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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2019年6月3日上午，梁由之兄如约光临我在复旦大学光华西楼的办公室，午间我们还约了骆玉明兄餐叙。由之兄透露了他一个大计划——编一部《百年文人》，邀玉明与我作序。他说：“文人大多非文即史，或文史兼通，你们两人一文一史，分别作一篇序最合适。”面对由之兄解读中国百年巨变的历史担当和学术热忱，我无法推辞。但考虑到此事的难度，我又不敢漫应。我一再与他讨论从百年中选出代表性人物的可行性和已有作品的可选性，但他成竹在胸，说明早已充分考虑，并已有大致方案，预计两年内可有成果。我只能应允，在他拟定具体人物和大致作品后再看能否写出有感而发、至少自己以为有新意的文字。
因疫情影响，两年多来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想来他的工作进程必定也会受到疫情影响，但2021年6月20日收到他发来的终选目录，列出拟收入的六卷人物目录。2022年7月3日他发来邮件，告诉我这项浩大的工程有望在年内完成，并附来了卷二的终选目录、人物简介和简要评述。至此，由之兄的编选意图和原则已经十分清晰，部分样稿也已成形，我也找不到推却的理由了。
以往历史学界有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其实，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英雄与人民并非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历史当然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但如果没有英雄，历史绝不会被创造成后人所了解的那样。人民当然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这动力恰恰是通过人民中的先进分子、杰出人物即英雄才能发生作用，才会显示那么大的影响，出现那么大的成绩。人民是英雄的根基所在，没有人民的支持，英雄何以存在，又岂能成功？即使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个人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就是因为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少是最大限度地协调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形成一个最大限度的合力的结果。这道理其实历史学家都明白，他们何尝不想了解、研究历史上的人民，特别是普通的芸芸众生，但能够找到的史料和证据几乎都属于英雄，包括无名的英雄个体，而有关人民这个群体的史料和证据不仅极其有限，而且都无法落实到具体的个体。所以如果想用人物来反映历史，能找到的人物、能有足够事迹的人物只能是“英雄”，无论其归属于哪个阶级、阶层、国家、种族。
但到了近代，随着书写、记录手段的普及，新闻和出版的发展，音像记录的形成，人民中的普通群体或个人都留下了更多的信息，对近代历史的研究已有可能更关注于人民，而不仅仅是英雄。但如果要通过人物来反映历史、代表历史的话，无疑还是要选择英雄，尤其是在有限的选择条件下，如十个、百个、千个，不可能也不应该选择毫无代表性、形象模糊、作用不明显、影响微小的普通人。
由之选的是文人。但对“文人”，未必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的定义。最新版的《辞海》“文人”条：“①《诗·大雅·江汉》……按，谓周之先祖。②读书能文的人。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第一条是专指，显然不适用于今天。第二条是泛指，但能否符合由之的标准呢？看来也未必符合。
由之已发给我的材料中，没有关于“文人”的定义或他的选择标准。回忆以往我们的交谈讨论，也没有正式的结论。但我体会属于由之选择范围的“文人”，显然并非只是“读书能文的人”，而是指主要从事人文或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或文化教育事业的人，以及以自己的人文或社会科学成果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的人。正因为如此，单纯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一般也不被视为“文人”。
在近代社会，一个人既可能兼资文武，也可能跨越文理，同时从事人文和科学，具有多种身份，发挥多方面的作用。这些人是否能列为“文人”，就要看他们是否同时符合上述“文人”的标准，或者他们的人文或社会科学成果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否足够大，至少不逊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如丁文江，他的主要专业和身份是科学家——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他同时也是教授、社会活动家、企业家，还当过北洋军阀任命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设置在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市长。但他在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传统科技文献整理和科学普及等方面的贡献和社会影响，使他同时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文人。又如王云五，不仅多次从政，担任要职，还曾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被中共列为第15号战犯。但他在教育、出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做出的贡献举世公认，他自学成才的成功例子足以激励后代，将他列为“文人”毫无争议。
由之兄最终选定一百五十五人。从第一位王闿运（1833—1916）到最后一位林燕妮（1943—2018），生年跨一百一十年，卒年跨一百零二年，都足百年之数。
