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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
2013年8月，梁由之兄来沪参加书展，住茂名南路锦江饭店，我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投缘，聊得很开心。
由之从小喜欢阅读，却迟至2005年才开始尝试舞文弄墨。首篇《一份书单》开列、评介了二十多种中外书籍，在网络广为流布。当时即有学生转给我看，因为我的《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被他青眼相中。后来，他又将该书引言选入《百年文萃》。
我由此对由之多有关注。他撰著和编选的书，大抵不同凡响，引人注目，他遂以独行侠的风格扬名于读书人的圈子。其中，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三卷本《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无疑是个高峰。朱正先生在序言中指出：
除了正文，《百年文萃》还包括作者简介、简要述评及原始出处三部分。从原始出处不难看出，100年来的主要报刊，几乎被搜罗殆尽。梁由之想尽量做到客观、全面，同时倾向性又极其鲜明。他的苦心和善意，他的剽悍和无奈，历历可见。至于作者简介和简要述评，更是由之和他的助手们最为经心着力之处，臧否月旦，极为审慎精当，精彩纷呈，很见功力，与正文交映生辉。
所论颇为允当，我深具同感。所以次年由之到沪，我特地去酒店看他，一识“此何人哉”。
2019年初夏，由之来复旦，与葛剑雄老师和我餐叙。席间他说，他打算编一套全景式的《百年文人》，与《百年文萃》遥相呼应，体例同中有异，篇幅更大，纵横百年，广涉文史，相信能够给读者带来更为丰富的阅读乐趣和更深邃的思维空间。这真是一个雄心勃勃又热气腾腾的计划。我乐观其成，对由之提出的为此书作序的要求，也冒昧地答应下来。
接下来是三年疫情。生活好像被封闭了，很多工作停顿下来。想不到几个月前，由之却来信告知全书已大致完成，并发来了全书总目录和第二卷全部内容。我粗粗看过后，思前想后，晚上睡不好觉。我知道，由之兄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达到甚至超越了他预期的目标和高度。斯人斯役，此时此地，谈何容易！
我承担了写序的责任，却没想好怎样去写。《百年文人》和在前的《百年文萃》一样话题宏大，它引发的感想浩无边际。我翻着由之编成的书和文稿，参读相关的文史资料，居然写成了一篇万言的读书札记。那么，就用它充当《百年文人》序言吧。
民国三年（1914）秋，袁世凯的皇帝梦渐渐发热之时，他特意聘请来的国史馆馆长王闿运提出辞呈。这一封辞呈名目很长：“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兼各职事。”他陈述辞职的原因：（一）本人私生活不检点。不检的对象是谁呢？后文有说明，乃是家中老妈子周妈。（二）因为自己私生活不检点，导致“妇女干政”。可是王闿运的国史馆馆长只是个虚名，并无实“政”，大字不识的周妈又如何“干”国史馆之“政”的呢？下文也有说明，原来是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似乎是到处炫耀她跟国史馆馆长上过床。（三）因此“有玷官箴”，玷污了官员应遵循的法纪。（四）所以自请处分，辞去一切职务。
王闿运在当年三月才出任国史馆馆长，是他的学生杨度请他出山为袁世凯站台。半年有余，这位圆滑老人四顾风云，暗占时运，断然抽身而去。以“名位”而论，皇帝何等神圣，国史馆馆长何等严肃，王闿运一封辞呈，却夹了一个他跟老妈子“帷薄不修”的滑稽故事进去。这一场玩世不恭的表演，给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渲染出一种荒诞的气氛。
王闿运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他作诗论诗，讲说经学，都有名望，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的所谓“帝王之学”。杨度挽联中，“生平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一句，便是说他们师徒以此为传承。
“帝王学”是暗学问，说起来很神秘，究其要，不过两端。一是指导帝王运用谋略，控制权力，驾驭臣下，一是辅佐“非常之人”趁时而起，成就大业。后者乃乱世之事，惊险而紧张，尤为智者所喜。
王闿运试图操弄高层政治的举动，在其子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中有一项记载：咸丰帝去世后，同治帝年幼，王氏致书曾国藩，劝他凭借自己所掌控的兵权和对太平天国作战所建树的威望，干预朝政，推举恭亲王当政，阻止慈禧掌权。还有一种传说更为有名，就是当湘军攻克太平天国天京之后，曾国藩威名大振，王闿运曾劝曾国藩叛清自立。这一传说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以当时国情的势态和王闿运的性情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在这一传说背后，包含中国历史的一个深重的隐患：清军入关二百年，为了实现人口比率悬殊的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清廷始终以强化专制为基本手段，满汉民族矛盾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当中国被卷入世界格局而必须做出应变时，它会成为严重牵绊中国前进步伐的死结。也正因如此，曾国藩被很多人看成一个希望。
那么，袁世凯想要称帝，站在前台充当吹鼓手的又是王闿运自己的得意弟子杨度，为什么他只觉得滑稽可笑呢？这是因为经过新思想与新文化的传播，经过辛亥革命，虽然真正的民主政治为期尚远，但尊重民意的意识，已经为全社会普遍接受。而帝制和民国，权力基础及合法性的解释完全不同。袁世凯想做皇帝，却拿“民意”做幌子，好像他是被“民意”之潮推向皇帝宝座的。王闿运在写给杨度的信中，便这样质问：“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他又更明确地说：“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使仆为帝”，那跟“周妈干政”相去不远了。
