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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之朴学，盛于吴皖，而常州一派多奇瑰。庄氏（存与）以《公羊》，张氏（惠言）以虞、郑、荀氏之《易》，孙氏（星衍）以伏生、司马、马、郑之《书》，洪氏（亮吉）以贾服之《左传》，钩微述绝，发扬幽隐。而庄氏之徒刘氏（逢禄）、宋氏（翔凤）喜张皇劭公之义，以遍说群经，自夸今文学，不能究洞经旨，稍稍与常州诸老异。惟能以浮丽不根之辞，动人耳目。若谓常州之学尽于刘、宋，而今文之义悉在《公羊》，是胥言者之过也。暨乎湘之魏氏（源）、浙之龚氏（自珍），益言无检束，不可收拾，而皆自托于今文。
凡诸杂书小记，无不采摭，书无汉宋，唯意所便。于汉师家法，破坏无余，则又出刘、宋下。独闽之陈寿祺、乔枞父子，句容之陈立，甄辑旧说，义例谨严，不以诡词、异论高自标诩，翻以不得附于今文之例。学术末流之弊固至是耶？湘潭王氏（闿运），以词坛宗盟，而以说经自喜，治《公羊》何氏学。廖师出于王氏之门，说经之根实深宏过之。其孤怀远意，虽在《春秋》，而判析今古门户，则在礼制。本之二陈绪论，诚不屑意于刘、宋、龚、魏之伦，条例精密，实远迈常州先哲，而奇踪超绝，殆又过之。汉儒以《礼经》多而《春秋》烦杂，故孟卿不以教子。廖师通贯二经，以明二千年不传之学，义据通深，度越一世，香象渡河，众流截断，于是先生之学，巍然雄视百代矣。
蜀经明季丧乱，学术衰颓。晚清南皮张文襄公来督学政，始以纪、阮之学为号召。时先生弱冠应童子试，文襄得先生卷文，大奇之，遂成秀才，以高才生调入尊经书院。盖先生以“犬”义释《论语》“狂狷”之文。蜀士旧无知许氏《说文》者，独先生偶得之败簏中而好之，以故为文襄所嗟异。故先生后亦为《六书旧义》，申班氏四象说，以扶许义，有由然也。及既沉浸经术，专通大义，遂不乐为名物训诂之事，不复言此。文通初从先生学时，好读段玉裁氏书，先生詈之曰：“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能解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盖既识其大者，遂不复措意其小者如此。先生既入尊经书院，适湘绮来任山长，湘绮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谷梁》专谨，与湘绮稍异。其能自辟蹊径，不入于常州之流者，殆亦在是。《谷梁》释经最密，先生用力于《谷梁》最深，著《谷梁古义疏》《释范》《起起废疾》，依传之例，以决范、何、郑氏之违失，而杜后来无穷之辩，植基坚厚。旋复移之以治《公羊》《左氏》，皆迎刃自解。于《公羊》有《何氏解诂三十论》《公羊补正》，于《左氏》有《左氏古经说》《杜注辨正》。其弹正杜、何，亦如范氏。盖于传例精澈，自不苟依违于注下也。于《左氏》依杜预以《左》说《左》之法，而但纠其违戾，不取贾、服，以其兼采《公》《谷》，有败乱家法之嫌。最后为《三传折衷》，更依经以决三传之得失，而精于取舍。于《公》《谷》二传中，复析其孰为先师之旧义，孰为后师所推衍。其决荡藩篱，推验经旨，颇似宋人。惟宋精于传例者寡，多臆说肤论，无足取。其黠者虽曰尽弃三传，而实阴取《公》《谷》以排《左氏》耳，又岂尽弃三传之谓哉？视先生既解三传，再决从违者，迥不相侔。汉师往往株守一师之言以自饰，于《公羊》又别为颜、严之学，其类实多。于是经之本义益失，说益岐而不可问，宏通之与拘固，识大识小，其道亦殊。谓先生之于《春秋》超越汉宋，直接洙泗，不为夸污。彼区区以训诂名物言经学者末矣。同门皮向荣初治《左氏》，先生问之曰：“昔之治《左氏》者或治经，或治传，鲜能兼通。吾子治经乎？抑治传乎？”皮初大骇，继乃释然。先生之所谓经学，与乾嘉以来所谓经学，若此其相径庭也。先生以治《谷梁》之说，悟《王制》为鲁学之宗，析礼制、文句为二事，以言《春秋》，如车之两轮。复论《王制》为十四博士之宗，与古学以《周官》为主者各异趣。先生之说能风靡一代者盖在于是。