由之兄没有详细告诉我他的具体选择标准，我只能自己忖度。我想，应该是在这百年间在各自的领域具有代表性，且成就极高、影响极大的人。问题是，这些标准是否具有客观性？
本书的副题是“清晰或模糊的背影”，所谓“背影”，我想是指一个人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实际上，由之对每一位人物，都是从已发表的包括传记、评论、研究、回忆、纪念、叙述等文章中选出来的，或全文，或节选，其中只有四篇是由之兄自己的作品，占总数不足百分之一。被选录篇数最多的人物是鲁迅，共21篇（15篇加存目6篇）；其次是胡适19篇（13篇加存目6篇）；陈寅恪15篇（11篇加存目4篇）；汪曾祺14篇（12篇加存目2篇）；傅斯年14篇（11篇加存目3篇）；梁启超12篇；周作人、钱锺书12篇（10篇加存目2篇）；沈从文12篇（8篇加存目4篇）；徐志摩、殷海光、郁达夫11篇；金庸11篇（10篇加存目1篇）；王国维10篇；张爱玲10篇（9篇加存目1篇）；丁文江10篇（8篇加存目2篇）；章太炎、张荫麟9篇；林语堂9篇（7篇加存目2篇）；冯友兰9篇（6篇加存目3篇）；康有为、黄裳8篇；萧红、老舍、孙犁7篇。如不计存目，这24人的排序为：鲁迅21篇，胡适19篇，陈寅恪15篇，汪曾祺、傅斯年14篇，梁启超、周作人、钱锺书、沈从文12篇，徐志摩、殷海光、郁达夫、金庸11篇，王国维、张爱玲、丁文江10篇，章太炎、张荫麟、林语堂、冯友兰9篇，康有为、黄裳8篇，萧红、老舍、孙犁7篇。
此外，收录5篇以上的还有：闻一多6篇加存目1篇，张季鸾、李劼人、郭沫若、丁玲5篇加存目2篇，茅盾、蔡元培、冯至、施蜇存、巴金6篇，陈垣、穆旦、吴晗5篇加存目1篇，胡政之、赵树理、徐4篇加存目2篇，胡风、雷海宗3篇加存目3篇，林纾、张元济、汤用彤、邹韬奋、郑振铎、吕思勉、曹禺、古龙5篇，张恨水、顾颉刚、萧公权4篇加存目1篇，萧乾、舒芜3篇加存目2篇。
最少的几位只收录了1篇。
但这绝非字数的排序，因为每篇的字数相差悬殊。我检索了多数已有字数统计的各篇，发现最少的仅291字，最多的竟有39679字。如果统计出每个人被收录的字数，肯定不会与篇数的排序一致。
尽管由之兄不可能、也无必要从现存的材料中按比例选取，但却受到现存材料的制约。即使他自己想补充，也限于此书的断限。而且每人被选取的篇数多少，大致也符合其社会影响的大小，是具有客观性的。
但作为由之兄个人的成果，当然免不了或必须有其主观性。譬如他有的选择标准，我就不能理解，或者不敢苟同。
有梁漱溟，却没有与梁并称为“现代三圣”的马一浮、熊十力。有林燕妮而无刘以鬯。刘被称为“香港文坛教父”，即使在文学创作方面，至少也不在林燕妮之下。如果是因为此书断限的话，除非严格规定为2018年5月31日（林逝世日），否则刘逝世于同年6月8日，只相差八天，完全可以稍作变通。但李敖逝世于此前的2018年3月18日，没有时限的问题，却也未被收录。无论如何评价，李敖总还属“文人”，他的影响总不会低于已被收录的三毛。这只能用由之兄的主观性来解释。
又如，诗人中有朱湘、卞之琳、穆旦，却没有艾青，我就很难找出为由之兄解释的理由。或许也是客观条件所限，找不到由之兄满意的有关艾青的“背影”的现存材料。没有田汉、夏衍、周扬，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但张中行既有长期从事语文编辑的贡献，晚年也有大量文章问世，更不乏传记、评论、回忆、故事流传，未被入选显然完全是由之兄的主观原因。
另一类情况或许比较复杂，很难断定是客观性还是主观性的结果。陈独秀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早期领袖，凭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和他本人的学术水准，称得上是杰出的文人。吴敬恒（稚晖）是中央研究院首批八十一位院士之一，当选时毫无争议。戴季陶早期信奉、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曾参与中共建党，后来转为三民主义理论家。这三位在“百年文人”中都应有一席之地。他们何以落选，只能以后有机会时直接向由之兄请教了。
还有几位，以我的寡闻陋见，或者以往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事，或者是由于个人的特殊际遇才得知其人，或者是在目录中第一次见到，当然不知道由之兄将他们选入的理由。
但这些都无损于本书的价值，恰恰是由之兄的特色和贡献所在。本丛书既然是他个人的成果，当然要体现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判断原则、衡量标准、学术理念、思想感情。代表性更体现在多样性之中，“英雄”与“人民”并重，以“英雄”为主而兼顾“人民”，何况是已经留下了姓名和事迹的“人民”。
要记录或反映以往一百年的中国和中国历史，当然应该有全面、完整、详细、准确、如实的历史著作和相应的资料汇编，还应该有各方面、各专题、重要人物的专门史和资料书。除文字以外，还应该包括图像、音像、音频、视频、实物、遗物，中国以内的和中国之外的。这些搜集与编纂工作都只能由政府、专门机构、团体、项目组、企业来承担，作为个人，只能选择其中某一局部或方面，或者只能侧重于某一角度。由之兄选择了文人，自然是出于他自己的条件和偏好。如果由其他人来选，肯定不会选出同样的这一百五十五个人，或许会选哲人、学人、武人、艺人、僧人、道人、奇人、逸人，或许会选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企业家、慈善家。选择哪类人、哪些人，完全应该出于他们个人的理由，不必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原因或普遍接受的标准。
要说哪一种选择，或选择哪一类人、哪些人更能反映历史，这纯粹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找不到一个标准的、能被多数人接受的标准答案，因为某一段历史就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英雄固然不能缺，少了人民也不行。即使少了一个普通人，也会因此而不完整，只是影响太小，非特殊情况下显示不了。要说具体的人物所起作用的大小，少数是可以比较的，多数却无法比较，因为他们的作用和影响不能互相替代，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
以杭州（城区，包括今杭州市全部辖区）这个空间范围、历史舞台为例，百年间多少人物在那里活动，成为这座历史舞台的演员（粗体字为本书不列人物）：