与王闿运相比，严复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新式的文人。康有为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胡适也都有类似的评价。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严复享有崇高的荣誉。
严复于1877年由清政府选派去英国学习海军。他敏锐而多思，于课业外，广泛接触英国社会各方面民情物状，了解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探察现代化社会的结构与运作原理，因此日后能够以明快而清晰的语言，为国人进行西学启蒙，促使古老的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沟通。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败，国势危急，民情悲愤，严复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而尤以《论世变之亟》震撼人心。文中尖锐抨击专制制度抑制思想，禁锢人心，破坏民智。而分析中西社会之区别，要在“自由不自由异耳”。严氏谓：“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因为对自由的认识不同，于是有种种差异，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议论之明快，非时人所能及。
严复对中国近代思想最大的影响，在于他有选择而又较为系统地翻译了一系列西方思想著作：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而尤为著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在西方学术史上的地位原来并不是很高，但严复归纳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却重重撞击了中国文化人在亡国亡种危机中焦虑的心灵。严复激起的波澜，撼动了整整一个时代。
所以，严复成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所谓“筹安会”的成员，就令人感到惊异。虽然，严复在“筹安会”只是署了一个名，并不积极参与活动，但在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中，他的名望最高。
为严复辩护的人说他列名“筹安会”是被胁迫的结果，这恐怕也过于小看了严复。实际上，在社会变革方面，严复始终持保守的观念，反对激进的革命。1904年冬，严复重访英伦，次年孙中山特地拜访了他，两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明显对立。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教育，在于开发民智，增进民德，而革命并非当务之急。如果教育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简单说，以中国的条件，改革者取代了被改革者，却会继承对方的所有弊病，因为这些弊病是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土壤之中的。况且，在严复看来，那些革命者自身的品格也并不可信：“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革命”最著名的典故出处是“汤武革命”，你又不是那个“汤”，怎么能够指望！
严复做了许多看起来很可笑的事情。他为清朝写了第一首国歌，当然也是中国第一首国歌。歌词中“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数句，明显是模仿“上帝保佑美利坚”。但是这首国歌颁布几天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一切都迟了。他为袁世凯称帝助威，后来被侮辱性地画成袁家的走狗，刊登在天津的报纸上。
但是严复的保守，不是因为迂腐固执，也不是像清朝权贵那样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作为深刻了解中国社会也深刻理解西方制度与文化的思想者，至少在他看来，保守缓进对于中国而言是恰当的选择。中国没有实行西方制度的条件：“西人一切之法度，悉取而立于吾国之中，将名同实殊，无补存亡，而徒为彼族之所腾笑。”
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感慨，清末的中国为何不能通过君主立宪之类保守改良的方式来寻求社会的进步，其实在历史的劫运里，中国完全没有那样的机会。1905年9月，慈禧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意图为立宪做准备，五大臣一行在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后被革命党人吴樾投炸弹袭击，致一人受伤，行程搁置。革命党人的目的，就是不给清廷借立宪之名延长国祚的机会。
“革命”在古汉语系统中意思很简单，就是“天命革易”，就是改朝换代。近代它被用为西语revolution的译名，其意义变得复杂起来。简要而言，它意味着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代表权力更迭；同时革命也被认为体现了历史进步。并且，正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名言所表达的，它在中国社会环境中不言而喻地呈现出暴力色彩。在“改革开放”这个词语出现以前很长的年代里，“革命”是具有统治力的核心话语。
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中，对“革命”的理解也是纷繁多异的。譬如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党魁首，他早期最重要的革命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改编自朱元璋命宋濂起草的《谕中原檄》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表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仪式上，挂着一张大幅的朱元璋头像——那个头像很难看。
蔡元培早期也是著名的职业革命家。这位拥有很高的功名，中过进士、点过翰林的读书人，不仅参与发起了光复会并任会长，还曾亲自筹办了一所培养暗杀人才的学校——爱国女学。
