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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咸丰三年（1853）五月二十五日生于海门常乐镇之敦裕堂，世业农。考彭年公始读书识字，督先生学綦严，谓从古无穷人之天也，人而惰，则天穷之。母氏金，训先生兄弟，必以远大中正，无世俗之言。生平师友，恩情最厚关系出处最大者为孙云锦、吴长庆、翁同龢。早年入学，学问上最受益者为赵彭渊，从而受古文辞者为张裕钊，若朱铭盘、周家禄、顾锡爵、范当世，皆早年乡里中论道讲学后又与共患难之人也。
先生以光绪甲午（1894）成进士。科举既罢，士习犹尚虚荣，兴学数年，成效实鲜。其时先生先后辞去崇明瀛洲书院、南京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院长职亦已久。上书学部，请撤学堂奖励沿用科举之名目，使名与实孚，学与用一。江苏学务总会成立，被推为总理，旋改江苏省教育会，又数当选为会长。言论主张，举国宗尚，江苏教育，遂领袖各省。长中央教育会时，揭所主张于国之人，曰军国民教育，曰实利教育。
初，《马关条约》成，国威丧削，有识蒙垢。先生外觇大势，内审国情，知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危亡。普及之本在师范。设师范之资，其数非细。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地方各保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亟营实业。南通为中外有名产棉最王之区。会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先生身任之，劳苦空乏，动忍拂乱，以植信用。利既日著，爰综自发起之日历存未支股东所许之俸给而计其岁息，得银二万余，合叔兄察与二三同志所赞助，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规定就千佛寺址而广之，于寺西南河中填增地四之一，建通州师范学校。是实中国师范学校之嚆矢。明年四月一日开学，先生为总理，总理职权视校长。于时有演说，其要曰：“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国者民之积，民之中各有一身在焉，国弱望亏，其害之究竟，直中于人人之一身。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下走生平及数年来所与二三同志磨砺而夹持者，以忠实不欺、坚苦自立为宗旨。今建此校，所愿与诸君相期者，亦唯此忠实不欺坚苦自立二语，为诸君磨砺夹持之助。诸君诸君：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肯理会，肯担任，自然不惮烦琐，不逞意气，成己成物，一以贯之。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愿诸君开拓胸襟，立定志愿，求人之长，成己之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实不欺，坚苦自立，成我通州之学风！”词极警辟，后为建校记，则又以“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为说。
师范学校既成，由是有讲习科、简易科、本科之分。讲习、简易卒业，而有初等小学，乃有教员。本科与初等小学卒业，而有高等小学，乃有教员。复别营能容儿童五百人之附属小学，更就地方小学，为十六方里设一初级小学，合南通八千方里应设初级小学五百所之最低度计划，分年推进，而师范学校实为其策源地。
先生之言曰：“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请就上海制造局附近设工科大学，同时建议学部请饬各行省筹建博览馆，并先于京师奏办帝室博览馆一区，为各省范，嗣又为国家博物苑、图书馆规划条议。三十二年（1906）为江督端方策划所谓南洋大学者，有曰：大学六科，分科八九十。每科每年约以五十人计，学期三年，约一万二三千人。非得宏敞爽垲之地不足以容。以鄙见论，江宁有二处，一灵谷寺，山门以内可为宿舍，自志公塔前至五百罗汉堂等处可为教室，浚山中八功德水可为饮料，广兴林木可适卫生，山门距铁道不及半里，交通亦便。一明故宫。而于资本编科学书养成教员，各有设计，皆格而未行。先生毅然自营博物苑、图书馆，并增农科、蚕科、测绘科、土木工科于师范学校，而纺织专门、医学专门、大学农科等，后称南通学院者亦以次观成。
师范学校以民国十二年（1923）为二十周年纪念，先生欣然赋诗。其一：“平生爱材美，尤爱自艺林。入市买果啖，家果意弥歆。晨溉夕翦拂，望之始一针。待其分寸长，动嫌日月骎。牛山古所叹，哲士缠苦心。成材但十五，何必高百寻。果实足充篚，不羡衔仙禽。以是结微念，疏畦绝沉吟。”其二：“欲贻世嘉榖，所事乃苗陇。辛苦语农师，勤勤物良种。沃之欲其秀，时之欲其重。导善必防贼，去莠必简冗。播获广菑畬，斟酌致培壅。黾勉二十年，所得几筥。未怯一州危，常当天下讻。庶几粒蒸民，不至荑稗唪。道远责未已，起祝苗菶菶。”其培植人才，属望后进与肇造师范之精意如此。
先生于南通又设女子师范学校、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省立南通中学）、农业学校（今南通学院附属中学）、商业学校（今商立初级中学）、女工传习所、盲哑学校等。其应于一时之需而兴起者，有国文专修科、保姆传习所、镀镍传习所、银行专修科、甲种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盲哑师范传习所、单级教授练习所、法政讲习所、巡警教练所、盐场警察长尉教练所、监狱学传习所、宣讲练习所、清丈传习所等。其不属于南通一隅而为之监督或策进者，有江宁商业高中两等学校，有苏州铁路学校，有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有东台母里师范学校。它若复旦学院，淮属师范学校（今省立淮阴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国立中央大学），则亦以先生之创议而始经营者。而通州师范学校，尤先生心力所注。先生谓“家可毁不可败师范”，又谓“师范是鄙人汗血而成之地”。
