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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得《古史辨》第1册，从中获读劬堂先生论文，其后又读《国学图书馆年刊》及《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等，印象弥深，心仪久矣。建国初先生自宁来沪，偕尹石公来合众图书馆参观，遂获识荆。后先生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之聘，时徐森玉先生主文管会事，又为合众图书馆常务董事，余因时时往访，并得晤先生，获闻绪论。先生博览群籍，融会贯通，爱书如命。领国学图书馆事二十年，经营擘划，馆务日隆，声闻于中外。余主合众图书馆，甘苦略同，相谈甚契，受益良多。
1935年先生主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四十四卷，《补编》十二卷，三十册，皇皇巨编。自有图书馆以来，能将全部藏书编成总目者，此为第一家。其特点有三：一、将四库分类加以增删；二、将丛书子目分归各类，便于检索；三、别集编次，以卒年为断，便于定易代之际作者归于何朝。其方法在图书馆界有一定影响。合众图书馆编印藏书目录，即明确说明分类采用国学图书馆分类法。1938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均将子目分类，国学图书馆之《总目》实导夫先路，在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定之地位。
先生为最早提倡研究族谱者之一。1931年8月，先生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刊于《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其言曰：
清季缪艺风师倡修《江苏通志》，余以增创氏族志请，艺风师难之。丁卯（1927）馆盋山，征求族谱，间有应者。己巳厕志会，定社会志目，氏族为子目，嘱采访分地征辑谱牒。又广托知好，劝故家世族，出其谱以襄事，所得仍不多。同时有潘光旦君，盛倡研究谱牒之学，私幸吾道之不孤，而旧习深锢，终末由广志各家之宗祏。盖通常识解，以为文集碑传，可录入艺文志、人物传者，其恒也。家乘巨帙，世系繁猥，不可尽采，无由赍送。且祠规族约，按丁布，脱有遗失，无从补发，典蒇不慎，厥咎孔巨。又公家图书馆，索吾一家谱乘，何为者。习见之书，已不可胜读，宁有人持斯学以名世？坐是慭视，不屑厝意。闻北平图书馆亦尝仿宁馆征谱。发函百许，无一应者。以是知实斋章氏之学说，未易实现。而优生善种之适用统计者，益邈乎不可期矣！
族谱在封建社会中，不许示人，印数不多，只限宗支长房保持一部，新谱出，旧谱缴还，所以外传者甚少。主要当时防止庶民与宦族顶冒通谱之弊。辛亥以后，俱已消失，旧书店中亦偶有所获得。后经北伐成功，家族制度亦有改革，而先生研究族谱之倡议，可谓及时。
先生既撰《族谱研究举例》之文，同时在《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上登载《征求世族谱牒启事》，阐述谱牒之学，起源甚早，作用甚大，论之綦详。迩来国内外人士研究斯学者甚众，庶知先生所见者远矣。
图书馆接待读者，表面观之，似商店接待顾客，极为寻常。不知读者与工作者互相交流，互相提高之关系。我夙有读者与工作者要有共同语言之想。先生尝言：“缅维先哲笃生二千祀前，揭橥大义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奚自乎？曰自学，曰自图书馆。”意为图书馆为自学者最好之场所。又曰：“诒徵与诸同人有鉴于是，耻其德之不修，而学之不讲也，务涤厥私，以勉于学。守法必严，束身必谨，万有之学，不能尽谙，则合多人、竭日力，以缒囚于学海，冀微窥其涂辙鳃理，以待群彦之责索。”此即今日之辅导咨询。其对工作人员要求甚严，对读者之服务甚勤。远方好学之士，可以长期下榻，兼备饮膳，取费与馆友相同，不事营利。斯诚我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吾友蔡尚思先生即为曾宿膳馆中之一人，遍读群书并时得与先生讨论学术，至今时时道之，亦尝著文言其事。数年前蔡先生接一读者函询现在有无如此之图书馆，蔡先生以此见询，我实尚无所闻。
先生于1927年任职之后，清查整理，更定新章，征访传抄，积聚图籍，理董前贤遗稿，影印出版。流通是图书馆职能之一，而刊印书籍行世，尤足以播诸广远。溯自1927至1934年，七年中印书九十六种，经部之属九种，史部之属四十种，子部之属二十种，集部之属二十四种，丛部之属三种。其中如《洪武京城图志》、黄佐《南雍志》、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俞大猷《正气堂集》等，均当时稀见之本。有属地方文献者，有属防倭历史者，时正日本军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之时，用以借鉴，致力于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实有深意。
抗战军兴，馆书内迁，胜利归来，求索亡书，艰辛备尝，俱可于《盋山牍存》中见之。其序有云：
文牍之友，避警先遁，仓皇呼吁，躬自属草，流转昭阳， 颇多散佚，间有副本，杂厕日记。泰和病后，记录不全，求之兴化，又丁寇劫。胜利而还，只身东下，接收轇轕，规复艰难。瘏口腐笔，不得一当，旧友渐集，粗为代言。检校之余， 仍自削牍。语或戆激，不避愆尤，襮之当世，期无讳饰。
读此牍存，在1947年有致徐森玉、李拔可两先生函中，为马幼铭所劫之书，叩我所闻。当时徐、李两先生均为合众图书馆董事，深知其经费之奇绌，无力购书，书友迹疏，余又兼职多处，虽道路传闻，未遑深诘，遂不克相助追访为遗憾耳。而对先生千方百计寻觅失书之苦心，殊堪令人感佩。
回顾1918年之夏，余始至苏州省立第二图书馆时，为最早创办之国学图书馆成立之十年，越二十四年余从事图书馆工作，忽忽五十年，可谓目睹图书馆发展之全貌。总之，解放前之图书馆事业，蚁负蠕动，进展迟缓。政府不予重视，全凭主管者之努力与否。先生致徐森玉函中尝云：“弟以敝馆在部中久视为化外。”实则“北平”“中央”两馆稍愈于此耳。“北平”恃中华教育基金，“中央”则恃中英庚款，所以尚能活动者在此。省馆往往有捉襟见肘之窘。省立图书馆做出较大贡献者，当推先生主持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陈叔谅先生主持之浙江省图书馆，经费不腆，人员寥寥，而成绩可观，为学术界所赞扬。解放后省市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速，无不胜于过去之国立图书馆。建国之三年，先生应聘为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亲与其谋，余亦忝叨末座。今日上海图书馆藏书达八百万册，读者日有三千人次，可以慰先生于九泉。
兹值先生逝世三十年，文孙曾符同志迫念遗型，属余率书数语，聊为纪念之文，余不文，何足以阐扬先生治馆之辛劳于万一，率书数语，聊志敬仰之忱。
（录自《劬堂学记》，柳曾符、柳佳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补白大王”郑逸梅为柳诒徵所写的寥寥几百字速写，活泼生动，细节丰满，倒也补上了其人在生活起居、谈风耐性上的一点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