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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所撰《现代中国文学史》，开头部分有这么一段话：
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云。
王闿运是清咸丰七年（1857）丁巳科的湖南省第五名举人，虽然他此后不曾再中进士，点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却远胜过那些并无籍籍之名的进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学问甚优，文笔极好，著作甚丰，乃是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坛耆宿，并不单靠翰林鼎甲之类的虚名取胜一时，所以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时间愈久而声誉愈起。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巡抚岑春煊奏荐本省耆儒，奉旨特授王闿运为翰林院检讨。宣统三年（1911），再依乡试周甲之例晋阶，加翰林院侍讲衔。于是王闿运虽然不曾在会试中连捷，居然也成了翰林。不过这毕竟只是有名无实的虚衔，虽得之不足以增重，他的真正成就，还在于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大量著作，以及在湖南、四川二省历任著名书院山长时期所教育出来的许多门生弟子，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足以传其衣钵，这才是真正的荣誉哩。
据王闿运之子代功所编《湘绮府君年谱》中的记载，王闿运原名开运，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十一月廿九日。十九岁中秀才，廿五岁中举人。卅五岁时筑室隐居衡阳西乡，恰好有另一个名叫王开运的人来任本地县令。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讳，他才改名王闿运，字壬秋。至于人称之为“王湘绮”或“湘绮老人”，则是因为他曾建“湘绮楼”别业，及以湘绮楼之名名其文集诗集，所以后人亦以此为其别号相称之故。
王闿运的家境并不宽裕。其父士璠，因家贫而弃儒从商，所以王闿运小时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师的叔父王麟教读，居然能以经史辞章之学蜚声乡里，则完全得力于他自己的聪明与力学。《湘绮府君年谱》中说：“时家中无书，省城求书亦至艰。往往展转假借，择要抄读。”因为无钱买书而必须手自抄录，养成了他从小抄书读书的好习惯。到后来虽家境渐裕，他亦不改当年所养成的抄书习惯，所以对于所抄所读之书最能深入了解其内容，奠定其治学及作文作诗之基础。据年谱所记，王闿运的读书习惯是：“日必抄书，道途寒暑不少辍。五十年中，书字以万万计。盖自二千年以来，学人抄录之勤，未有盛于府君者也。”王闿运在清末民初的学术文化界，不但以诗文著名当世，在经学与史学方面的造诣亦卓有可观，观此当可知其学问的根基实在完全由勤勉力学中得来。
以王闿运的生平著作而论，林林总总，蔚为大观。除了各种零星篇章并未刊印成书的不计外，其业已刊刻成书的各种著作，经学方面，计有《周易说》《今古文尚书笺》《诗经补笺》《礼记笺》《周官笺》《礼经笺》《春秋公羊何氏笺》《论语集解训》《尔雅集解注》《尚书大传补注》《夏小正注》等十一种；子学方面，计有《老子注》《庄子内篇注》《墨子注》《鹖冠子注》《逸周书注》等五种；史学方面，计有《湘军志》《桂阳州志》《衡阳县志》《东安县志》《湘潭县志》《王氏族谱》等六种；文学方面，计有《楚辞释》《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词钞》等多种。此外各种不能称为撰述的《八代诗选》《唐诗选》《唐十家诗选》《汉魏六朝文选》《词选》《诸子评校》《诸史评校》《八代诗评》《唐诗评》《阮诗评》等书尚不计在内。综此以观，王闿运固然是一代文学之豪，亦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一代经师。不过因为中国历代以来之所谓经学，大多不出于训诂校雠的范围，谈不上太多的创意。所以，能够使王闿运在学术文化方面崭露头角的，还得归功于他在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著作——《湘军志》与《湘绮楼诗文集》。