爱国女学成立于1902年冬。这里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蔡元培《自写年谱》中写道，他任女学校长时，将此地“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陶成章、徐锡麟、黄兴、秋瑾等人均曾来往于此。这些人都是热衷于暗杀的。蔡元培同样热衷于暗杀，《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说他当时的看法：“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埋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为什么“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呢？不外乎旧时权贵皆为男性，而多有贪色之病，可以利用。所以蔡先生的“革命”，气息难免冷酷。
民国初年蔡元培最著名的经历是担任北大校长，他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他委任激进的革命党人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聘请了胡适、周树人、周作人，使得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如果说孙中山最初的“革命”，除了推翻清廷、推翻君主制度是一明确的目标，而其他方面则颇多暧昧，那么，由苏联人推动的国民党改组，使这个党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下，“革命”的色彩变得清晰起来。
苏联人策划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鲍罗廷受其国家派遣，在共产党一边，他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国民党一边，他是苏联政府驻国民政府代表。苏联人当然有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但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继承人，他们当然也需要把中国放在自己的利益格局中思考。苏联人以他们所需要的方式，深刻影响了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的浪潮。
对国民党来说，接受苏联的指导和资助，最大的利益是通过开办黄埔军校培育了自己的军队，这是发动北伐战争、夺取政权的基础。
但国民党人不可能无保留地在苏联人指导下展开“革命”。张学良回忆，孙中山对他说起苏联和日本，称之为“红白两帝国”，把两者放在相近似的位置上看待。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最初也曾谋求日本人的支持和资助，不得已才转向苏联。
所以，孙中山去世后，当中国革命在共产党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的引导下形成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严重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时，国民党右派选择了急转弯，决定“清党”。清党的核心人物是蒋介石，而给予他有力支持的是四位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其中吴稚晖与蒋的关系最密切，蔡元培声望最高。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上海多次开会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是蔡元培。
3月28日召开了预备会，吴稚晖首先发言，称应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立表赞成，并提出应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4月2日正式开会，通过了吴稚晖提交的查办共产党的呈文。蔡元培在会上出示两份材料作为佐证，一份是中共“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煽惑民众”“扰乱后方”等若干条罪状。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会议审定了包含几乎所有中共主要领导的近两百人的通缉名单，除了鲍罗廷，位居第一的是陈独秀。
之后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乎整个中国到处腥风血雨，无数革命青年被宣称要“拯救革命”的人夺取生命。鲁迅悲愤地说：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由蔡元培主持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为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开出了通行证。当然，你也可以说，没有那些会议蒋介石也照样会干，或者，缺少了蔡元培这些会议也照样能开；还有，蔡元培主张“清党”，但是他反对大屠杀；等等。但无论如何，他绝不是被蒙骗的。在那一段时间，蔡与蒋介石及其亲信来往极密切，关系甚融洽。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说蔡元培那时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这有历史文献可证。蔡元培对“清党”具有高度热情。对此，我们其实可以联想到他曾经拥有的进士与翰林身份。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他所爱的宋美龄在上海举办了华丽的婚礼，蔡元培是婚礼主持人。而就在大约半年前，被列于“清党”通缉名单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引以为豪的长子陈延年，被残杀于上海。
当然，我们知道蔡元培后来与蒋介石疏远，和宋庆龄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救援多名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因此获得毛泽东的称誉。这也是蔡元培。
