告，想鸿谟专断，不为所惑也。但有其实，不必有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广询民意，转生异论也。若必欲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闿运在远，未知近议所由发生，及明意之所左右，然闻群议，当摅一得，辄因湘使，赍函上闻。
惜袁氏终不能悟，自误亦以误国也。
湘绮一代才人，其细行颇不谨饬，流传之故事甚多，即在其日记中，亦毫不掩饰。近予友雷啸岑君告予：“当樊樊山任陕藩司时，湘绮有西安之游，眷一妓曰秋云，情好弥笃，翌年再往，则秋云已物故，湘绮于郊外觅得其葬地，题一联于其墓门。”联曰：
竟夕起相思，秋草独寻人去后。
他乡复行役，云山况是客中过。
集句而浑成如此，信非湘绮莫辩。
又《湘绮楼日记》一则云：
“一日偶谈司马长卿、卓文君事，念司马（迁）良史而载奔女，何可以垂教，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即传游侠之意”云云。湘绮并有一诗咏此事云：
“厮养娶才人，天孙嫁河鼓，一配忽忽终百年，粉泪蔫花不能语，君不见卓女未尚长卿时，容华倾国不自知，簪玉鸣金厌罗绮，平生分作商人妻。良史贱商因重侠，笔底琴心春叠叠，一朝比翼上青霄，阙下争传双美合。使节归迎驷马高，始知才貌胜钱刀，古来志士亦如此，胶鬲迁殷援去嚣。卓郑从今识文理，有女求争求当代士。锦水鸳鸯不独飞，春来江上霞如绮。得意才名难久居，五年倦仕谢高车，华阳士女论先达，唯有临邛一酒垆。”可见湘绮对男女关系，绝不受传统思想之拘束也。
（原载《中国现代名人轶事》，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版）
作者在岳麓书社编辑《曾国藩全集》，浸润十年，意犹未尽，又发愿写出三卷本长篇小说《曾国藩》，一时洛阳纸贵，成为现象级畅销、长销书，实为曾氏功臣。他还为王湘绮的大弟子杨度写过三卷本长篇小说。可惜他没写关于湘绮翁的专书，谈得也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