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鲁迅与我

我从来没有说过，鲁迅是我的朋友。一则因为论语社有一条禁例是不许说“我的朋友胡适之”，依例当然不可说“我的朋友鲁迅”。二则此间有人说我在上海卖文，全靠鲁迅提拔，后来又背叛鲁迅了。可是，我从1922年到上海，直到1927年，鲁迅才到上海久住。我和他本不相识，而我又从不靠卖文过活，不知如何提拔我？三、鲁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我呢，已经是后辈又后辈了。钱玄同先生和鲁迅是同辈，我的老师单不庵和钱玄同一辈，我是该退居后辈的。四、鲁迅先生是文学家，我呢，只是研究历史的人，道并不相同。不过《鲁迅全集》出来了，他的《书信集》也出来了，还有《鲁迅日记》也出版了，证明了我和鲁迅并非泛泛之交。从《鲁迅书简》中，大家才承认《集外集》中那篇顶长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讲演稿）是我的手笔。这篇讲稿，并不曾在上海版《语丝》半月刊刊出，给章衣萍挡住了，退还给我，后来刊在《新闻报·学海》上。那年，杨霁云兄编《集外集》，我把剪报交给他，鲁迅先生看见了，要去编入正文的。（可看鲁迅写给杨兄的信，杨兄那时在持志学院听我的课。）总之，文坛的事，揭开盖子一看，也是跟政坛差不了多少的，我并不想在文坛插足呢！

本来替鲁迅作传记轮不到我头上来的，鲁迅纪念委员会，预定由茅盾兄主稿，有《鲁迅论》的样板在，一定错不了的。孙伏园兄推许写鲁迅事迹考的林辰先生，我也赞同。此外，知堂老人、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许寿裳诸氏，都贡献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鲁迅身后二十年，我才开始写《鲁迅评传》，后来，又再三易稿，写成了《鲁迅年谱》，真的谬托知己了。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的尾上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或许我也是这样的“无聊之徒”呢！

我记得三十年前，宋云彬兄生了病，在桂林医院休养；那时，纪念会编刊的《鲁迅全集》刚出版，寄到了桂林，他仔细读了一遍，编了一部《鲁迅语录》。后来，我到了桂林，宋兄问我：“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我说：“鲁迅对我说过，他也有真正的朋友的；而且，我要告诉你，鲁迅从来没骂过易培基呢！”

许多朋友问我：“鲁迅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我说：“‘知人则哲’，要了解一个人谈何容易。虽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但从一个人的文章来了解其人，比以貌取人还要渺茫些呢！”大体说来，他是一个很寂寞的人，他题在《彷徨》上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在《自选集题序》中，加过一段注解：“……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这是实情。

鲁迅生平文稿，在他身后，收集得最完全；《集外集》之外，又编了那么多的“拾遗”。除了鲁迅自己手编的《关于鲁迅论及其他》和《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可说都收罗起来了。这样，对于那些凭着主观来歌颂或诅咒鲁迅的人，颇为不利，因为他们所要涂饰在鲁迅身上的东西，不管是金片还是泥巴，我们都可用鲁迅自己的手一一揭下来。有人说我所刻画的鲁迅，既不是歌颂他，也不是贬抑他，而是还他一个真实的鲁迅（见日译本《鲁迅选集》）。这是我所要做的，能做得几分，只好让读者去衡量了。

我对鲁迅的描述，见之于《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在这儿不再赘述了。在这儿，且说说几件琐事。有一晚，他在我家中吃晚饭，在座的有曹礼吾、周木斋、黎烈文、徐懋庸、杨霁云、陈子展、陈望道诸先生和李鯈（他是我的四弟）。他才知道周木斋并非笔名，而李鯈倒是笔名，并非姓李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可以看懂《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中附记的文字了。那晚我和鲁迅先生在书斋中谈了一回，谈的是他们正在为“义子”而头痛的事。（“义子”的事，可看章锡琛先生的随笔。）我说：“周先生，别人说你世故，而且有了‘世故老人’之称。其实，你太不世故了！你们那双义子义媳，非亲非故，从闽南到上海来，就让他俩住在你们家里，我们都以为是太惹麻烦了。‘相见好，同住难’，可以请他们吃饭，可以借钱给他们，就是不可留住在家中，麻烦在后头呢！”那双义子义媳，真是妙不可言，听到他们下楼来，便高声念念书，表示十分用功，像对贤子贤媳呢！后来，看看跟着鲁迅，并没有什么前途，又去找创造社的人。创造社的人，那时和鲁迅是冤家对头，因为他俩住在鲁迅家中，冷淡了他俩，还嘲笑了一阵子。后来他俩倦游还乡，对鲁迅十分失望，决意回家了，他两个要鲁迅送五千银圆的路费，这幕闹剧，就此落幕。要是《鲁迅传》影片中，插上这一幕真实的闹剧，岂不笑死了天下后世人？我这么一说，大家看了，又该有什么感想？