所谓《湘军志》，那是记述湘军始末的一部历史书。自太平天国革命事起，清朝政府原来所设立的经制军队（汉兵曰“绿营”，满兵曰“旗营”）毫无抵抗能力，最后完全倚赖曾国藩所招募的“湘勇”戡平大难，清朝政府才转危为安，又延续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军之起，实在是清朝军制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不可以没有专书记载其始末经过及各种制度原委。据王代功所编的《湘绮府君年谱》说，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王闿运由衡阳至长沙，曾劼刚适修书来请，邀至省城议修《湘军志》之事。其时曾国藩业已故世多年，上距同治三年（1864）湘军克复南京，敉平太平天国革命之事，亦已有了十年之久。“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由于王闿运是当时湖南人中文笔最好之人，所以这些湘军有关人物一致认为，撰述《湘军志》一书，非王闿运莫属。王闿运本是曾国藩的挚友之一，曾国藩生前就曾说过：“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亦或未敢多让。”这就是说，曾国藩生前，虽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功业自认，至于这纂述湘军功绩史实的责任，他已经早就看中王闿运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公谊私交及为地方着想，王闿运都责无旁贷。于是他毅然承担下此一为湘军记述平寇功业的伟大撰述之责，于是乎乃有后来的《湘军志》。
《湘军志》的撰述，始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告成于光绪七年（1881）之闰七月，计前后费时四年又三个月。全书共分为《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共十六篇，九万余字。光绪七年十月初刻于四川，其后又在四川重刻一次。至于上海书商以铅字排印的《湘军志》原书，则改名为《湘军水陆战纪》。所以然之故，无非由于湖南人士对《湘军志》内容的激烈反对态度而起。
湖南湘阴县籍的郭嵩焘、郭崑焘兄弟，在湘军初起时，均曾参与谋议，与湘军的关系极深。王闿运的《湘军志》撰成后，二人加以评阅，其结论是：“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辩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冯煦论《湘军志》则说：“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张笠臣亦说：“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原来曾劼刚、郭嵩焘等人之所以主张撰写《湘军志》一书，目的是希望借此表扬湖南人之丰功伟绩，以为乡邦垂不朽之荣誉。却不料王闿运对此并不十分措意，反倒要以太史公的笔法秉笔直书，自成一家之言，故虽记述甚工，却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对于那些名震一时功成受赏的湘军大人物，反倒时有似讽似讥的揶揄口吻，自无怪湖南人要为此而群起反对了。不过，尽管湖南人视《湘军志》如仇寇，一般舆论未必就完全同湖南人一样。如费行简所撰的《王闿运传》，就对《湘军志》十分推崇，说它：“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又黎庶昌评此书云：“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有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两相比较，就可知道《湘军志》并不就如湖南人所一致攻讦的那样恶劣。
就事论事，王闿运作《湘军志》，对于湘军中的那些骄将悍兵，确实曾以似讽似讥的口吻肆其嘲弄，然而却未必不是事实之真相。如《湘军志·曾军后篇》论鲍超之用兵，说：“超之战专剽锐，其持重坚忍不如多隆阿，而终未尝败没。其军在湘军为无纪律，然亦能相维系，乃竟以功名终。”即其一例。鲍超之军无纪律，亦见于他书之记载，在王闿运并非妄说。然而因为《湘军志》之写作目的本在希望借此表彰湖南人之战功，而王闿运居然秉笔直书，不稍为湘军将领顾惜颜面，遂不免因此而招人之忌。但若就此书之写作成就而言，王闿运的文才，确实有大可称道之处。