清代自宋于庭以来，大张今学之帜，然于今古之界畔不能辨，于是以三世诸义，滥及群经，视前世区区欲以文字辨今古学者诚殊，而不知根荄则一也。以立学官与否为辨，则更肤浅不足道。近世崔觯甫主今文，至斥《谷梁》为古文。江慎中治《谷梁》，亦以《谷梁》为古学，此劭公所谓诚可悯笑者耶？先生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于《王制》《周官》，以《王制》《谷梁》鲁学为今学正宗，平分江河，若示诸掌，千载之惑，一旦冰解。先生《春秋》造诣之微，人不易知，由《春秋》而得悟于礼制者，遂不胫而走天下。皮氏（锡瑞）、康氏（有为）、章氏（炳麟）、刘氏（师培），胥循此轨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礼，则决于先生之说也。盖先生之前，陈卓人疏《公羊春秋》，旋见《白虎通义》所言符于《公羊》之义，遂先疏《白虎通》，而未及见《王制》也。俞荫甫见《王制》与《公羊》同，遂以为春秋家所谓素王之义，而未知《王制》之可统十四博士也。陈寿祺疏《五经异义》，又辑《三家诗遗说考》；其子乔枞继之，又辑《今文尚书经说考》，为言今文学者之矩矱，而未及知《异义》所陈今文师说之毕符于《王制》，斯乃今文中心之所在也。寿祺弟子林昌彝为《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甄录汉师今说最备，视徐乾学、秦蕙田书之泰半取之史传者，精已过之，视林乔荫、黄以周书之杂于宋法者，博通谨严亦过之，然终不能推本许、郑《异义》，以识今古学之径途，斯皆未达一间。先生最喜称陈氏书以教人，独能由《异义》之说以合于《王制》，《今古学考》遂由许、郑书以上溯《王制》《谷梁》以为今学正宗，以与《周官》抗行，而今古之辨明。先生所道许、郑之学，与乾嘉以来所谓许、郑之学于是辨也。
试更端言之。自惠士奇为《礼说》，陈硕甫疏《毛诗》，而金鹗、邹汉勋之流于说《礼》皆喜排后郑，务取周秦之文立为奇说，然义无统宗，终不足以胜后郑。自先生今古之学明，以说《礼》混乱家法罪郑氏，期复两汉师说之旧规，坦然明白，无恢诡僻隐之言，大义皎然，以上嘲王子雍之攻郑而未言其道，而孙诒让、胡培翚、黄林之俦说《礼》一依郑法者，不能失其依据。三百年来之学，于是若整裘挈领，各有指归。穷则变，变则通，清儒之学将穷，先生可谓能通者也。二千年来之积惑，欲启之而未能者，先生一旦昭然揭之，虽曰天纵之才，要亦为前贤之积累所致，若为山九仞，而收功者固一篑也。于是一时言今文者莫不宗先生，而为古文者亦取先生之论以说古文。余杭章氏，仪征刘氏，最为古学大师，而章氏于《左氏》，主于依杜以绝二传，尤符于先生之意，然于《礼》犹依违于孙、黄之宗郑。刘氏为《礼经旧说考略》及《周官古注集疏》，以易郑注，符于先生之说《礼》，而于《春秋》犹守贾、服。衡以先生之论，则章、刘于古学家法犹未能尽，翻不若先生论古学之精且严也。
自先生今古之辨明，天下莫之能易，然六经、儒家之学，何由而有二派之殊，则人各异论，先生因亦屡变其说而莫可定，然终以《王制》《周官》之为主，则未始有异，则先生之说虽变，谓之不变亦可。左庵先生于《西汉周官师说考》，以古学为西周之制，而《王制》为东周之制，于《明堂考》则又臆说为丰、镐、洛邑之殊。康、章以降，虽于今古各有是非，所论不同，而言今古之所以同异，则未始不一。继今以往，虽数百年后，要亦是非奴主之见末由齐，而于异同所在，终无以异，是可知也。视前世儒者始终不明今古所有殊者为何如，此先生之为学术划分时代之人，不可诬也。
先生于《今古学考》，以今为改制，古为从周，古为孔子壮年之学，今则晚年素王之制，此一说也。继从宜宾陈锡昌之言，疑《周官》为刘歆伪书，而今学乃孔子嫡派，作《古学考》，此二说也。及寻之《大戴》《管子》，与谓删刘之条，皆能符证，则斥为歆伪之论不可安，于是以今古为孔学大统与小统之殊，此三说也。三变之说虽殊，而皆以《王制》《周官》为统归，或主或奴，比之刘、康之异论，则三变之说谓之不变可也。今之后言学者，即百变亦可也。而今古之中心终不可移，斯又乌得为变哉。先生三变而后，于《中庸》言诚言道之文，别启《中庸》天学、《大学》人学之论，此四变也。又以象形文字古之所无，为始自孔子，此五变也。暮岁病风痹，喜医术，以《素问》所言五运六气为孔门《诗》《易》师说，此六变也。先生于术数方技之言，无不明晓，于医家言成书二十一种，堪舆言成书五种，多所创获，斥寸尺诊之谬，主复古经诊法，详申三部九候，宜黄邱希明叹为绝学。先生以医治之故而移以说经，颇滋人疑，而孰知先生之有功医术，初不亚于经学。晚岁所获，固在医而不在经学也。
