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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和帝王学
王闿运的帝王学主要就是“通经致用”之学，改造经学，把经学运用于当下的政治，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推一个人帮助他做皇帝，当然也有“致君尧舜”的意思，但不是刘伯温这样的，也不是马基雅维利。他和政治人物当然要发生关系，帝王学要行天下，要得人，一定要跟合适的权势人物合作。肃顺和曾国藩是他欣赏的人，其中跟肃顺合作的机会最大。王闿运第一次进京时，肃顺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又极有政治抱负，延揽天下英雄，一看到王闿运就十分投机，还想做结拜兄弟。王闿运听取朋友的劝诫拒绝了肃顺结拜的好意，但依然十分看重肃顺。如果肃顺掌权，王闿运得到重用的可能性极大。
曾国藩是王闿运寄望最深的。曾国藩是一代理学名臣，为人严谨，他对王闿运并不十分热络，对他的话也只是姑且听之，最后两人只做成了学问上的朋友而已，没有交恶，也没有很亲近。他给曾国藩写过很多很好的条陈，曾国藩一般是束之高阁。
至于袁世凯，王闿运根本是看不上的。袁称帝时，王闿运已经八十多岁了，去做那个国史馆馆长纯粹是去玩玩而已。王闿运的经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老庄。反映到王闿运与袁世凯这些政治人物关系上面，就是他不明目张胆地做“反对派”，但他却在玩弄袁世凯。
王闿运和权势之间是互相为用的关系。他点评过晚清的这些大臣，他讲胡林翼是“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国藩是“能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宗棠“能访人才，但不能容人才”；丁宝桢“能知人才，不能任人才”。他讲的这些人已经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人物了，但都不能得人才之用。所以他的遇合问题不一定是他个人的不幸，可能还是清朝的不幸。他的理想不是出将入相，他的理想是帝王学能够被重用，能大兴天下，如果没有用，就是退而教育人才，这方面王闿运是非常成功的。
对于经学，王闿运走出了一条新路，他理解的经学，就是帝王学。帝王学其实是政治学，他的这个归纳是非常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帝王学这个政治学不是面向全民的，仅仅是政治人物需要学习、具备的一种学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培训班和肯尼迪政治学院要学的学问，是高级干部和中枢要学习的学问。帝王学明确了是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门“干部教育”。而老百姓，这些都不用去学去遵守，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你理学把一些本应该针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放在了老百姓身上，后果就是执行不下去，官员乱搞，下面老百姓反而被弄得很不舒服。你看西方政治学也讲政治伦理啊，什么公平正义，讨论了上百年，也只是给政治人物讨论的。
王闿运的具体结论当然有很多问题，但他对于经学的这种政治学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帝王学就是经学的政治学化，中国的传统如果要复兴，最有可能就是以这样一种高级政治学的形式复兴。
王闿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做事情不是根据大道理来做的，他们讨厌正儿八经的人，觉得荒谬，你要用那些经义来“绳之”，拿这些来规范他们，是“自如荆棘”。大道理讲多了，就难以避免“文革”那样的大乱。比如说释迦牟尼遇到弟子问他很怪异的事情，他从来不置可否，而且如果要引导也是以故事引导。故事就是史学，史这个字通“事”，也就是说拿过去的事情来引导，以事说事，而不是说大道理、改造人心之类的。
比如说，老百姓爱财，缺乏道德；下级谄媚上级，无事生非；那些傻的百姓被人愚弄，善良的百姓被人欺负，王闿运就说，这些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所以不要妄想通过全民改造，改造人心，来把这些事情改掉。这些事情是永远会存在的，在历史上都是有解决的“成例”的，就是要看怎么就事论事地处理它们。他的这个看法非常通达，孔子把不义比作浮云，他讲孔子并无“厌恶不义之心”，而是有“坐观浮云之乐”。他当然知道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但他觉得不要大惊小怪，而是要去承认它们的存在，再就事论事地去解决，这种态度非常有见识。
王闿运的政治理论里面第一重要的不是忠君爱国，是教导君臣爱民，这是最重要的。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很合理的。按这个路数去培养干部，就既是一个明白人，又是一个在道德上不至于太堕落的人，然后才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经学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哪怕是宋明理学。从王闿运的帝王学里面你可以看到，传统并不像我们一直所认为的那么僵硬、教条化，是可以变通的。
《春秋公羊传》里有“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的说法，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不会死亡的，但并不是说它会代代相传，有可能碰到愚蠢的那一代，他们就把这个东西丢失了，遗忘了，但总有一天会有人重新找回。
百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西学始终不能落地，光靠一些浅薄的人喊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招致天下大乱也未可知。哪一代有智慧的人能够研究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再和国际大潮流相结合，就能弄出一套很有价值的理论来。这就是我们当下读王闿运的价值。
（原载《领导文萃》201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