《湘军志》卷五《曾军后篇》，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江南大营既溃，苏州亦陷，东南局势全趋崩溃。清文宗于此时降旨，命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至六月，再降旨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统辖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将整个东南沿海的平寇之责完全交付给他。胡林翼于此时致书曾国藩，劝他应以大包大揽的担当放手施为，东南局势必能迅速改观。这封信的内容十分重要，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与胡林翼二人的抱负与胆识完全不同，而江南局势之是否能够迅速改观，关键就在这里。《湘军志》叙此，记事殊为坦率。书中引叙胡林翼的原信说：
兵事当布远势，忌近谋。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芜湖，一由祁门出徽、宁，一专守广信，防江西，此皆内军也。取饷江西，而惟议厘捐，以钱漕归巡抚，愚又以为隘矣。以湖南、北为兵之本，以江西为筹饷之本，待三省协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夫吴、越人之毁誉怨望虽不必问，而吾等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最难为情也。吴督之任，以包揽把持、恢廓宏远为用，盐漕得人，何事不济？不患贫也。苏、常失守以后，督抚、监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补或未补，进贤退不肖，此其时矣。今宜起两军：一出杭州，一出扬、淮。先调屯守之平江军五千驰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财，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继进；拘守广信，无当也。杭州失，驻衢州；杭州存，进湖州；此平吴之先著已。霞仙、季高，当各募六千人，为皖南扬州之用，或为江西之用，或为随征之用。少泉可治淮上之师，合水陆万五六千人，而以多、都将马队。幼丹宜奏为西藩，二李或宁藩或苏藩，则兵饷一家矣。大局安危，视公放胆否耳。……徽、宁犹完，布置粗定，当鼓行而前，与怀、桐之师会于当涂，然后湖州军出于苏、常，扬州之马饮于江浦，林翼虽孱弱，不觉其言之汗漫也。急脉缓受，大题小做，则恐或不济。
照胡林翼的看法，曾国藩既受两江总督之任，以两淮盐税及江苏钱漕之富饶，根本不用担忧兵饷不足的问题。所以亟当趁此江南大营初覆，太平军尚未能完全控制江南浙西的重要时刻，迅即以屯守徽宁之平江军五千人急驰往援危在旦夕的杭州，以便捷足先登，早占有利地步。一等脚步站稳，再派驻守广信的李元度（次青）率所募新军五千继进，则杭州可保而浙江之财赋可资我用，然后即可视兵机之利钝迟速，由浙西相机出兵进取苏南。此时江南大营虽已崩溃，但扬州、镇江及上海附近尚为清兵所有，则宜以李鸿章（少泉）往治淮扬水师，以多隆阿、都兴阿统率镇、扬陆师，另以刘蓉（霞仙）、左宗棠（季高）新募之军继进后援，必可与浙西方面取得南北呼应之声势，及时控驭全局。倘必待兵饷应手而后出兵，则兵机瞬息万变，不但江南浙西有全部沦陷之虞，后来出兵，亦恐更难措手。胡林翼的观察，洞见江南大营崩溃之后的利弊得失，诚可谓高瞻远瞩。只因曾国藩生性迂缓持重，又处处要表示他没有越职揽权的野心，所以虽明知胡林翼的建议十分正确，仍不敢放胆施为。几个月之后，杭州、嘉兴、湖州、松江等地完全为太平军所占领，财源充足，兵力倍增，皖南、赣东、浙东等地亦成为太平军的侵略目标，曾国藩则困守祁门一隅之地，东救西援，手忙脚乱，不但应付更形艰苦，此后的恢复工作亦倍增困难，其一切演变情形，竟悉如胡林翼所预料。《湘军志》中的这一段记述，清楚明白地指出了此中的成败利钝关键所在，虽为湘军人物所不喜，却不能不说它是良史之笔。这是第一个可以举出来的例证，一方面可以见此书史笔之美，另一方面亦可以知道其所以招致反对之由来。至于另一项例证，则可以用来说明，王闿运在此书中用于描写战争实态的生动文笔，是如何的高超卓越。
咸丰七年（1857）九月，彭玉麟由湖南间关跋涉，历经太平天国占领区内的重重关卡，只身深入被太平军隔绝于鄱阳湖中的内湖水师，然后率领它们冲出湖口，与外江水师会合，重整湘军水师之声威。《湘军志》描写此一战役之进行经过，虎虎有生气，读之十分使人感兴振奋。仍旧抄录《湘军志》中的原来文字于后，以保存其本来面目。《湘军志·水师篇》：
先是，玉麟军在江西岁余，无所得饷，借领火药亦靳之。时内湖军屡攻石钟、梅州寇屯，不下，闻外江军至，克期遣谍告九江围军合攻。丁亥平旦，玉麟率全军分三队出湖，载福临江口发炮应之。寇并力拒湖内军，城洲两岸炮丸如雨。玉麟令三版先出，大船继之。寇度船所经，直石钟山，下有石崖，高下与三版相当，即辇巨炮崖口，一发中前船，都司罗胜发毙，玉麟令回船。后者进有死者，复回船，后者迭进，伤死相继，莫敢退。或谏曰：“今驱士卒与飞火争命，非兵法也。”玉麟曰：“自水陆用兵，于此五年，精锐忠勇之士毙命于此千数矣，湖北、江西以此被屠戮者数十万，每一念之煎心。且久困，若不破此险，无生理。今日固死日也，义不令士卒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矣。”鼓而进之。寇崖下炮发火多，铜焦，炮者震死。船衔尾直下，出江与外江合军，欢声动江水，于是沿江寇舟失势，所在掷火烧之，船尽燔。