陈独秀作为民国前期文化革命的旗帜、政治革命的领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深重的足迹。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中心。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六个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洋溢着奋力进取的热情。《新青年》宣传、倡导“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是辛亥革命以来最能代表现代中国历史进步的要求，它鼓舞了整整一代青年人。毛泽东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正是因为陈独秀在青年中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甚至不惜为他虚构履历，把他请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人的共产国际推举他为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
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连续当选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直到1927年，他以“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又因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1932年，陈独秀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在上海被捕，随后被判刑入狱。他是国民党的罪人，也是共产党的罪人。
在这样的处境下，陈独秀沉入了富于批判性的思考。其矛头所向，是斯大林主义，而坚持的核心价值，是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他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事实上“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由于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极其丑陋。
在给西流等人的信中，陈独秀提出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去发展“大众的民主”，这一种设想跟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有某种近似。“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秘密警察）政制。”换言之，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党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成为斯大林式人物的独裁工具。
自从“五四”时代倡导“德先生”以来，这是陈独秀经历革命运动之后对民主主义的进一步思考。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这种政治模式必然失败的预判，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哈耶克、波普尔的一些类似见解，在时间上都要晚于陈独秀。
在陈独秀的故乡安庆，在他的墓地前，建有他的雕像。一种高视阔步、桀骜不驯之态，颇能传神。陈独秀是个文人气很重的人，并不是革命家的代表。但他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思考，对于人们理解中国革命复杂而包含各种冲突的过程，仍富于启迪意义。
1927年6月2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平静如常，早餐后至书房小坐，而后到办公室为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继而和同事共谈下学期招生事。近午出办公室，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在昆明湖鱼藻轩，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扎入水中，自杀身亡。
王国维是一位极具有创造性的学者，是中国现代文史学术多个重要领域的开山人。缪钺称他“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他的意外的死震惊了整个文化界，并引起各种猜测。事实上，对他究竟为何自杀，至今并无公认的结论。
王国维的同事陈寅恪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对他的死做了一种庄重的解释，《碑铭》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段文字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
一是强调必须摆脱“俗谛之桎梏”、保持思想自由，才能追求真理。很多年以后，陈寅恪说明了上文所云“俗谛”，指的是三民主义。当时北伐军步履逼近北京，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政治话语系统表现出强制性的力量。陈寅恪认为，王国维就是看到了这一态势之不可免，而不甘心受此“俗谛之桎梏”，乃以死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王国维是过度敏感了吗？胡适1928年5月16日的日记，可以为他作证明：“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
二是借王国维之事高度赞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将之理解为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认为二者具有永恒价值。也就是说，这是文化人需要永远坚持的神圣原则。所以有人说，这一篇对于王国维的《碑铭》，事实上也是一个精简的“文化宣言”。
