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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值得我们学术界纪念的，约有下列几个“最”。
柳先生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最久。他主持设在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长达二十多年，比梁启超、蔡元培、陈垣诸先生担任大图书馆长的年限都长得多。
柳先生编出大图书馆藏书总目最先。该馆收罗图书之富，为当时之冠。柳先生早在30年代就编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三十巨册。我国在解放后三十六年之久的今天，也还未闻有大图书馆编出此类完整的图书总目。
柳先生长期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我在30年代亲自听见先后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的林公铎（损）先生当面称赞和羡慕地说：“翼谋先生培养出的大批人才，实为我和其他专家所莫及。”这真不愧李瑞清所说的“大教育家”。
柳先生博通古今中外，是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他在1901年于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编辑，就编成《历代史略》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新型历史教科书，略等于今人所说的中国通史。1910年完成了黄绍箕草创、柳先生自己辑补的《中国教育史》一书。1916年起以不到十年的时间，又编出《东亚各国史》一套大学世界史教材，包括《日本史》《朝鲜史》《印度史》《北亚史》《南方诸国史》《南洋群岛史》六种，其中的《北亚史》，述到“俄国与蒙古之关系”“最近中俄交涉”及“苏俄革命后中俄之交涉”为止。对柳先生的博通古今，几乎无人不知道，对柳先生的博通中外，知道的人可就很少了。
在柳先生的著作中，《中国文化史》也是大学讲义。此书可说传授最广，解放前各种中国文化史无不滥觞于此。但最能代表他的著作的却是《国史要义》一书，此书原是他在大学任教《历史研究法》一科时的讲义。当时已发其凡，晚年在重庆又加订补完成。书中有些见解，我现在越发觉得其正确，当时学者多未认识到。如孔子礼教思想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说，我国历史以礼为核心，伦理是礼之本说，等等。
此外柳先生主张“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也比董仲舒等人高明得多。他认为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做民主国家的官吏等言论，也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而言，是很正确的。
就我个人受教益于柳先生这一方面来说，也有几个“最”。
柳先生是为我提供读书方便条件最多的长者。他既允许我住入国学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尤其还给我一个特别优待权利，最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是，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别人借阅图书是有限的，不还不再出借，对蔡先生借阅图书是无限的，即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使用。搬上搬下，虽很费力气，却不要表示不耐烦，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因此，我才得以一天用上十六小时至十八小时，以一年加上两个寒暑假，把馆藏文集基本翻完。我深刻体会到，这个大图书馆是我的太上研究院，是我做学问的老母亲。在此之前，无此好机会；在此之后，更无此好机会；一生只有一次，怎样忘得了呢？
柳先生是给我讲历史掌故最多的长者。在我师友前辈中同我接谈之多，没有一个超过柳先生的。如果过去我是读死书，那么听他指教就是读活书了。我于日间在阅览室赶阅图书，晚上整理笔记，常于夜间八九时以后去向柳先生请教。他从清朝的掌故到民国的时事，无所不谈，边谈边笑，如袁子才与戴东原之异同之类，真使我闻所未闻，得到书本上所见不到的知识。
柳先生是对我鼓励最多的长者。1935年9月，我应上海沪江大学的聘请，向柳先生拜别，并再三感谢他给我最多读书的机会，他特送我到图书馆外的路上，回答的话竟是：“在我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后，才得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蠹鱼弄死或赶跑，因为集部被您一页一页地翻开，蠹鱼就逃不了您的眼和手了。我倒要大大地感谢您哩！”他还赠给我一帧横幅，写着南宋陈亮的两句豪言壮语“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赠言。我把它裱挂在书室壁上，当作向往而不能至的座右铭，竟被“四人帮”的爪牙抄家时撕碎，真可惜！
柳先生又是最使我感动的长辈。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逃难住在复兴中路，柳先生当时住在海防路，二地相去很远。有一次他步履艰难地走来看我，他先说：“您是最多读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书的一个人，自您离馆以后，我经常想念您，所以特来拜访。”接着表示：“我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抗战前夕，我把馆藏书籍搬运迁藏，但至今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说着不觉流泪。这非常感动我，我也泪珠欲滴了！我觉得，这个图书馆的损失甚于我自己的损失，也非常难过！他向我告别，我很为他担心，扶他走过马路，要送他回去，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而竟独自乘公共汽车走了。后来听说：柳先生复员回南京，以七十老翁，奔走收书，甚至为此跪在掌权者的面前，苦苦哀求，才得收回原来藏书橱架，复馆得原藏书十九万册，损失的只十分之一。柳先生又赶编《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二册（后来尚有补编一册）以告于世。职责既尽，他便离馆而去了。这真是难能可贵之事。解放初，我特诚到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去看他一次，也是我们最后见面接谈的一次了。
末了，无可讳言：由于柳先生和我有前辈后辈的不同，在思想上如尊孔一类问题，在历史学方面如是否信古，等等，我和柳先生是不大可能一个样的。我初见面一谈，他就在《日记》里写明我的谈吐“甚奇”，也许与此有点关系吧！但我们之间专谈学问，不谈思想，越来越相得，竟超过了一般师生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柳先生是给我在学问上最大帮助的恩师，我曾写信尊称他为“老师”，他马上复书，要求“以后勿沿此称”。他真谦虚！我自知：如果没有柳先生给我多读书的大好机会，就连今天这样的我也不可能。所以饮水思源，我在他的追悼会上首先起立致辞，含泪表示：“无比沉痛！”
1985年2月写于复旦大学
（原载《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蔡尚思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此文专述柳诒徵于图书馆事业上的功绩，其斟酌四库分类法以编《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向社会征集族谱等事犹为术业有专攻；而为图书馆立下社会教育宗旨、提供知识服务与平价膳宿、刊印稀见典籍等事则已至于弘道层面。其办馆理念，至今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