光绪十六年（1890），章太炎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
光绪三十四年（1908），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
宣统元年（1909）六月，鲁迅归国，任杭州、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博物课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
1912年，李叔同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4年加入西泠印社，1918年在虎跑定慧寺出家。
1914年至1919年，丰子恺在杭州求学，成为李叔同、夏丏尊的学生。1946年至1949年在杭州居住。
1915年，徐志摩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
1915年，曹聚仁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
1918年，柔石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陈独秀在西湖参加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胡适在杭州休养时与表妹曹诚英发生婚外恋情。
1929年，朱生豪被嘉兴秀州中学校长推荐保送之江大学，1933年毕业。
1933年，郁达夫移居杭州，1936年2月离开，其间创作大量文学作品，任浙江省政府参议，主编《散文二集》。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1937年12月23日，茅以升亲自炸断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随校迁离。
1945年，金庸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浙江大学复员。竺可桢续任校长至1949年。谭其骧随浙江大学复员杭州，任史地系教授至1950年。
马一浮返回杭州，续任复性书院主讲。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至1967年逝世。
其中对百年中国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本书未列人物陈独秀之参加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西湖会议，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就是这次会议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国共合作可能会推迟或者采用另一种方式，历史就会重写。而陈独秀这个文人，在此时扮演的角色恰恰是政治活动家、政党领袖，而不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北大文科学长、教授、《新青年》创刊者和主编。
其次，应该是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十三年，其间他两度在杭州。仅举一例，1981年中国科学院召开恢复后的第一次学部委员大会，400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原浙大的师生有46位，而新浙大尚无一人。复旦大学的十位委员中有8人来自原浙大。
其中可以量化的事件是由未列人物、工程技术专家茅以升主持的——1937年，从大桥通车到被炸毁的89天间通过了多少列火车、多少辆汽车，使多少吨物资、多少人在日寇占据前逃离杭州。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后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桥的设计、建筑技术在国内或国际居于何种水平。
其他大多数文人，尽管其中颇多以后国内的一流或顶级人物，但在杭州的活动很普通，就是几位当教师的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都还属于“人民”。但显而易见，他们以后能成为“英雄”并非与此“人民”阶段无关。如章太炎、陶行知、丰子恺、徐志摩、曹聚仁、柔石、朱生豪等人都是在杭州求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此后的经历和成就。鲁迅要是没有在杭州任教，要是没有在一年后就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员兼监学，他的历史或许会改写。李叔同要是没有在杭州任教，或许就不会在虎跑定慧寺出家，或许不会在1918年出家。就是只在《东南日报》短期当过外勤记者的金庸，要是没有这段经历，要是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延长了，或许以后就没有机会进《大公报》，并在1948年被派驻香港，或许就不会有写武侠小说并在香港出版的机会了。
先师谭其骧先生在杭州期间是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教授，开了几门课，发表了几篇论文。他1950年应复旦大学之聘离开杭州，是因为浙江大学停办史地系所属的历史组，他不愿转入其他系讲公共课。如果浙大史地系历史组不停办，他就不会离开杭州，或许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事不会找他，或许复旦大学就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无缘了。
就是完全是文人的个人行为，也可能对某个人物（不限于文人）、某段历史产生影响。如胡适要是不来杭州会见表妹曹诚英，或者见了而不产生恋情，或者最终与她结合，新中国很可能失去一位杰出的女农学家，沈阳农学院（今沈阳农业大学）就不会有这位教授。
所以我尊重由之兄的选择，赞赏由之兄的独特的选题和选择标准，祝贺这项重大成果问世。
壬寅中秋于上海浦东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