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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都认为：“人杰地灵”也好，“地灵人杰”也好，我们人类，也同植物一样，是与土地永结不解缘的。新近我在槟城小住，觉得“山川灵气所钟”，实有至理，虽是移植过来的植物，也一样为灵气所润泽。以下所记，观察或嫌未足，但是一个诚实的印象，还是值得写下来的。
我知道槟城这个名字，还是因为辜鸿铭曾经告诉我他生在南洋的槟城，这可是多年前的事了。以后听人讲到槟城，我就想起那个20世纪初期的奇才兼学者，他不但精通六七国语言文字（中、英、德、法、日、梵、马来），能说能写一样的流利，对于东西文学哲学政治研究的渊博透澈，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远在三十多年前，他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寒素的四合院房子，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他的“寒舍”（辜说这是炉火不温之谓），听他讽刺讥笑，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地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脱。英国大文豪毛根，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我曾听一个父执说他听见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乎这样的话。难怪那时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辜鸿铭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他那时住在我们家对面一条小街叫椿树胡同的。每隔一两天他就同庆宽伯（即收藏七百丁敬身石印的松月居士），或梁松生伯来我们家聊天吃饭，常到夜深才走。他们谈的话真是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个完。庆宽伯曾任前清内务府总管三四十年，无论讲到什么，他都可以原原本本，头头是道的讲一大篇。他的收藏也是无所不有，我最喜欢他养的白孔雀及北京小狗，常央求父亲带我去他家。梁松生伯曾经驻节海外多年，他住过的国家，最冷的是俄国，最热的是印度。他口才不若辜伯流利，但是大家争论起来，只需梁伯冷冷地说一句话，辜伯就偃旗息鼓地静下来了。
有一回辜伯不知因为梁伯说了他什么话，他与梁伯同来，未等坐下，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我的堂兄，他说：“我要你听听我背得出《失乐园》背不出。梁伯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
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背，我挨着堂兄指着的行看（我的英文那时只认得字母），他真的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一字没有错。这时他的眼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的要给他磕一个头。后来似乎他还要背别的书，去堵松生伯的嘴，父亲连忙说好说歹，把话题转移他的阵线方罢。
那时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亚洲，什么是欧洲，更不知道还有中东远东了。我有一本《天方夜谭》译本，很喜欢那里的故事，就拉着辜伯问他讲些那地方的故事，我想他一定去过的。辜说没有去过，我就说：
“辜伯伯，我知道你什么国都去过，你想瞒我可不成。”
“我若生在《天方夜谭》那个世界就好了！”辜伯叹口长气，“我可以给他们讲上三千个中国故事呢。”他转头向父亲说。“我正想刻一个图章，同康长素（即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了不得之意）我要印上我一生的履历，像：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你看好不好？”
他一面说一面拿桌上的笔写下来。（注：康有为曾将他的曾游三十国的图章，常印在他的字幅上。辜之原配是日本人）
我问他哪里是南洋，他告诉我，他是生在南洋的槟榔屿，“那是出产槟榔的小岛，可是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
