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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人都称豫才为“鲁迅”。其实这只是他的笔名；他并没有把正式的姓、名、号废除，他的名片上刻的是“周树人”，他写给他的老朋友的信都署“树人”或“树”（十月二十一日《世界日报》上影印他十月十二日给宋紫佩君的信，署名“树人”，是其证），他们也都叫他“豫才”；我也是他的老朋友之一，故此文称“周豫才”而不称“鲁迅”。至“鲁迅”二字之由来，则因他在民元以前所做的文章往往署名曰“迅行”，而其太夫人姓“鲁”；他撰《狂人日记》时，省“迅行”为“迅”而冠以母姓也。或误以“鲁迅”二字为其别号而冠其父姓曰“周鲁迅”，大误。
玄同附记。
我与周豫才君相识，在民元前四年戊申（1908）。至今凡二十九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1908—1916）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1917—1926）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1927—1936）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
民元前四年（1908），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龊龌心理。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同时他在《河南》杂志中做过几篇文章，我现在记得的有《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篇，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我那时虽已与他相识，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
他于民元前三年己酉（1909）回国。民国元年（1912）他在北京教育部任佥事职。二年（1913）二月，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他也是会员之一，会中为了注音符号的形式问题，众论纷纷，不能解决。先师门下任会员之豫才、逖先、季茀、马幼渔（裕藻）四君及舍侄钱稻孙君提议，采用先师在民元前四年（1908）所拟的一套标音的符号（以笔画极简之古字为之），会中通过此案，把它斟酌损益，七年（1918）冬，由教育部正式颁行，就是现在推行的注音符号（黎劭西君所著《国语运动史纲》第56及75页中有详细的记载）。
二年（1913）九月，我到北平来，从那时到民国五年（1916），我与他常有晤面的机会。他住在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里（即《呐喊》自序中之“S会馆”），他那时最喜欢买“造像记”，搜罗甚富，手自精抄，裒然成帙。三年（1914），他曾用木板刻所辑的《会稽郡故书杂集》。
六年（1917），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1918）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接着第2、3、4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作成而登在第4卷第5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9卷（十年下半年，1921）止。
稍后〔记不起正确的年代，约在十年（1921）到十五年（1926）〕，他在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它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
十三年（1924）冬，孙伏园与李小峰诸君创办《语丝》，约周氏兄弟、王品青、章衣萍（洪熙）、章川岛（廷谦）诸君共任撰稿，故《语丝》中豫才的文章也很不少。十四年（1925），他又与他的几位朋友（姓名都想不起来了）共办《莽原》。此外则徐旭生（炳昶）、李玄伯（宗侗）诸君所办的《猛进》中，也有豫才的文章。
十四年（1925）夏天，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事件发生时，豫才是女师大的教员。他是站在学生一边的，被教育总长章士钊所知，于是下令免他的佥事职。十五年（1926）“三一八”的惨案发生以后，北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倒行逆施，竟开出所谓知识界的过激分子五十个人的名单，要通缉他们，豫才也是其中之一人，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北平，上厦门去教书。
十五年（1926）秋天他上厦门直到现在。这十年之中，他与我绝无往来。十八年（1929）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第244页）。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1913）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1926）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1929）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不过这以后他又到北平来过一次，我自然只好回避他了。自从他上厦门到现在，这十年中，我除了碰过他那次钉子以外，还偶然见过他几本著作（但没有完全看到），所以我近年对于他实在隔膜得很。
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我读豫才的文章，从《河南》上的《破恶声论》等起，到最近〔二十五年（1926）十月〕“未名书屋”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止，他所持论，鄙见总是或同或异，因为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都要由我自己的理智来判断也。
至于我对于豫才的批评，却也有可说的：（1）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古小说钩沉》，他校订《嵇康集》与《唐宋传奇集》，他著《中国小说史略》，他翻译外国小说，都同样认真。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2）日前启明对我说，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所以总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实在是豫才辑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即是一例。因为如此，所以他所辑校著译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的。这种“
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3）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这三点，我认为是他的长处。但我认为他的短处也有三点：（1）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2）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3）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以上所说，是我所知道的豫才的事实，我与他的关系，我个人对于他的批评。此外我所不知道的，我所不能了解的，我都不敢乱说。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二十四日
（原载《师大月刊》1936年第30期）
曹聚仁游走国共两党之间，以中立自居。他与周氏兄弟都有交往，也基本维持了与双方的良好关系。他撰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后来又助成出版《知堂回想录》。文中“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的说法，独具只眼，值得关注。