我们知道，陈寅恪思想中一个重要的主张，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吸收外来文化，促进自我更生；他认为唐朝之盛，就是取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按照严复的理解，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的东西：“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那么，陈寅恪如此重视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一种自外吸取的东西吗？是用外来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根本吗？
陈寅恪不是这样看的。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是存在于“我民族”精神中的、值得格外“表彰”的东西。它表现在堂堂大丈夫身上，也表现在柳如是这样娇弱的青楼女子身上。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中华民族又凭借什么创造自身的辉煌呢？它是永世之光。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里，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如果想要推进这一文化的更生与发展，首先需要认识它内含的最富于生命活力的东西，继承之，发扬之，以之为基底吸纳外来文化。这就是陈寅恪上述主张的意义。
这也是后来许多文化人采取的立场。譬如钱穆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都应“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而这种对历史的知识，“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又如林毓生所倡导的对于中国传统里优美成分的“创造性转化”，他认为，凭借着这种转化，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够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脉络结合，能够在现代化的社会变革中生长。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铭》刻在一块纪念碑上，竖立于清华校园中。这块碑曾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推倒、被打断。陈寅恪本人在那个年代也多受凌辱，死于孤惶。如今清华园中那座重新黏合、再度竖立的牌，令人想起陈氏还说过：“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在以往百年中，作为文化人，去世以后引起大量民众自发参与葬礼，形成引人瞩目的社会事件，仅有两次：前有鲁迅，1936年10月于上海；后有胡适，1962年2月于台北。
鲁迅可以说的地方当然很多，最重要的，恐怕是他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让许多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自身也往往难免的麻木、迟滞和与之相随的胆怯、自私。《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有不少人疑心是写自己，为之惴惴不安，就是因为从阿Q身上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即使不是这样明显地把自己替代进去，读鲁迅的小说和一些文章，要不感到痛苦是很难的。你看阿Q在自己的“供状”上努力想要把一个圈画圆——虽然他不知道这上面说的是什么、跟自己有何关系，却因为终究没能画圆而感到惶惑。这是一个具有真实感的生活场景，又极富于象征意味。读过小说的人，当他们在某种场合需要“画圈”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停顿下来。还有孔乙己的手——腿被打断以后，他用手在地上爬行，手上满是泥，攥着几个铜板伸出去打酒喝。还有祥林嫂，她张着失神的眼睛，絮絮叨叨地跟人说她的孩子被狼叼走的事情，让人听得厌烦。你读过鲁迅，这些影子便会不时地从暗处浮现出来，像是哀告，也像是责问。你或许还会想起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麻木是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专制政体需要愚化的教育，使民众的心灵失去敏感性。1906年，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译到专制政体“彼将使之为奴才也，必先使之终于为愚民也”一语，深有感触，不禁涕泪长流。另一方面，麻木也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当人们无力正视现实也无力承担精神痛苦时，便会不自觉地选择了麻木。而当麻木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时，民族的生机和创造活力也就一步步消退下去，至于沉沦。
在葬礼上，人们用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覆盖了鲁迅的遗体。他是一个重新唤醒民族灵魂的人，他试图让更多的国人恢复精神上的敏感性，能够用力凝视人生的晦暗和一切不幸，敢哭，敢笑，敢骂，敢打。他的愿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不是很好说。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热烈地讨论过“鲁迅活着会怎么样”，他会“继续写”呢？还是如他自己曾经预测的那样，“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但不管怎样，有过鲁迅以后，中国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和冷峻而略显潦草的鲁迅相比，胡适是另一种样子。他温和、文雅，有耐心，写字永远一丝不苟，喜欢穿中国式的布长衫，喜欢美国的文明。