先生于教育，尝为始与卒、新与旧之辩曰：“万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以一人业于一校，隘言之，有始卒；以一校被于人人，广言之，无始卒。今日之旧，前日之新也；今日之新，又明日之旧也。我所为新，恶乎非人之旧；我所为旧，恶乎非人之新。先是故厌我而徇人，非新，厌常而嗜怪，非新；必细乎旧而得理，易乎旧而得安之谓新。自国政不纲，而卮言日出。言教育者，不顾其后而惟新之羶，暮不待朝，乙务掩甲，不辨孰旧，且穷于新焉。南通当八面之冲飙，守一心之白日，去旧之非，求新之是，权新之用，轨旧之程，行之二十余年，世无圣人，不知果不谬戾以否。曷言旧？曷言新？夫无卒者必有始，有圣人之始，有吾人之始。圣人之始，始于欲人之所以成为人；吾人之始，欲师圣人所以成人之为人者而广其成。求所以师，则自教育始；求所以广，则不自教育始。昔者成周家塾党庠术序国学，吾不能详其设施若何，其用所从出若何。今国家凡民教育之费，与凡民当受教育之子弟，一切未有统计，无自推测。而以南通言，则始一二人而及人人。是一二人者，始实业而及教育，或乡里相友助成之。二十余年以来，中更荒歉，实业顿涩，志力亦稍阻矣。是则教育外有事在。故曰，不自教育始。不自教育始者，南通盖历试而灿著之言也。教育期人人知行艺，知邦法。知行艺，则国多可信可用之人；知邦法，则里无或暴或慢之俗。夫故邦法之外，凡《周礼》司徒所施十有二教，舍辨等制爵禄非民所有事，若民所能任，所谓教敬教让教和教安教中教恤教节教能之道，皆言教育者所当知，而司教育者所当引为责。是又绝无新旧之可言。”
又尝析文与学之用曰：“夫文与学同涂而殊轨者也，文为道华而学为事干。华甚美，弗实，而干虽小，无虚，而于国文则必期适用。”其示师范诸生，有曰：“仆若督诸生为国粹之文，是以欧、苏、韩、柳期之人人也，不谬若是。若督诸生必如孔子之所谓达，是以六经诸史之文期之人人也，不谬若是。所望于诸生者，说一事使人了然首尾，说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说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说一物使人如见其物。在题中说出，不在题外敷衍。不华，可也；不雄，可也；不美，可也；不博，不深，甚至不长，可也。不切，不可；不通，不可。诸生其务为切，务为通！若以寻常适用之文为国粹，以寻常适用为辞达，则是不切，亦即不通。”
旨哉孔子于临之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也。教为定体，而思无定向，以教致思而思为宾，以思运教而教为宾。三代共学，主于明伦，所谓教也。校教序射庠养，各因其时，而义不相袭，则思为之。塾之所以为塾也，庠之所以为庠也，序之所以为序也，学之所以为学也，如何而小成，如何而大成，则思为之。何为而须示以敬，何为而须官其始，何为而须孙其业，何为而须收其威，何为而须游其志，存其心，不躐其等，则思为之。有思而后教不穷，亦有思而后无穷。此亦先生所尝言，盖至尊视所谓教思也。
先生有无穷之思，故尝随机立教。以诗为言。某日，与友放舟观师范校池荷花。至纪念亭，与先至诸生话言。纪曰：“不雨屡作态，陂塘厌旸旱。泽农数花时，令芳中菡萏。南园水习深，宜藕叶滋演。东苑六花乙，盋龙不救浅。衰翁任天拘，艇子与人孏。门生清晓来，为语校池变。淮阴有短艓，亟呼看花伴。濠谷漾轻飔，波前野凫散，众行熟无睹，乍到忽惊眼。花与花纵横，叶为叶缱绻。叶面花凝妆，花腋叶张伞。叶微馥微薰，花少长少短。露应夕后繁，风至人前善。不嫌水位低，但觉香气满。我校二十年，学子日勉勉。安得茂对间，与之一吾览。徘徊欲有言，彳亍向亭馆。亭纪二十周，当时绕葭菼。植物视植人，俯仰惜惨憺。先校而有堤，先窞而有坎。常德习教事，经训系崇感。内顾花盈盈，外观水澹澹。水亦不可竭，花亦不可剪。”
先生于教授主自得，于管理主严格，训练准则，曰坚苦自立，忠实不欺。而教育鹄的，初曰救亡，曰雪耻；晚年诏其及门者，则曰：“教育恐不及救亡，亡之后图存，舍教育无由也”，曰：“有礼教有学问之国，即亡亦必能复兴。”曰：“死后求活，惟恃教育。”终先生之世，南通教育，自为风气。
先生致力于教育者若此。其在实业，曾创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第八纺织公司，广生榨油公司，复兴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大达轮船公司，通海垦牧公司，有大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等盐垦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在政治，曾任实业部总长、农商部总长、两淮盐政总理、江苏铁道协理、全国水利局总裁、交通银行总裁、导淮督办、新运河督办、吴淞商埠督办、江苏咨议局议长、江苏省议会议长、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先生之言曰：“父教育而母实业。”曰：“政界乃腐败人才之地。”曰：“非普及教育，无以促进政治于良善。”然则先生在实业，在政治，于教育又相成而不悖。其营公园，辟县道，植学校林，设残废院、养老院，建公共体育场，创更俗剧场，营狼山观音院，立军山气象台，新曹公祠京观亭倭子坟，不必一一为教育，而揆诸所谓德育或智育，抑体育又或美育或群育，亦自有相成之道在。综计先生积年经费所耗，凡二百四五十万，壹以实业所入为济，不足则举债以益，又或鬻字以补之。先生之言曰：“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国即弱，而私人志气不可弱。”故其计自强，求自治，以实业教育互相孳乳，历三十年如一日。先生以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有四
。遗著《九录》。子孝若为编校行世。
（原载《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周邦道等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
本文将张謇与孙中山、张之洞、严复、袁世凯、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并列，大致允当。又借张孝若所作之传记顺势标榜新史学的治学规范与价值判断——“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则胡适本人的治学思想亦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