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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在约翰大学图书馆，读到辜鸿铭著Papers froma Viceroy's Yamen，见其文字犀利，好作惊人语，已深喜其矫健。时陈友仁办北京英文日报Peking Gazette，亦约辜按月撰稿四篇，下课时每阅读二氏之文以为乐。不及一两月，辜即因故脱离不复作，并记得有牢骚文字见于报上。实则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见其倔强也。且辜主人治，陈主法治，思想固不相谋，后老袁称帝，陈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无隐，力斥其非，总是与辜一般番仔脾气，辜生长槟榔屿，而陈生长西印度Trinidad也。二人皆有洋气，有洋气，即有骨气，吾前曾言孙中山亦有洋气，即指此。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二氏又皆长英文，陈即直头盎格鲁日撒克逊学者，其思想意见毫无中国官僚气味，故与国人亦少能气味相投。孙中山则深得中国博大气质，辜只是狂生，而能深谈儒道精义。辜作中文吾未尝见，若孙中山一手好字，亦可见其相当造诣。辜陈二氏皆长英文，而实非仅长英文，盖其思想议论，超一人等，故能发挥淋漓，此二氏之文之所以有魄力也。世人言文人，总想到文字，大误特误。试思梁任公《新民丛报》势力，在其文采乎，抑在其所代表之议论乎？陈独秀、胡适之之文学革命宣传力量，在其文胜过林琴南乎？抑在其所代表之新潮思想乎？有其思想，必有其文字。世之冒冒失失以文言文者亦可以省矣。至于文字，辜陈皆未尝不漂亮，乃执以best English tradition衡之，拉丁名词仍是太多，英国口语仍是太少。二氏又有一相同之点，辜在思想上，陈在政治上，最善大言不惭，替吾国争面子。
英人读之而喜，而惊，而敬，故其名亦大。善说Yes，Sir之英文学生，大可不读二氏之书，因道不同，学亦无用也。辜之文，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其所口口声声引据亦Matthew Arnold，Carlye Ruskin诸人，而其文体与Arnold尤近。此由二事可见：
（一）好重叠。比如在《春秋大义》一文，有此数句：We have now found the inspiration the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But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 is not only found in religion. I mean Church religion.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s known to everyone who... In fact，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 is found...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I say，is found not only in religion.
（二）好用I say二字。
辜鸿铭善诙谐。其诙谐，系半由目空一切，半由好拆字。例如他说：“今日世界所以扰攘不安，非由于军人，乃由于大学教授与衙门吏役。大学教授是半受教育，而衙门吏役是不受教育的人，所以治此两种人之病只有——给以真正教育。”其好拆字，可见于将德谟克拉西拼为democrazy（德谟疯狂），又在其鄙恶新潮文学文中，将陀斯妥耶夫斯基拆为Dosto-Whis-key。在中文上，亦复如此。他解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辜曾向二位美国女子作此说。女子驳曰：“岂有此理？如此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作手靠？男人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言下甚为得意，以为辜辞穷理屈矣。不意辜回答曰：“否否。汝曾见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愤嫉原非坏事，比啖饭遗矢人云亦云者高一层，然试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种压迫之反动而已。辜既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过激之辞，然在此过激辞气，便可看出其精神压迫来。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出气而已。故其言曰：“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in China today is only a functional derangement，whereas the anarch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 is really an or ganics disorder.”
“今日中国变乱病在失调（作用上的）而已。而欧美之无政府状态，乃在残缺（器官上的）。”又曰：“中国虽有盗贼贪官污吏，然中国的社会整个是道德的，西洋社会是不道德的。”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论上何尝不动听？西洋法律观念之呆板及武力主义之横行，专恃法律军警以言治，何尝无缺憾？然中国无法治，人治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淫奸妇女，辜亦不言。《春秋大义》诚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过五百年后亦可受益，而谓中国不需法治，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因有此种见地，故说来甚是好听，骂人亦甚痛快。其言英人则曰流氓崇拜（指商人之操政治实权），引Ruskin之言而詈曰猪rats and swine。其言现代民国之中国人，亦曰顽石不灵，神经错乱之民国华人imbecile，demented Republican Chinaman。一人愤世嫉俗至此，开口骂人，自然痛快。
余谓儒家之弊，正在蔑视法律，以君子治国，殊不知国之中，哪里有这许多君子可为部长，为所长，为县长，为校长乎？君子不够分配，而放小人于位，以君子之道待之，国欲不乱，其可得乎？既为君子，则不必监察也，君子横征暴敛，不必得百姓同意，凭其良心可也；君子营私舞弊，不必看其账簿，听其逍遥可也；君子勾结外敌，不必立法院通过，听其自订条约可也。向来中国政治只是一笔糊涂君子账。君子有德政，则为之竖牌坊；君子犯法，则不拘之下狱。是犹一商人公司，以君子之道待经理，无查账，无报告，卷款亦不追究，此种公司谁敢投资乎？不意辜氏正以此为中国政治哲学之优点。其言曰：“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作创立于‘商业’的基础。”好听固然好听，然吾甚不愿为此公司股东电。今则不愿为股东，亦非投资不可。
辜氏个人尊君态度，世人颇欲得一解释。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文中有一段关系文字，并录于此。
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义气且不如。袁世凯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苜忠弃义，投降革命党，百般狡计，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后拥兵自卫，成为民国总统……袁世凯不但毁弃中国民族之忠义观念，且并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
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至——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呜呼，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原载《名家传记》，新缘文学社编，上海文艺书局，1934年版）
胡适此篇记与辜鸿铭的几次往还，浮光掠影偏重人物性格，见人亦自见，可堪玩味的反而是胡博士的自由主义在人际交往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