要对胡适做简单的概括也不难：他是一个自始至终的自由主义者。从1920年他和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开始，无论中国社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他的这一主张没有变化过。
1948年胡适对他所持的“自由主义”做了一个总结：“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文章的题目就是《自由主义》，这个主张着眼于以英美为范式的宪制政体，推崇改良而不宣扬革命，是对英国君主立宪历史的致敬。
关于自由，胡适还有一段名言，见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写于1930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有人说，这和《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警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逻辑上相通。
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着眼于政治实践，而政治上他和蒋介石有过几次或近或远的合作，不容易做简单的评价——鲁迅很早就为此挖苦过胡适。但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自由主义和极权政治的冲突上，可以体会胡适思想的价值。
20世纪30年代前期，发生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当时颇有些著名学人对专制或言极权的政治表示向往。首先是蒋廷黻发表了《革命与专制》，认为专制有助实现国家统一。钱端升则有《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更多从经济上立论。他认为极权经济，“只国家得有产业，而人民不得有私产。因之，一切工商企业俱由国家经营”，才是理想的经济模式，因为这种经济具有高效率。中国想要实现工业化，“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明显存在一个亲法西斯主义的思潮。
胡适在这过程中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蒋、钱等人的观念加以批驳。他始终坚持民主宪政的理想，揭示独裁专制内在的危险，坚信民主政治才是世界的前途。他劝告人们，尽管民主宪政在中国很幼稚，也不妨从幼稚园的水平一点点做起。“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胡适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也很精彩。他说：“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这是智者有力量的表达。
回头看这一场论辩，可以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是有见识的，也是有历史价值的。
前面说到胡适与蒋介石的合作，表面上似乎彼此相得，但胡适标榜英美自由主义，蒋介石嗜好独裁，冲突自然不可免。从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胡与蒋的矛盾，主要在于胡好说“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触犯了蒋的权力欲，令他深为不快。蒋在日记中对胡适常常大加痛骂，可谓深恶痛绝。诸如“狂妄荒谬”“人心卑污”“愚劣成性”，用词都很重。1958年5月30日记，说及胡适劝蒋氏父子“毁党存国”，令蒋介石不仅痛骂他“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心情上更是视之为仇敌匪徒了。
不过，蒋介石因为自己尚能在表面上维持对胡适的礼遇，认为自己修养很好，这也是有趣的事情。
在胡适的葬礼上，人们为他的遗体覆盖了一面北大校旗，校旗上主要图案是北大校徽。这枚校徽是早年蔡元培请鲁迅设计的，上面“北”字像二人相背而坐，下面“大”字像一人正面而立，三人合为一体。图案极简，人形雄浑有力，颇能体现鲁迅“立人”的理想。在这一点上，鲁迅和胡适还是相通的吧。
古代称读书人为“士”。《论语》里有个成语，最能够表达读书人的志向和人生态度，就是“士志于道”。
“士志于道”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这样来说：士当然是普通人，他有普通的生活，要养家糊口，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权力，他跟常人一样。但是有一个不同，一个“士”真正的人生价值和最高的人生目标是“志于道”，也就是追求真理。而这个追求真理又具体地表现为什么？就是确认和守护符合正义的价值观。
说到符合正义的价值观，我们会想到一个话题，就是历史的终极的正义，或者说历史终究的正义。刘少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谓历史是人民写的，其实说的就是历史它有终究的正义，他对此种正义抱有期待。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人性善和历史的正义性其实都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你读《孟子》很容易发现，他对人性善的证明是不成立的，他的逻辑远不够严密。但即使他的论证不成立，他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人性确实是善的。同样，历史的终极的正义也是不能证明的，就像康德说上帝是不能证明的一样。但是这仍然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人决定它是对的。这就是孟子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决定自己是善的，人决定历史是正义的。人因此而成为人。
所以，“士志于道”又并不是有个现成的“道”在那里等着你，求道，人就需要在时间的进程里不断地探究人性根本上的善和历史根本上的正义。这是辛苦的工作，是读书人需要做的工作。由之兄花费数年心力终于竣工，即将出版的六卷八册《百年文人：清晰或模糊的背影》，便是一件沉甸甸不可多得的工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