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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以学术活动纪念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严复逝世八十周年，这是对一代哲人的最好纪念。历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有的虽能轰动一时，却又很快烟消云散；有的虽有所贡献，但难以恒久影响后世；有的则如高山流水，穿行在历史长河之中。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严复无疑是属于后者。他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独特贡献和遗下的思想财富，是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的。
对于严复的历史地位的众多评价中，毛泽东独具慧眼。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这里，他把严复这位思想家，同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三大政治人物相提并论，可见在毛泽东的评价中，严复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这对于我们解读严复、研究严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他适应了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以炽热的爱国激情，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作为民主启蒙的最初倡导者，把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们民族精神中所蕴涵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明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这一思想旗帜下寻求救亡自强之道。在近代的起始阶段，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和他们的忠君思想相联系的，虽然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终因这一历史的局限注定了他们演的是一出悲剧。这时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但也终因腐朽的社会制度使之破灭。而当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许多人对国家已濒临亡国灭种的深渊仍茫然无知，在经受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的痛苦之后，仍然习惯于回味昔日的升平日子，幻想着所谓的“同治中兴”。不改变这种麻木状态，救亡和自强都是无从谈起的。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这次战败，是一个泱泱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还被迫订立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对沉睡的国人的警醒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所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他认为：“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应当说，甲午战败及其后接踵而至的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
从上述历史背景可以看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是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这是一次更具近代意义的政治变革运动。它所表现的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这两个鲜明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民主思潮的传播。在这场变革浪潮中，严复以他包括“西学”译介在内的学术活动和维新思路，使他在维新营垒中别树一帜：着重从民主启蒙入手挽救危局。从思想传播的角度讲，严复的工作更具有影响的力度和深度。
严复成为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不是偶然的。他旧学深沉，又比较系统地接受过新式教育，特别是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他在欧洲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术思想，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尤为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比较扎实的西学基础，为日后在中国传播西学、倡导民主思想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严复回国后，以他的才学而论，可说是一个怀才不遇、失意宦海的书生。他曾寄予厚望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科举考场的失意，虽曾使他一度彷徨，但难灭其强国富民之矢志。他受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强烈震撼，投身到变法维新运动中去，著书立说，要求变革救亡，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真正转折。在他后来给梁启超的信中回忆了这时的心态：“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抒发了他奋起救亡的爱国情怀。
从1895年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治和思想罗网，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公开表示：时局已至如此，我宁愿背负发狂之名，也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在这里，他对造成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思考，认定是“其教化学术非也”。很显然，他是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固有的以六经五子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已不合时代的需要，是造成国民文化思想和心理素质落伍的根源。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造国家的根本主张。
在严复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师夷长技”主张之所以未获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造成的国民素质的低下，以致“淮橘为枳”。他说：“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究其原因，“是故苟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他认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治本之术，在于开发民力、民智、民德。他所谓的“鼓民力”，即指要增强国民的体魄。为此，首要的是要废弃那些摧残国民精神和健康的封建礼教、陈规陋俗。“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心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他把这看作是言治的当务之急。所谓“开民智”，他明确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非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他历数八股取士制所产生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严重危害，力主废除，实行注重科学的新式教育。至于“新民德”，严复认为要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来打破封建纲常思想和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诚然，严复所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长时期的逐渐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固本的功夫，才能使中华民族因自身素质全面提高而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得以“与天交胜”。这种认识，使他不但不赞成以激进的革命方式来变更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也有所保留。这固然是他的一个弱点，但如果换个角度，从思想启蒙方面看，严复的思想学术活动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其一，从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来看，思想启蒙是政治革命的先行和必不可少的一课，如果没有深入的思想启蒙，政治革命是难以胜利或即使胜利也难以巩固的。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所证明。在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前进的主旋律的情势下，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举起思想启蒙的旗帜，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攻击封建专制及其思想体系，赋予救亡运动以明确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应当指出，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唯一可供中国人选择的出路，虽然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实现这一方案的机缘，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趋向。所以，严复的民主启蒙工作，确是为其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其二，从严复的思想启蒙影响的深度来看，开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保守观点，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使更多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世界。尽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人们仍习惯于承袭陈旧的观念来看待周围的一切，特别是士大夫们仍然死死抱着封建纲常礼教，把任何新思想和变革主张都看作是“犯上作乱”“名教罪人”。这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成为严重束缚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而严复的思想启蒙工作不再把救亡与忠君思想相联系，也不是托古改制那一套，而是直接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思想，鼓吹“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天演论，这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具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作用。例如严译天演一说就极大振奋了进步思想界，影响是巨大的。难怪康有为读后表示“倾佩不可言喻”。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吴玉章曾回忆说：“《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毛泽东也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由此可见严复启蒙宣传的历史作用。