先生幼贫困，不能学。家故有茗肆，先生偶将壶，涴客衣，遭诟怒，大耻之。欲从塾师读，力不能举束脩，乃从沟浍间捕鱼三尾以进，师悦而教之。暮归，立檐前灯下，借光以诵。入尊经书院，日食仅薄粥，而勤奋弗懈，不以穷达易虑，笃老犹精勤也。性纯孝，事太夫人愉色惋容，而御家严毅，子以成立，犹不免棰楚，侄辈见之亦股栗。与人固和易，讲说时杂诙谐，于及门弟子则时严词厉色以责之。自奉极薄，而周恤宗族不少吝。豪于饮，数十杯一举立尽。在国学校时，每夜醉，辄笑语入诸生舍为说经，竟委曲无误语。积书至万余卷。尝示文通《汉书》中事，于积帙中信手抽出，展卷三数翻，直指某行，同学侍立者皆惊愕。不措意于文，而其文之雄者，固非辞章之士所能及也。其说经之书，初谓之经话，如《今古学考》诸作，皆自经话中录出，遂成卷帙。其自著书，学人有持之以问者，见辄改。数十年中著书百种。早年所定稿，亦时以晚年之见入数行之间，每有同异。刊定旧稿，与说之已变者，时存而不改，曰“以存入门之迹”。故读其书，听其言，不易得其一是之说。晚年来学者，悉诏以小大天人之说，语汪洋不可涯涘，闻者惊异，则以为奇语以嘲之，非沉思不易得其根柢，故世鲜能明其旨要之所在。著书百四十余种，有稿未刻者尚二十许种。名溢海外，毁誉亦参焉，先生不以为意。尝谓治经如蚁穿九曲，每遇盘根错节，沉思每忘寝食，豁然有会，顿化腐朽为神奇，不笑不足以为道。世盖有疑之者，而未尝不震其精深闳肆也。
刘申叔每谓先生“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其洞察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求廖氏之学，当以刘说为归。廖师之精，特在三传，由《春秋》而发，悟于礼制。然说《春秋》缜密，说礼则略，粗举纲维，以示界畔，固未尝缕析以论也。其言《春秋》旨意缜密，不易索解，世罕明之，而说礼以能剖千年之聚讼，故礼说又大行于世。六变之论，皆由礼启；然变者其枝末，不变者其根实也。并世学者从其不变者而屡变之，言人人殊。先生亦屡变不一定。乃不学者即先生之变以求之，遂迷罔莫从钻仰。先生弟子遍蜀中，惟三台陆海香初治《周官》，洞明汉义，亦不废先生晚年之说。成都曾宇康、尔康治《左氏》，宗贾、服，略与先生殊。崇庆彭举（云生）、巴县向承周（宗鲁）亦从闻其绪论，而皆自成其学。文通并时同学，知之较悉者，唯此数君。犍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淳安邵瑞彭（次公）见而叹曰：“李生年少而学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见其际。”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余杭章太炎见其文，善之，延至苏州，为说《春秋》义于国学讲习会。俊卿守先生之学以论章氏，人或言之太炎，太炎不以为忤。太炎谓闻人言廖氏学，及读其书不同，与其徒论又不同，殆正谓俊卿也。世俗所言与深入廖氏学者所言，固区以别也。太炎殁，无锡唐蔚之讲经于国学专修学校。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文通昧于先生之学，仅涉其篱，不能究奥旨。俊卿谓文通曰：“廖师精卓宏深，才实天纵，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文，故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又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裨。使先生之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文通愕然不知所答。是能论传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
（原载《廖季平年谱》，廖幼平编，巴蜀书社，1985年版）
不足千字的墓志铭，缕述“君之学凡六变”的概貌，王闿运、张之洞对廖平的赏识与批评，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又对世人并论廖、康“辨妄”。毫无顾忌，谈言微中，非太炎莫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