过了些时，我读了英文，他对父亲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他叫我次日到他家，他要找书教我背。我没有书，他就从他尘封的书架中掏出几本诗集来，第一天就教我背两首。我对背书，向来很快，也许是我们家塾先生训练过我，得了一点背书经验，不一会我就会背那两首诗了。辜伯很高兴，叫我把书拿回家，又教我读了三首，要我下次来背。可惜他那里天天有客来访，来的客又常不肯走，我只好耐烦等候。那短短的一年，对我学英文的基础确放了几块扎实的石头；学诗，也多少给我一点健康的启蒙。
也是那时候，梁伯告诉我们辜伯早年曾与世界文豪托尔斯泰通信讨论东西文化，托氏回过他好几封长信，那是很难得的；可惜我那时的英文太浅年纪太幼，信是看见了，一点不懂！
辜伯因我的请求也给我看那个俄国沙皇因他做通译员做得好，而格外赏赐给他的自用的镶宝石的金表。这两件事都是不世的遭遇，都聚集在辜伯一人，在中国那时，只有他一人，有此光荣吧。我是多么后悔当初懂不得读那些信，似乎他的家人也不会珍视这些名贵的遗产，听说他归道山后，家中书物也随子女妻妾四散了！
我到槟城前后，曾打听过一些朋友辜鸿铭出生的地方，想去吊望一下，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时我方知道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北京，在中国人方面，远不如在西方人方面的隆重。（《槟城散记》记载辜的文，也微嫌不详）
想到这绝代的学者，（虽留下几本著作）竟尔无声无臭与草木同腐了，心下未免怆然，但想起他说的“槟城，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清清楚楚的一如昨日，我忽然渴望一游槟城。
真的，“槟城风景好的很呢”，一点不错。我起先以为只是一二处有山有海的地方值得流连赏玩，既是岛屿，就不会有多少处有不同的风景了吧？哪知住上十天八天，每日出外写生，每日有新的风景可画。后来我忽然悟过他说的话：原来处无景，那正才是真好得很的风景呢。
我乘火车到达槟城车站时，已是下午五时半，当即换了轮渡过槟城去。
呵，山是那么高，水是那么阔，在落霞艳浥的海上，远远近近的还有那三三五五轻如一叶的扁舟——舟上的人，是渔夫呢？是游客呢？他们都是那么洽逸自然。这些风光却又似曾相识的引动旅人情思。这不是青岛的海上吗？那青黛的山峰不是南高峰吗？这绿酷一样的水不是西子湖的一样醉人吗？
另一面望去是远远一抹斜阳笼罩着万顷烟波，水天之间，空明漾荡，紫色、灰色、金色，揉成一片片。海上错落地点缀着大大小小几个岛屿，浮着两三只三板渡船，却又令人认作岷江夕照的风光了。
我如梦如醉地恋着眼底风光，忽然想起我是一个离开故国已经十多年的游子了。浮云总在蔽白日，我几时可以归去呢？
想到这里，益加珍惜眼底风光了。眼中不觉湿起来，船正在此时已停泊了。在人群中遥见大地先生带了两位南大同学在等候。他们带我去先看清泉先生，他是槟城艺术协会的会长（本人是接骨名医），因他曾约我到槟开一画展，此时却因老病复犯，好几日未下楼了。
因我早已来信托他们代定一可以看到山海而远城市喧哗的住处，所以代我定了郊外的怡园。我们见过清泉先生即开车到丹绒武雅去。
槟城不愧为东方花园，除两三条繁盛市街外，余者均广植树木，大路旁的人家，差不多俱有个小花园，还有不少人家都有花木之盛。有几条公路，两旁均植有一二人抱的古木，上面绿阳如帐幕那样遮着行人，车在下面驶过，令我想到巴黎市外的名胜区芳吞勃庐一样洽逸。路上汽车不多，车悠然地开着，脚踏车不少，大都年轻学生骑着，这里中学生多着制服，他们的样式与颜色多用幽静色调，衬着健康的面色与体格，又令我想到伦敦的郊外所见。
红毛路上，有不少具有草地花木之美的西式住宅，那样式就有很多维多利亚式或爱德华登式的，不是吗？那些有宽宽的走廊的白石夏屋，高踞在碧茸茸的草地上，岂不也像牛津或剑桥两个大学城的住宅区一样？此外花木的修整宜人，门窗帘幕的幽静，处处引人遐思。路过普提中学及槟华女校，校舍规模俱甚宏伟，听说为华人所办。战后华人因树胶市情好转，金融有起色，他们就集中在捐资兴学，这种慷慨输将，其实是最明智之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从此可以望见槟城光明的未来了。世上还有什么比希望更可宝贵吗？槟城的学校，除了若干处为英人所办外，余皆为华人创办，城中巫印人皆少，路上行人多半为华人。华人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实在也做了很聪明的工作。他们自己知道是因学识不够，所以“吃尽苦中苦”，但他们都愿望他们的子孙“为人上人”的。光凭这一点说，这打算也是真合理化的。
怡园在丹绒武雅一个山坡上，距离华人或西人游泳池均不甚远。这原是一座旧的西式大洋房改做为酒店的。