世人对于自己所敬仰的人，总设想他们是圣人或贤人，那位孔老二，他自己明明白白形容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并不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是什么圣人；他那点知识，是“好古敏以求之者”。可是那些把他送进神座里去的人，一定要他吃冷猪肉；连《论语》所载《子见南子》，替那位美人拉马车的实事，曲阜孔家子孙就不准在济南中学演出呢！鲁迅在《两地书》中，也有绵绵情话，也有“岂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乎？”这样的妙句，我知道有人是不让我把它写出来的。我对鲁迅说：“我相信你并不要希圣希贤，你是一个智者。你是尼采！”鲁迅先生说，真的孔夫子，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孟夫子就不同了。（参见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是创作《孔乙己》的人。

鲁迅先生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就凭这一句话，我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原来，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许羡苏（钦文的妹妹）和许广平。朋友们心中，都以为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儿也不多说了。

谈鲁迅往事的林辰先生，他在开明本的《鲁迅事迹考》中，有过《鲁迅与狂飙社》的专章，到了1956年重版的《鲁迅事迹考》，狂飙社和莽原社各立专章。狂飙社，1926年成立于上海，它的重要角色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朋其、高歌、沐鸿等人，都是过去莽原社社员。原莽原社是鲁迅组织的，主要社员有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和高长虹等人，正如众星之拱北辰。可是，到了那年8月，鲁迅离开了北京，为了向培良的稿子问题，那团体内部发生冲突了。高长虹他们，在上海成立了狂飙社，开头便攻击鲁迅先生了。指鲁迅为“世故老人”，“戴着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等等下劣的谩骂，和“鲁迅常说郭沫若骄傲”一类的挑拨。真是窝里反了，对鲁迅是一件最痛心的事。到了后来，鲁迅才知道高长虹所以毒骂他，向培良等的稿件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真实的原因，却是“为了一个女性”。鲁迅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两地书》）于是鲁迅就写了一篇小说，叫《奔月》，和高长虹开了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用的是《逢蒙学射于羿》，后来“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的故事。高长虹在三角恋爱中败了下去，那就永远怀恨在心了。到了鲁迅逝世以后，狂飙社三剑客，除了尚钺还怀念旧情，高长虹和向培良，一直骂个不完。鲁迅曾对许广平叹息道：“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而对于青年，则必退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他想不到在他身后，狂飙社嘁嘁喳喳之声一直响了下去。这场带醋味的小风波，读者欲知其详，请看林氏的书。假使写成一出剧本，或许比《子见南子》还更风趣些。不过，许广平这位月亮，会不会以为我们也在“幽了鲁迅一默”呢？

鲁迅的知己朋友，除了五位姓许的以外，我应提到一般人所想不到的陈公洽（仪）将军。鲁迅每逢碰上了挫折，总是长叹息道：“我要到公洽那边当兵吃粮去了！”后来，黎烈文兄在上海抑郁不得志，介绍他到福建去做文化工作，创办了改进出版社的便是鲁迅之力。后来又随陈将军到台湾去了。

（录自《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新月派是鲁迅的宿敌，叶公超是新月派的主要干将之一。鲁迅逝世后，他接连写了两篇很有分量、颇受关注的文章，深切的理解和高度的评价情见乎辞。这曾令叶氏好友、新月派主帅胡适感到不快。 cIf6uqfSWbzIBqnW0jkE6D+cC5afUoWTRJd3HIVMBbmqMGzAbZ+Y9kOZghysu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