中国旧时的史书，以“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文字最美，记事亦最生动。《湘军志》所写，似颇得司马迁的笔意，这在《湘绮楼日记》中亦屡有记述。如光绪四年（1878）二月廿七日所记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翌日又记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已得二年军事之大概矣，甚为得意。”由此可知，王闿运的《湘军志》，一心想效法司马迁之《史记》笔法，以简练生动为目标，虽然忠于史事，却因不肯回护乡人而故作曲笔，遂被目为“谤书”，其实是很冤枉的。
王闿运文才卓越，在经史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理应在功名仕途方面都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但却因失意于会试之故，始终只是一名举人而已。封建时代最重视功名富贵，与他交游同时的同乡友人，如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不是早已在科举考试中得意，便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中以军功自显，先后都成为朝廷的封疆大吏，高官显要；只有王闿运，始终不能由举人、山长之上更进一阶，虽然文名遍天下，却无救于他的落拓失意。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行为不免流于跅弛不羁，他的态度不免近于佯狂玩世，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事。相传曾国藩之不肯举荐他，是因为他曾建议曾国藩当趁兵权在手之时，以武力驱除清廷，光复汉族故业，曾国藩听了，觉得十分不对路，目之为“妄人”，从此不敢加以吸引。但若以当时人的思想观点而论，由于对现实不满而狂傲纵恣，固是才子本色。所谓种族思想与民族革命之类的主张，恐怕不可能会有。总是因为王闿运才气横溢，处处流露出目中无人的狂傲之态，才使当时的那些达官贵人视为狂妄而不敢十分亲近。坐此之故，纵使他的许多少年朋辈在后来都成了朝中显贵，王闿运依旧还只能做衡阳船山书院的山长、成都尊经书院的山长，以发牢骚、写文章与教学生度其生涯。放诞不羁的习性既已养成，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行，亦就层出不穷地产生出来。渐到后来，仅仅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谈举止，便可使王闿运的大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殊非当时之高官显要们所能想象。
王闿运平生凡两娶。元配蔡氏，与王闿运结婚于咸丰三年（1853），时王闿运二十二岁。一妾姓莫名六云，原系广州歌妓，同治三年时归王闿运。但这一妻一妾都先闿运而死——光绪十一年（1885）莫妾先死，到光绪十六年（1890）时，妻蔡氏亦卒。这一年，王闿运五十九岁。由此时以至王闿运之死，中间还有二十六年——王闿运卒于民国五年（1916），享寿八十有五。高龄老人，不能没有人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而他此后又未再娶妻纳妾，于是乎乃出现了许多充满桃色笑料的绮闻。
从前的北方各省，有所谓“上炕老妈子”。这种女佣与一般女佣的区别是，除了为主人家佣作之外，晚间也得为男主人侍寝而“上炕”。老妈子之是否“上炕”，在雇佣之时便已谈好，其佣资之高下，视其人之年龄与姿色而定，双方自愿，习以为常。北方人称女佣为“老妈子”，台湾则称为“下女”，并不能因其称呼中有“老妈”二字即视之为“妈妈”级的“阿巴桑”。但所谓“老妈子”者，毕竟只是当地的口语，如果写成文言，便要变成“妪”字了。王闿运的日记向来以文言写作，其晚年日记中常不讳言“某妪”“某妪”之事，就是各种绮闻之来源。