它的花园其实不大，但因依山筑屋，竟分出三四层山地，每层加上花木棚架相隔成为雅座，入夜华灯放明，由播音机送音乐，客人杂坐在灯影花香中，望着如梦的暮海。是多么理想！白衣侍者捧着一盘盘热腾腾的菜肴送上来，客人要香槟要白兰地也应有尽有，真是洽逸了。在饭前，考究酒的人，还坐到酒吧前，喝一轮开胃酒，马天尼也好，老花样的雉尾酒也好，酒吧有一位师傅特别学过做酒的。不喝酒的客人就静静地坐下来谈天等汤喝。汤的种类也多，这据说是海南菜的优越点。
我入室冲凉后，下楼来享受花园夜景风味，同时也会见酒店的几位主人，其中一位就是黎博文先生，他是怡园经理之一，年轻时曾在上海暨大读过书，回槟已卅年了。在三十年里，他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他的桃李今日已散布星马各城市，很多都开花结果了，但他还是精神饱满，毫无衰老现象，对什么事都感兴趣。与大地先生讲笑话时，竟还像初中学生一样“当仁不让，旗鼓相当”的认真。据说他也是被槟城的年青教员及学生爱戴，三十年有如一日。我永远相信健康与愉快的精神是一切有成就人所同有，黎先生是一个好例子。
大地先生早就是星马闻名的书法家，据说他在战时只带了几支毛笔到南洋来。但他居然前后捐了不少钱给华人学校，他把各体书法义卖多少次，得款捐资兴学，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做了宣传工作。槟城市上有不少文质彬彬的招牌比之新加坡高尚雅观多了，就是很小一间文具店，他们也巴巴地求大地先生写个正经招牌，刻在木板上，涂了金漆或朱漆。既富丽又堂皇，其实所费不多云云。
记得在七八年前大地先生又带了他的笔，提着大皮箱到了英国Southampton登陆，海关检查员，以为很重的一大箱子必定可以抽不少关税，立刻聚集了关员检查，谁知打开箱后发现一轴轴的墨笔字，他们横着看，竖着瞧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大地先生的英文那时也还不会说上几字，先是相视而笑。后来找一个码头上唐人来作通译，那个唐人也对答不出什么，只说是挂在墙上看的字，他们又问为甚么要看呢？那唐人也答不出，末了还是个大学生样的青年参加解了围。他说“我懂得这是抽象派的画，中国很古的艺术”。这批关员才觉满意盖上箱子苦笑着走了。
大地先生纸笔之外无长物，居然也在伦敦住下来近三个年头，开了三次展览会，后来又到巴黎住了两三个月，开了一次书法展览，他的大字对联卖掉一些，一个法国艺术家竟肯出到一百美金买他一个四五尺见方的大寿字，后来因为画廊主人太过固执，非照原价不售，所以还留下来了，否则这一个大寿字，也许被那个艺术家挟着环游世界为中国书法留一佳话了。那次书展，为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幕之日，参观的人挤满画廊，挂的画倒没有人要看，我们都叹息说可惜不能请英国的查关员来看看这个盛况，他没有看见法国人欣赏新艺术的情形，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挂字条在墙上呢！（英国人是一向迷信法国艺术见解的。）
在伦敦展览书法那天，伦敦一家大报News Chronicle照了大地先生蹲在地上作书的相片，上写：“这位可佩服的小个儿的学者，是远渡重洋地来宣传中国古文化的。”一些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人，都往中国协会来欣赏书法，他们当然也不懂得书法，有些连书法名字都没听过，可是他们都在展览会中恋恋不舍得走，一位在中国做过三十年护士长的女士望着字条向我说：“这好像真的回到中国了啊！我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医院。”
会场中还有不少脉脉含情不舍得走开，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老绅士，这镜头也着实感动人。
大地先生在英时差不多每日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珍奇的中国古物；一半原因是研究，另一半原因直到南洋后方始明白，他原来也同那位在中国医院服务三十年的护士一样，南洋就没有大英博物馆那么些中国珍宝。
我想大地先生第二故乡也已决定了是槟城吧？在槟城街上，假如认识他的字的人留心看，在五步或十步之内，必定会发现他写的横匾招牌或对联。大的四五尺一字，小的蝇头小楷亦有。他是有请必写，墨宝随人方便，故大的如树胶公会请他写的四尺见方的，小的一寸他也不拒绝，他是一个“以字会友”的人，他的朋友就特别多。只几年间，在槟城他已成了“无人不识君”的城中人物了。
（录自《爱山庐梦影》，凌叔华著，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