在近代中国，历史赋予思想启蒙先驱者的使命，严复是出色地完成了。
鲁迅曾称赞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这是十分精到而贴切的赞誉。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在理解时代、观察社会和倡言变革途径等方面，他确是一个锐敏通达的思想家。他是以自己独到的维新思想和宣传方式发挥作用的。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是用著译的方式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化，成为近代中国传播新文化的第一人，开启了一代新风。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这种学习不仅是热烈而虔诚的，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魏源最早提出要向西方学习，但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还主要限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则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不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工艺技术，而且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兴银行、办工业、开矿藏、设新闻馆和书信馆，而且还要“准富者请人雇工”，穷者则“宜令作工，以受所值”。就是说，他已经把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现实的方案提出来了。要求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更进一步主张以“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这表明，这时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且主张要按照西方的经验，来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由此可见，这时向西方学习已进到了制度的层面。而严复更是把这种向西方的学习，深入到了思想和理论的领域。如前所述，他认为“民智者，富强之源”，只有开发民智，国家才能富强。在他看来，“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即要学习西方的一整套理论，要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来改造中国的国民素质。他以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把讲西学以启民智作为自己的一项历史使命，以主要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作。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宣传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宣传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宣传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逻辑学诸领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相当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这确是使“西学东渐”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了系统而明晰的理论内涵，大大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眼界，这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和近代革新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严复的译介如同他的著述一样，是为寻找救国真理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作为翻译家，他主张译作要遵循“信、达、雅”的原则，但为了强调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原著又有所取舍和有所再创造，而且对每部译著加了自序和按语，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天演论》一书的大量“按语”中，就是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出发，既介绍了赫胥黎原著的基本原理，又引证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对前者，严复着重强调其“保种进化，与天争胜”的自强观点，不赞同他关于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所谓人性本善的观点；对后者，他赞同斯宾塞关于自然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而不同意其“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无所作为思想。这种取舍反映了严复引进“西学”的政治目的，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严复在引进工作中，注意结合中国实际，而不是照抄照搬，更不是这时已初露端倪的“全盘西化论”的幼稚病，比如1898年就有人在湖南《湘报》上提出“唯泰西是效”和“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不可同日而语的。严复是为救亡自强而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的代表。
其次，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深入探讨中国落伍的原因，提出要认清时势，把握历史演进的规律。
严复以历史的眼光对比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以这样尖锐的方式，强烈对比了中西文化之差异，他虽表示“未敢遽分其优绌”，但实际上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文化思想，是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弱点造成的，而近世面临的民族的社会危机证明这种文化传统已不符合新的时代要求，已成为现代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羁绊。他呼吁要认清时势，“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就是说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机立断，改弦易辙，方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的结论是：“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严复反对一切顽固守旧、抱残守缺的理念。他特别针对清末颇为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提出“体用不二”的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主张，是洋务派提出来的。比如，1898年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就提出过。他们所谓的“体”，就是指文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是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在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学一点西方“船坚炮利”一类的工艺技术，来为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服务。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然是行不通的，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严复认为，体与用应是一个统一体，是不能分开的。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这里虽不免有激烈之词，但从理论上说，严复是正确的；而他所主张的要“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要全面采取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制度，才能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实现保种自强的目的，这作为近代中国寻求救国真理的阶段性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再者，在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时突出强调“以人持天”“与天争胜”和群体的意义。