《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初八日记云：“乡民妇罗来执役。昨翰仙方讥余不践言，今即践之，令留供缝纫。此事了不奇，以世人多鄙暗之行，故以此为怪也。”此“乡民妇罗”，即后来日记中之“罗妪”，与王闿运的关系殊不寻常，此时正为肇端之始。按：光绪五年（1879）时，王闿运正为川督丁宝桢所礼聘，在成都尊经书院充任山长，其妻妾均留于原籍，“乡民妇罗”只身来到书院中担任缝纫工作，表面上是为院中职员及学生服役，实际想不仅如此。因为她本是寡妇身份，入院执役不久，居然与随侍山长的男仆苏彬结婚了。这年冬间，王闿运回湖南过年，苏彬与罗氏妻随行。在川湘间的长途旅行中，就有了若干很耐人寻味的故事。如《湘绮楼日记》此年十二月二日记云：“夜寝甚适，罗氏侍也。”川湘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航行于长江中的木船。船居逼窄而居然能“夜寝甚适”，其原因又居然是由于有这位姓罗的女佣服侍，其中正不知道有多少欲言未言的题外文章。再接下来，还有另一段饶有趣味的描写。日记此年此月十四日记云：“遣苏彬上岸，余卧与罗妇谈。苏彬已还船，余未知也。”看了这样的记载，实在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与这“罗氏妇”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否仅只限于一般的主佣关系而已。光绪五年时，王闿运还只有四十八岁，单身男子，在外独居，当然免不了要有些风流韵事。但是在时隔十余年之后，他的日记中居然还一再出现某妪某妪的名字，以及各种含义晦涩的记事，便不能不使人觉得，他和女佣之间的风流韵事，其实很多，虽年逾花甲亦然。如光绪廿五年（1899）五月初四日的日记中，便有如下一段记事，说：
房妪劳困，鼾于卧侧，余避入内。坐未定，外报干将军来，披衣出迎。方与妪话，若早一刻，直入卧内，必有可观也。
此所谓“劳困”，所谓“必有可观”，均是影影绰绰的极妙文字，作者虽未明言，读者仍不难从中体会出无限妙事。光绪廿五年时，王闿运年六十八岁。再过三年，王闿运年已七十一岁，此“房妪”仍在王闿运身边，而且仍旧为他带来很多问题。日记光绪廿八年（1902）二月廿二日记云：
晨未起，房妪怨怒，请死。庄子所不能治，乃以孔子门内治法治之。房妪非可云恩，正所谓“远怨近不逊”之“女、小”耳。业已养之，因而恩之，又家长之一法。
《论语》中记孔子的话说：“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王闿运在日记中巧妙地引用这一出典，分明是示人以他与“房妪”的关系并不寻常，却又用“业已养之因而恩之”“非可云恩”之类的话表示其不即不离之态，实在是故弄玄虚，狡狯之至。诸如此类的妙文，在《湘绮楼日记》中常可发现，尤其是在涉及他与女佣之间的关系时，十分有趣。
王湘绮晚年所昵近的女佣，在《湘绮楼日记》中可以查知其人的，罗妪之外，计尚有金妪、湛妪、周妪、房妪、狐妪等。这些人虽不一定是年轻貌美的俏女佣，可也绝不会是丑老妈，这可由他后来带到北京去的“周妈”为证。说到此“妪”，在王闿运的故事中大大有名，不可不特记一笔，以便读者之了解。
“周妈”之所以特别有名，与王闿运之出任国史馆馆长一事有关。那是民国三年（1914）时的事。那时，袁世凯在做民国的大总统，为了广揽时彦以博声誉，特电延聘王闿运入京，请他出任国史馆馆长之职。初次未得王闿运之同意，再电致恳，方得其首肯。袁世凯在得到复电之后即刻电达湖南督军汤芗铭代为派员迎迓。行抵岳州，又派第三师师长曹锟亲自护送入京，礼遇之隆，在当时实为罕见。但王闿运此次之由湖南乘轮车北上，并非只身一人，随侍在侧的，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周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有一段文字特别叙述此事，说：
民国三年入都，就国史馆馆长，年八十有三矣，步履饮食谈谐，健如五十许人，童姿鹤发，携周妈招摇道上。时段芝贵为湖北将军，便道谒焉，指语周曰：“汝欲看段大少爷，即此人也，有何异相！”芝贵恧然。
段芝贵在清朝末年，曾因购买歌妓杨翠喜送与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因此得由候补道躐升为“署理”黑龙江省的巡抚。其后虽因御史赵炳麟之弹劾而落职，声名狼藉，这一段政坛丑闻却因此而传播中外，虽不识之无的周妈亦耳闻其人之大名，所以很想见识一番。却不料在见面之时，竟被王闿运老气横秋地戏耍了一顿，弄得这位段大将军十分尴尬。王闿运之玩世不恭，在此固有明白之写照，他与周妈之间的亲昵关系，至此也就明白如见。及至京之后，由于王闿运有意利用周妈为其脱身之计，对于周妈的种种越轨行为毫不干涉。于是，周妈的大名更不胫而走，俨然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了。当时的《北京日知报》曾有一文专记此事，云：
