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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死后，天津《大公报》曾有一段短评，题为《悼鲁迅先生》，里面有几句我觉得极其沉痛的话，与这几天一般哀悼歌颂的文字有点不同，今转录在下面：
无疑地，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学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养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这几句话，站在另一种精神上看，也许是句句可驳的。至少有人会感觉，这样保姆气味的腐词岂配用于一位鼓舞前进的战士身上。但我想，这短评的作者，似乎看到一个战士鲁迅之外的鲁迅，而在哀悼非战士的鲁迅，是“非”，不是“反”。他的悲哀正表现对于死者另一方面的认识，也可以说，另一方面的希望，而这希望如今只在幻灭的悲哀中消沉下去。战士的鲁迅不论，而鲁迅仍有可纪念的，这个观点一定有许多人同情的。我乃是其中之一。
我一时想到的是鲁迅在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是应当有专家来纪念他的（此时尚未见有）。我觉得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不但在当时是开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其考证之精邃，论断之严谨，绝非其后蒋瑞藻之《小说考证》等等可相提并论的。这方面的兴趣与研究，鲁迅似乎始终舍不得松手。《中国小说史略》曾经两次增订，每次他都有新发现的材料和新见解插入。例如，第一次增订，他补入了《全相平话》《水浒传》诸本的叙述，第二次（在去年）他又补入了《花月痕》的作者的考证等等。此外，关于旧小说的编辑，他有《唐宋传奇集》与《古小说钩沉》，内中（尤其前者）纠正了许多前人的错误，同时给了我们非专家的读者两部宝贵的读本。
有人以为鲁迅“转变”之后，便不再读旧书了（记得有人在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我不知道确否。但从他最近这四五年的杂感中看来，他似乎还不断看看线装书，他去年的《病后余谈》一篇（见《鲁迅杂文集》第22页）便是实证。又从他许多的杂感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用功。你也许不同意于他的态度或语调，但你却难于不承认他所说的往往是深刻的、真实的。
第二，我想大家都会想到的便是鲁迅的小说。关于这方面，鲁迅生前已有许多人讨论过。我是《彷徨》以后的作品很少读过的，不敢妄论，所能想到的只恐怕人家也都说过了。我记得从前读《阿Q正传》的时候曾有过一点感觉。我觉得作者的描写有时太趋于Caricature的意味，大有戏台上三花脸那种神气，他非但把主角写成如此，而且自己高兴的时候仿佛也不惜粉墨登场，从旁加上几句妙语，讨得台下一个连声的“好”。但他的小说留存在我印象中的，除了讽刺的，还有些抒情成分极浓厚的，如《伤逝》《社戏》等。在精神的形式上也许这些还比较完整一点。鲁迅死后不到三日，北平各书店竟已没有他的书了，即《呐喊》《彷徨》等也一本都买不着了。我手边只有他的《小说史略》一类的东西和昨天在市场买到的《鲁迅杂感集》。我想将来把他的小说全部仔细地读读，以补充或纠正现在的印象。
最后，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有点像Swift的文笔），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虽然他是极力地提倡着欧化文字，他自己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但从他的笔下出来的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性的、亲切的色彩。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原载1936年11月1日天津《益世报》增刊）
历史学家张荫麟是年轻学人中的翘楚，醉心文史，无党无派。他却是鲁迅的高端忠实粉丝。
张荫麟眼中的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读周先生的书每每使我不寐”。他以卓越史家的眼力和对文字的敏感，对鲁迅为人处世的独立不羁和“笔下的技巧和力量”，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