在民族危机深重，国人精神萎靡、思想枷锁重重的情况下，严复以天演一说惊醒国人，反对“任天而治”、坐以待毙的麻木思想，强调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改变环境，“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这是“人贵于禽兽”的表现。应当说，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对群体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康有为强调要“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梁启超也盛赞泰西“群术之善”。而严复则更强调“能群善群”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从这里可以看到，严复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标本兼治的苦心所在。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这种生产方式带来了形同“一盘散沙”的社会心理状态，这种缺乏群体竞争力的状态也造成了我们民族在列强面前的劣势地位。在我们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开启民智，激励民族凝聚力，鼓吹“与天争胜”“人定胜天”的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上举数端，可以窥见严复作为思想启蒙先驱者在启迪民智中的思想光芒。
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特点。在我们研究和评价严复这样的历史人物时，同样要坚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既不苛求于前人，又不为贤者讳，这样有助于认识一个真实的先驱者，使我们从中获得教益。
严复一生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在戊戌维新及其后的一个时期，作为民主启蒙先驱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而在他的后期，却一改前期倡导西学、痛斥中学的激进观点，主张“尊孔读经”，领衔发起孔教会，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持保留态度，他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活动明显趋向保守。前后对比，判若两人。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和这种历史现象呢？
有的论者从严复自身的条件分析，认为是由于他的旧学根柢，这种变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有的则认为严复前后期思想“表面看来自相矛盾，实则有着一贯性”，后期“是严复中西文化观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些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实不尽然。深厚的旧学根柢确是他晚年转向尊孔读经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决定的因素。比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也多是旧学深沉之辈，他们却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出名，且一以贯之。当然晚年的严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有贡献的，也不乏针砭时弊的金石之言。问题在于，对一个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应该看他的思想和活动是不是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不是有助于历史的前进。对后期的严复来说，当历史已经把革命提上日程，历史要求有一场更加猛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没有继续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而是逐渐退隐。这对于曾经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叱咤风云的严复，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现象，重要的是要从历史条件上加以考察。
当我们充分肯定严复及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启蒙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历史局限。应当说，他们的思想主张还不是完满的，还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的弱点。这在新思潮传播的初期，特别是由于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的不成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严复独具特色的思想启蒙工作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基本主张是走一条“教育救国”的渐进道路。所以，这作为思想启蒙，是历史所要求的、不可或缺的；而作为一种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却是行不通的。毫无疑义，近代中国的主旋律是救亡，但就其历史的要求来说，救亡和启蒙是相互促进的。为救亡而进行的启蒙是完全必要的，但离开救亡实际行动的启蒙，是达不到救亡目的的。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有过一次讨论，严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在这里，孙对思想家的作用是肯定的，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委婉批评，似可看作是对渐进的主张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当革命运动已成为历史潮流的时候，原来的一些先进分子没有随着历史一起前进，这是历史发展中常有的现象，像梁启超在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就以君主立宪的主张，同孙中山的革命派展开一场大论战，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种情形，在当时思想界并不少见。究其原因，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固守其改良主义立场使然的。
当然，严复所以有前后期的变化，是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因严重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1905年，严复二度赴英，这时英伦景象与其留学时大相径庭，他更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尖锐对立及其民主制度的虚伪性，这不能不引起他对原来醉心的西方文明的反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濒临破产的境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欧洲大地笼罩着“世界末日”的景象，这种情景震惊了中国思想界。曾经鼓吹过西方民主自由的陈独秀等人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原来讴歌西方文明的梁启超游历战后欧洲归来，对西方文明的幻想破灭了，开始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没落的西方文明。严复同样对欧战的结局震惊不已，他的理想王国也被击得粉碎。正如他给熊纯如的信中所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这时他对东西文明作了对比，“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这显然是促使他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还要指出，后期的严复虽然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但仍不改其救亡之初衷，继续从事唤醒民族精神的学术活动，爱国情操贯穿这位杰出思想家的一生。他晚年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从文化意义上说，这对于克服过去对两者评价上的片面性，更多地看到西方文明的不足，更多地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矿藏，固然有积极的意义。自然，他这时主张的“以孔子为中国救主”，按照“孔子之教化”回归传统，这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明日黄花，不合时宜。
另外，严复的前期和后期也不是像一条鸿沟那样截然分开的。如他在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思想已趋向保守，曾表示要将北大“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但在实际上他仍按近代大学的规律办事，在教学内容上主张中西结合，推行外语会话，加强理工科，改造文科，改进财经、商学等科，并择优派遣留学生。经过严复初步的民主改革，奠定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基础。
总之，严复这位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杰出代表，无论是他辉煌的前期还是显得黯淡的晚年，都值得后人研究与评说，我们研究前人，是为了承继他们遗下的精神财富，总结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
八闽大地，人杰地灵。它濒临浩瀚的海洋，面对五洲风云变幻，使这里的人们更多地关切国家的命运，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在这片土地上，曾哺育出收复台湾宝岛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近代第一个民族英雄林则徐和杰出的民主启蒙思想家严复。这是福建的光荣和骄傲。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秉承先驱者的遗愿，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12期）
本文将严复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综述了其思想发展脉络是一以贯之地主张“渐进变革”，并未倒退或自相矛盾，并进一步肯定了新保守主义对于西方政体运行的理解、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对国情时局的判断以及所指出的可行道路，未尝不包含着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