王湘绮自膺特聘纂修国史到京，开馆以后，老趣颓唐，全持玩世主义，对于史事，搁置脑后，正如混沌画眉，不知何时始有端绪。各报所传，王氏对于国史，主张采用通史体裁，及杨晳子条陈各节，均属风影之谈，并无其事。馆中一切庶务，湘绮懵不过顾问，悉操于周妈之手，视史馆之公共机关，无异其家政。馆中仆御人等，皆系周妈所推荐，恃有奥援，遇事懒散。馆员某见此情形，大为愤恚，因驱逐某劣仆事，与周妈冲突。湘绮老人内迫阃威，外惭清议，一时调停无术，遂托避暑为名，踉跄出京。名士风流，不能办事，于此可见一斑。
此文对于周妈之包揽国史馆庶事以及因此而使王闿运无法安于其位，所记大致不差；但如以为此即是王闿运之“办事无能”以及“名士不胜官吏”之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就曾引述《后孙公园杂录》的记述提及此事，与此说显有不同。《后孙公园杂录》之所记如此：
项城因筹议帝制，先整饬纲纪，官眷越礼，时有所闻，甚为厌恶，思痛惩之，密谕肃政史夏寿康具折整饬风俗，严警效尤。夏寿康乃上封事……内有“帷薄不修”“有玷官箴”等语。寿康虽意不在周妈，而湘绮则认为语侵此老。加以洪宪元旦，自上大夫以上，皆须称臣上颂……湘绮为避免在京称臣之嫌，毅然于民国四年十一月，辞“参政”“国史馆长”之职，携周妈南归。又恐项城帝国告成，无将来见面地，乃假托周妈事件，根据夏折为辞，其辞参政院参政、国史馆馆长呈曰：“呈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请自行处分，祈罢免本兼各职事。”内述：“闿运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云云。章太炎先生曰：“湘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妈者，直湘绮老人之护身符也。
由这一段记述可以知道，王闿运之所以要辞职南归，分明是为了要逃避洪宪帝制所可能发生的纠葛，因而借周妈之事为借口，何尝是迫不得已而方始“踉跄出京”？自洪宪帝制运动开始酝酿，袁世凯为了制造民意，及箝制反对者之喉舌，曾有多少学者名流受其迫胁，在精神与名誉两方面均遭受重大之损害，无一人能如王闿运之置身事外者。如严复，即因身居北方而不敢公然声言反对，以致被袁世凯强迫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备蒙羞辱。如章太炎，则因公然表示反对而遭拘禁，均是事实彰著的例证。王闿运在帝制运动刚开始露其端倪之时，便看出其中的危险性，立刻抓住机会，借周妈事件而为全身远害之计，其见机之早，行为之妙，实在使后人击节赞叹。《北京日知报》谓其辞职南归是由于“内迫阃威，外惭清议”，因“调停无术”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实在是太浅乎视之了。不过，经过这么一番喧腾之后，周妈的大名越发遐迩皆知，俨然是新闻人物了。王闿运的日记中曾说：“偕周妪出游。至廊房胡同李莲英故宅。打金钗。报载周妈事亦有趣。”大概在王闿运留居北京的这段时间中，周妈为王闿运制造的花边新闻还真不少。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当时的那些北京小报如何描写，以及这些新闻的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如其不然，对于湘绮老人晚年的绮闻韵事，一定还可以增添许多可写的材料。
王闿运卒于民国五年（1916）九月，享寿八十五岁。由于他生前的文名鼎盛，一旦去世，识者莫不哀悼，挽章诔辞，也多到数以千计。在这些多到使人目不暇给的挽章诔辞中，当以王闿运湘潭同乡吴熙所撰的一副挽联写得最为出色，曰：
文章不能与气数相争，时际末流，大名高寿皆为累。
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
在短短的三四十个字中，将王闿运的文章才学与其一生遭际都作了一番简明扼要又十分得体的批评，实在很不容易。民国以来，以文章与才学享誉当世的学者名流当然很多，不过，能够像王闿运这样高寿而又留下这许多滑稽梯突之趣闻的，则别无其人。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故事才特别值得提出来介绍一番。
（录自《中国历史上的传奇性人物》，苏同炳著，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文章开宗明义：“湖南为近代人才之渊薮，自咸同以降，以迄民五之拥袁倒袁，包括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吾湘人殆无不居于领导地位。其间以文人而兼经师，著作甚富，享年最高，其影响直接及于湖南四川，间接且及于全国者，殆莫如王湘绮先生。”
作者既热心政治，又雅好文史，对同乡先贤王湘绮的著作和事迹，兴趣浓厚，论述靠谱。能注意到一些颇有价值的边角材料，更见其用心和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